作者: [苏] 格拉宁
出版社: 海燕出版社
译者: 侯焕闳 / 唐其慈
出版年: 2001-3
页数: 126
定价: 13.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35021175
所有的人,连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大。
他生前发表了七十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
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印张。五百印张,等于一万二千五百张打字稿。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此外,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三十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一九五五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三十五箱地蚤标本。共一万三千只。其中五千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三百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五倍。他对跳甲属的分类,研究了一生。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理解其价值及其说不尽的新颖之处。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他怎么能一生都用来研究蠕虫的构造,他很惊奇:“蠕虫那么长,人生可是那么短!”
他的知识面有多广,是很难测度的。谈起英国的君主制度,他能够说出任何一个英国国王临朝秉政的细节;说到宗教,不管是古兰经、犹太传经,还是罗马教廷的源流、马丁·路德的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他都是如数家珍。他懂复变数理论、农业经济、罗·费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希腊古罗马,天知道他还精通些什么。这,不是他要当万宝全书,不是死背硬记。他之所以获取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是有原因的,下文自有交代。
根据列夫·贝尔格、尼古拉·瓦维洛夫、弗拉基米尔·贝克列米舍夫这一流专家们的反映,柳比歇夫的著作很有价值。今天,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见解已升到有争议的等级,一些有争议的见解已升到无可争议的等级。对于他的学术声望乃至荣誉,大可不必担心。
我不打算通俗地阐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贡献。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他,我们同时代的人,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多思想,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最后几十年(他是八十二岁上死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维效率有增无减。关键不是在数量上,而在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对我最有吸引力的精萃,核心正是这个方法。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创举;不问他其余的工作和研究如何,这种工作方法是独立存在的。从表面上看,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方法,一点也不起眼。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几十年来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它成为柳比歇夫的生活的骨架。不仅保证了最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
还在柳比歇夫生前,谁见过他的文档都免不了惊愕。他的文件都编了号,装订成册,好几十、好几百本。学术通信,事务信函,生物学、数学、社会学的教案,日记,论文,手稿,他的回忆录,他妻子奥尔珈·彼得罗夫娜·奥尔里茨卡娅(她花了好多力气整理这些文档)的回忆录,笔记本,札记,学术报告,照片,书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柳比歇夫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我翻着他的日记,一会儿看看一九六○年的,一会儿看看一九七○年的,瞅一下一九四○年,看一眼一九四一年,——哪一年都是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天哪,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日记。哪一天都是一篇短短的明细账,记着当天干过的事,注明用了几个钟头几分钟,还注了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看看战前的日记,也如出一辙。没有记叙,没有细节,没有思考,——一般构成日记中心内容的那些东西一概不见。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鉴定袋蛾——二十分(1.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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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二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六页——三小时二十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消息报》——十分,《文学报》——二十分;阿·托尔斯泰的《吸
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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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四十五分。”
几十、几百页都是这种枯燥无味、事务性的记载,每天五至七行。我发现,每个月到月底他都要做小结,画了一些图,列了一些表。到年终,又根据每月小结做一份年度总结,列出一览表。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七二年他去世的那一天,五十六年如一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丝不苟地记下他的时间支出。柳比歇夫每天都要结算他度过的时间,算出这个那个都用了多少小时多少分钟。
多年来经常看表的结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表,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作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一小时三十五分”、“一小时五十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明在冷冰冰地流逝。
一九一八年,亚历山大·柳比歇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开始从事纯学术工作。那会儿,他已经提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创立生物自然分类法。
“要创立这样一种分类法,必须先找出某种类似的原子量;我想对没有直接功能作用的机体结构中的曲线进行数学研究,通过这个办法来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九一八年这样写道,“这项工作在数学上看来困难极大......我起码要过五年,等数学基础打得好一些,到那时候才能着手完成这项主要任务......我立意要写一部数学生物学;一切企图把数学运用于生物学的尝试,都将兼容并蓄于这部书中。”
柳比歇夫二十多岁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也明确地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运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纲领,并从而预决了他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事实上是至死不渝。
这样到底好不好?——给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么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它的机会,人变得干巴巴的……
然而在事实上(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运并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气勃勃、和谐协调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在他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终忠于他青年时代的选择,忠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里,他的生活由于目标明确,也是令人羡慕的。
