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罗斯·特里尔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Mao: A Biography
译者: 何宇光 / 刘加英
出版年: 2010-8
页数: 545
定价: 5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126210
- 第一章 童年（1893—1910）
-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 第三章 北京和上海的广阔世界（1918—1921）
- 第四章 组织工作（1921—1927）
- 第五章 斗争(1927—1935)
-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6)
-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 第十三章 怀疑（1956—1957）
-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 第十五章 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毛家比韶山村里多数人家要富裕一些。在20世纪初毛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的家境从贫穷上升到小康。在1904年毛泽东10岁时，他家有18亩地，三年后增加到24亩。他家每年要消费大约4500斤大米，还剩余7000斤可供出售。毛顺生雇了一个长工，并开始通过精明地做粮食和生猪买卖以及抠门的高利贷生意赚钱。他搞到一部分资金，开始购买其他农民抵押的土地。毛顺生的家业看来打理得很不错，有一个牛圈、一个粮仓、一个猪圈和一个小磨坊。