柳比歇夫开始的时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着建树功勋,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渐回复天性,冒出人的弱点,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攀登越来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朴实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过那是后话,至于在初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是喜欢计算也善于计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与正常人无法比拟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时间。他当然相信他能做到,但总是要从另外什么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时间。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我在学术工作中也很愿意摄取新的事实,做纯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从中找到乐趣。再加上我从我念念不忘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乐观主义,结果我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指望发表。重要的论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详细,甚至弄到现在我在这上面仍花很多的时间。我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写个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头有大量的存货,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货立刻能派上用场;文章写得很快,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我平日储备着的材料,随用随取。
“我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
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老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刨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一个月工作了三百一十六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十二——十三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
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象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他把一昼夜中的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十个小时,分成三个单位,或六个“半单位”,正负误差不超过十分钟。
除了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类工作外,所有规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时完成。
第一类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写书,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看参考书,做笔记,写信)。第二类工作包括做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看文艺作品,不属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动都包括在内。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十五分,陀布尔让斯基——一小时十五分)。分类昆虫学,参观——二小时三十分,安置捕捉器两个——二十分,分析——一小时五十五分。 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二十分,《医学报》——十五分,霍夫曼的《金罐子》——一小时三十分,给安德朗写信——十五分。 ------------------- 共计六小时十五分。”
整个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
怎么是“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从记录看,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它。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一九六五年的八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六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基本科研——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分类昆虫学——二十小时五十五分
附加工作——五十小时二十五分
组织工作——五小时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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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五分”
“基本科研”这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包括什么内容?用在什么上了?
“1.分类工作——《分类法的逻辑》报告草稿——六小时二十五分
2.杂事——一小时○分
3.校对《达达派研究》——三十分
4.数学——十六小时四十分
5.日常参考书:里亚普诺夫——五十五分
6.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分
7.学术通信——十一小时五十五分
8.学术札记——三小时二十五分
9.图书索引——六小时五十五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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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我们还可以随便拿哪一项继续分析下去,就拿第六项吧——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花在什么上面,一目了然,误差不超过一分钟。
“1.陀布尔让斯基《人类的进化》,三百七十二页,看完(共十六小时五十五分)——六小时四十五分
2.亚诺什·卡罗埃《动物有没有思想》,九十一页——二小时○分
3.P.贝尔格的手稿——二小时○分
4.聂考洛,奥斯维尔陀,十七页——四十分
5.拉特纳的手稿——一小时三十分
合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小时五十五分”
部分学术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还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评论都规规矩矩地装订成册。这些用打字机打的合订本,犹如读书总结,是他融会贯通了的知识的存放处。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记起某本书中需要的东西。
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菁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是插图、表格、附页、书皮…...
除了第一类工作,第二类工作的统计也是同样的详细。 为什么要这样精打细算,就比较难解释了。文艺作品的阅读花了二十三小时五十分。有什么必要开列出来,一一计 算呢!其中:“霍夫曼,二百三十八页——六小时”;“米里尔斯基论霍夫曼——一小时三十分”;等等,等等。
接着是八本英文书,共计五百三十页。 写了七封计划内(!)的信。 报章杂志看了多少多少小时,给亲人写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时。
所谓休息,是两种工作的交替,就象是正确的田间轮作制。
无话可说,这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个小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小时和那个小时都是平等的,每个小时都要结算。
结算同时也是对计划的总结。一总结马上提出下个月的计划。举例来说,一九六五年九月的计划包括哪些内容? 规定:十天在新西伯利亚的学院里讲课,十八天在乌里扬诺夫斯克,两天花在路途上。接着是哪一项工作要用多少多少小时,巨细无遗。比如,写信二十四封——三十八小时。 开出必读书单。在照相上要干些什么。要给谁写一份评语。
与学院里的职务有关的工作,也要做个计划,参考以往的经验,把时间大致安排好。......
“制订年度计划或月计划时,不得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例如我计划要看一本什么书。根据老经验我知道,我一小时能看二十——三十页。我就根据这个老经验来订计划。至于数学,我计划每小时看四—五页,有时更少。
“所有看过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研究。怎么研究?如果一本书谈的是我不大了解的新东西,我就尽量做摘要。凡是比较重要的书,我都尽量写一份评论性的简介。根据以往的经验,需要做这些工作的书,可以定出一定的量。
“如果认真办事,实际工作时间对预定工作时间的误差一般为百分之十。需要做摘要评论的书,常常没有完成预定的数目,拉下很多。兴趣往往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欠了很多债,一下子还清又不可能,结果就完不成计划。有时候,完不成计划是由于工作精力暂时衰退。完不成计划也有外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工作有必要做计划。我以为,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是靠了我的方法。”
年度总结是篇幅浩瀚的报表,整整有一本。什么都有记录。以一九三八年为例:多少时间用于生态学、昆虫学、 组织工作、动物研究所、基塔耶沃的水果研究所;多少时间 用于同人们打交道、路途往返、家务。
每一年过去,柳比歇夫都要进行分析研究,统计学的一切办法都用上了。素材有的是——那便是每个月的小结。 总结完上一年,就该制订下一年的计划了。下一年的计划根据柳比歇夫提出的任务大致地安排一下工作。
“第一类工作 五七○(五六四·五)
路途往返 一四○(一四二·○)
交际 一三○(一二九)
私事 十(八·五)”
括号内是完成数字。括号内外的数字相差无几。说明他能多么精确地提前一年计划他的生活。
他在总结中吹毛求疵地记上一笔:
“第一类工作完成五六四·五,原计划五七○,赤字为五· 五,即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切都相符,误差仅为百分之一!
每月小结虽然巨细备载,年度总结中仍把所有干了的、读了的、看了的统统收集到一起,加以计算,分门别类。一年来的工作和休息——简直是什么事情都要结算累计。
“娱乐——六十五次”,接着是一张清单,列举了看过的戏和电影、听过的音乐会、参观过的展览会。
“......一九六六年,第一类工作共计一九○六小时,原计划为一九○○小时。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增加二十七小时。平均每日五·二二小时,即五小时十三分。”
了不起!每天有五小时十三分钟搞纯学术工作,天天如此。整整一年没有休假,没有节假日!五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五个小时内没有什么歇一会抽支烟的工夫,没有聊天谈话,没有遛达散步。仔细想想,这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一连几年的数字结算如下：
“一九三七年 一八四○小时
一九三八年 一四○二小时
一九三九年 一三六二小时
一九四○年 一五六○小时
一九四一年 一三四二小时
一九四二年 一四四六小时
一九四三年 一六一二小时”
等等。
这是基本科研工作的时间,其它一切辅助工作都没有计入。这是创造和思考的时间......
在一九六七年。他可是已经七十七岁了。
“俄文书共读五十本 四十八小时
英文书共读二本 五小时
法文书共读三本 二十四小时
德文书共读二本 二十小时
七篇论文付印......。
“......由于长期住院,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但主要工作的计划还是超额完成了,虽然有许多事没有办好,例如《科学与宗教》一文占用的时间要比原先预计的多四倍。”
在其它项内,列入没有看完的书留下的尾巴——欠下的债。
“达尔文《造物的神殿》 五小时
德·布洛埃尔《物理学中的革命》 十小时
特林格《生物学与情报》 十小时
陀布尔让斯基 二十小时”
欠债的账单每年重复一次,债务没有减少。
有些材料是出人意表的:游泳四十三次,同朋友、学生交往——一百五十一小时,最欣赏哪几部影片......
人在一年内能干多少事,能见识多少东西啊!太多了! 每一份总结都显示了人有多大的潜力,每一份总结都使我们为了人有那么充沛的精力而感到骄傲。人的精力,如果明智地利用它,能创造多少成果啊!此外,我头一次发现, 一年原来有那么大的容量。
除了年度计划,柳比歇夫还把他一生的时间制订成一个个五年计划。每过五年,他把度过的时间和干过的事分 析一通,可以说是做个总的鉴定。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在跳甲属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如果能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论述大田跳甲属的专著,就满意了。搜集完毕,但我并不指望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能确定各族系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虽然在形式上我哪一项都是连一半也没有完成,然而各项工作都有显著的进展......”
他的工作,面一般铺得很广。上面提及的那个五年计划,要搞数学、分类学、进化论、昆虫学和科学史。所以,总 结也好,计划也好,都分成许多项、许多小项。
不管怎么说,心灵并没有把做这些总结简单地看成一项自愿的、从实用出发的工作,所以总在探究某种秘密的原因和动机。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是关心自我—— 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对自己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心和兴趣。是研究自我?真奇怪。他反正是怪人。我们要做到心安理得,最好把他看成怪人:人世间怪人还少吗......
柳比歇夫以他的总结作为镜子。这面镜子的水银有点儿特别:它照出来的不是人现在的面目,而是他过去的面目,才过去不久的。柳比歇夫的总结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历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细密的网眼,抓住了变幻无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损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记忆是靠什么?靠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拿事件来做标志的。它们仿佛是路标,路标之间却是一片空 白... ... 比方说,我自从写柳比歇夫的小说以来,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光都跑到哪儿去了?伏案写作的时间本身并不多, 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我可是干事儿来着,一直忙得很;究 竟忙些什么,却记不起来。是瞎忙还是忙的正事——这九十天该怎么总结呢?光这几个月倒也罢了......以往,年轻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猛然想起,一年又过去了,我决心要 做的,并且也向别人保证了的,又没有做成——一部小说没有写完,诺沃戈罗奇纳没有去成,有些信没有回复,同谁没有见成面,又是什么没有做......拖啊拖,结果是无可再拖了。如今我尽量不去回顾。随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债务太多了。当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破产了。
一九四二年,他儿子符赛沃洛德阵亡的噩耗传来,亚历 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满腔悲痛,却仍是一丝不苟地继续工作。一九四二年的计划,他是这样规定的:
“......(1)我全年在普尔热瓦尔斯克。
(2)不兼职。
(3)在应用昆虫学方面我本人不准备做很多工作,只限于 领导以及研究伊塞克-库尔州的动物志......。因此第一 类工作总量,计划可达到一九三七年的水平(该年的效率是创纪录的),但,第一,由于战事,无法出书;第 二,我在基辅的学术文档肯定已全部被毁;第三,以我的年岁说,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开始完成我一生的 主要计划——《理论分类学与自然哲学》。根据以上三个原因,一九四二年的基本工作方面不拟写成什么学术著作,只有三个不长的学术政治性报告要完成。”
计划了,也完成了。一九四二年是效率最高的年度之一。个人的悲剧仿佛没有波及他的工作精力,在日记、总结和计划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到时候了,到不能再拖、必须立即开始的时候了。他似乎计算过,他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完成他一生的大业。
私生活和心境不能妨碍工作。心境及其它的喜怒哀乐自有它们的时间,统统放在“家务”栏里。
儿子的死,他伤心了好多年。他那个时期所有的信札, 连篇累牍都在回忆他的儿子,丧子之痛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男子汉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紧紧抓住汽艇的 线索,一松手,一失去速度,他就会沉到水底。有些时候。他是如此地烦恼苦闷,以致只能机械地记日记,机械地做昆虫标本,机械地填写标签。科学失去了意义。他捱受着寂寞 孤独的煎熬,没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见解;他知道他将证明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时间,需要孤零零一个人跋涉,横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够了。
他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 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 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 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
摘引一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 伊 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因子总量)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因子总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 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 (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因子(这词出自拉丁文 gilarus——快乐的意思)。我的曾 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 ·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上,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 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因子的作 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来;为了装样子,挤 出几滴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 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因子,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 以叫做争论因子或饶舌因子: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 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 1。明摆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 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 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 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因子(这个词出 自希腊文 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险因 子,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 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 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 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 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 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 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 时还没有旅游事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 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 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 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因子的列宁格勒人不同, 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因子。我上面 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 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 但决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 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 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 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 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 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 太教堂去听唱圣诗。
“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 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 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 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 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 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因子。 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各不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积极性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中,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 他自然用不着为我作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因子总量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 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 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 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 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 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之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看来也有许多得之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 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 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 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是精神品质。
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时出现自我评价。他评论自己, 都是为了比较。这些自我评价,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师友 的精神面貌。
“......你漏掉了一个特点,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特 点: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出奇的委婉。沉着镇静......因为我在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尼·学习他的这个优点。我这人很刻薄,我的批 评常常刺伤了别人,甚至是我亲近的人。诚然,这并没 有损害了真正的友谊,并且被批评的人常常变成了我 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泪。
他们能够争论但丁的短长,读他的原著,背诵他的原文。他们能够凭记忆援引替特·李维、赛纳卡、柏拉图的 话。是因为受过古典教育吗?可是他们也熟悉雨果和歌德, 俄罗斯文学更不在话下。
他的信会让人误认为他是个搞文学研究的,并且还是个专家。柳比歇夫的文档中保存着他写的几篇论文,论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罗曼·罗兰的《革命的戏剧》。
说不定文学是他的嗜好?没那回事!它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是一种无所企求的爱。他并没有企图参加搞文学研究。这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种禀赋如今是被遗忘了: 他不能光是欣赏艺术;凡是读过的、看到的、听见的,他都必定要去设法领悟。他仿佛是要把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实他的人生观。
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 兼课,兼任其它单位的顾问。需要帮助妻子,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来想着除了应用昆虫学以外,还要研究 分类昆虫学和一般生物学问题......但没有做多少。不 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跑商店,去排队买煤油和其它东西。 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难。我数学搞得相当多;乘电车, 坐火车,都在钻研;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演算习题。有一 段时间,人家对我侧目而视,但到后来他们发现,我演 算习题并没有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这,我是通过我在会 议中间的插话证明了的。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 出门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学书,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学问题上,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约有一百张练习薄纸,分析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这部手稿在基辅丢失 了...…。”
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柳比歇夫的一段自白: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 奇,象他一样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在科研工作 中,我非常愿意做做纯事务性的工作。”
显而易见,门捷列耶夫也把这类事务性的工作看成是休息,是享受。从柳比歇夫身上就可以看到,分门别类的爱好可以体现在一切嗜癖之中,而门捷列耶夫的这些卡片目 录和账本,也完全不是什么弱点。凡他所碰到的东西,他都 想加以分门别类,把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程度确定下来。事务性的,甚至技术性的工作,通常被人们误认为毫不相干的古怪行径和毫无价值的浪费时间,实际上却有助于创造性 的工作。很多科学家认为事务性的工作并不是分散精力, 而是有利于创造的一项条件。
他的一生是无休止争执的一生。内心的争执使他对生活中的一 切邪恶更加敏感、更加无法容忍。这无休止的争执培育了他的道德。当一个人意识到历史是由他,也是为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能胸怀全世界。能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就是自己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民责任感。他对季米里雅泽夫能把一个科学家对纯科学的忠诚与对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如此崇敬,这决非偶然。胸怀全世界,这是从属于 整个人类的一种感觉。
柳比歇夫通常对理智评价很高。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却缺乏理智,不善于算计。他的自觉纪律还是生效的,不过在结账时,往往会发现他的花销是他绝对支付不起的。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神学的著作上,要说他白白浪费时间,那是再容易不过了。某些历史学家善意地为他遗憾。实际上,他的宗教观点同他的科学观点协调一致,甚至相互作用。柳比歇夫也指出,牛顿在解决万有引力定理这个问题时,需要有东西来填补宇宙空间。他就用上帝来填补了这空间。只有靠上帝,他才能解释万有引力。
柳比歇夫创造并不断修订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节约时间, 都不是为了以后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入迷的事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破坏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时间统计法没有能控制住他,没有进行抵制。他的时间统计法象过去为他的长处服务一样,开始驯服地为他的弱点服务。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订的计划了吗?大自然赋予了他 (或者说他从大自然那儿领取了?)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才 能、长寿;他还制订了一个时间统计法,尽管有所偏离,但他 还是一直遵循着这个时间统计法来使用时间和精力......
可惜,他并未完成原订的计划。在生命将终的时候,他 明白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了。根据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还差多少就可以达到他立下的目标。当他决定集中精力写《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一书时,他已满七十二岁了。他预计这本书将占用七至八年的时间,并将成为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就象任何一部最后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将是一部主要的著作,里面将剖析普通生物学的概念。
用了几年时间,他才写到哥白尼。显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学各科了。按具体体系拟订的研究项目也落空了。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就千方百计压缩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他舍弃了象虫类,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缩减种类。到了一九七○年,在可靠地鉴别性别方面,他总共才完成了六个小类的任务。设想得那样多,而完成得却那样少!四十五年从事跳甲属的研究工作,成果却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鲍里斯·乌瓦洛夫同他一起开始工作。在同样的这些年里,乌瓦洛夫在两千种非洲蝗虫中,验证、论述了将近五百种过去没有研究过的类目。乌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虫,结果就成了世界上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非洲的治蝗工作,为此获得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授予的勋章。当然,乌瓦洛夫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种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总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论性问题结合起来。但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在这方面也遭到了挫折。当然,有关害虫的研究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虫学方面,他稍带也作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来,成 绩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级制度并非到处都适用 的。这个概念就不仅涉及生物学一门科学。他的著作使数学家、哲学家、控制论专家都发生兴趣。可以找到不少告慰之处。但预定的计划没有能完成。他调整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使它成为一种生活方法,就是为了完成预定的任务—— 然而却未能完成。不走运呀。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属于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种人。他的身体并不怎么好,但由于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长寿,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种最为复杂的情况下,始终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几乎一直从事他想干的和他爱干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个幸福的人吗?
这儿说的幸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制订的、核算过的、安排好的计划落了空。哪一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大部分著作没能在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目标并没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已接近到能够看得见它是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并且是可以达到的。现在当他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死期将临,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够了。当意识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这是多么伤心。除了不幸,还能称作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所有这一切,柳比歇夫都够了,赋予他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要是他给自己选择的目标稍许小一点点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布尔或乌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怀着一个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后会用得着的。那些在他身后继续活下去的人会需要他的。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比之于科学家,这种自我安慰在艺术家中更为常见。其实,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需要他,不过各有各的需要罢了。
在他紧张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们、他喜爱的人儿、他的表率都不断在变换。仔细去考察这种变化,该是很 有意思的事。对于柳比歇夫,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已“成 为”怎样一个人。他永远正在“逐步成为”怎样一个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变化,他总是重新考虑,不断提高对自己和对自己理想的要求。
时间统计法帮助了他,或者是迫使他......
他不期待别人的赞扬,他学会了自己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价。时间统计法提供了客观的指标,能说明他的情况。 他在一九六三年骄傲地记下了二千零六小时三十分钟的最高工作记录!平均每天五小时二十九分钟。而战前,每天大约四小时四十分钟!他清楚地了解这些数字的真正价值,他给自己规定了定额,他拿着秒表监视着自己,他自己奖励自己,自己惩罚自己。
......你是你自己最高的审判者;
你对自己劳动的估价会比任何人都严格,
你满意自己的劳动吗,苛求的艺术家?
这样的自我修养在许多人看来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令人愤慨。最容易的是认为首先应当是环境和社会作用于 人 ,社会有责任培养人的个性,使个性臻于完善,对个性提出要求等等。
柳比歇夫却不然,他自己对自己提出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监视自己,自己向自己汇报。
是不是向自己汇报?仅仅向自己汇报吗?我一而再, 再而三地试图弄明白主宰着柳比歇夫的那种感情。这种感 情多半是感到天赋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不仅生命只有一次, 不可复得,而且生命中的每一天也同样具有这种只有一次, 不可复得的性质。
不管多么奇怪,他的纯理性竟产生了热情,由于他的条理性,生活的奇迹每天层出不穷,令人吃惊。他的时间统计法好似使这种神奇性不断翻新,令人难于习惯。
大多数人不想试着超越自己可能性的极限;他们一辈子也不想试着了解他们能干些什么,不能干些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他们力不能及的。这种审慎稳妥在科学界是最可悲的。一个科学家按照自己的能力挑选任务,结果获得了荣誉,声名大噪。他不会犯错误。他的著作清单挑不出毛病,没有人有过异议;他的工作始终是卓有成效的。他一旦着手一件工作,一定干到底。但就在这张长长的著作清 单后面,就是那张未写的和未做的清单——就在这未写的和未做的里面,在未犯的错误中间,在回避了的冒险甚至羞辱中间,可能就隐藏着真正伟大的发现。在这里隐藏着自我发现,那是可以肯定的。活了一辈子,连自己——自己应当是你最亲近和最热爱的人——都不了解,真是遗憾......
在这个意义上,柳比歇夫检验了自己。他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衡量任务,而是按照任务去衡量能力。他认为, 有一种精神上的义务,要比保持心灵上的安全感好。
德谟克利特有句话:决定人的精神品质的,不是他的行为本身,而是他的意图。过去我不了解这个想法,也没有接受它。
柳比歇夫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没有搞出成果, 但对我来说,主要的是他想做的事,他的意图:他这个人精神上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他的意图。
柳比歇夫通过他的时间统计法对自己进行了研究和试 验:试验在写、读、听、工作、思索各方面,他到底能干多少?干多少?怎么干?他不让自己负担过重,力不胜任;他总是循着他能力的边缘前进,他对自己能力的掂量愈来愈精确。这是一条永不停顿的自我认识的道路。他为什么这样做? 是为了自我修养?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献身?还是为了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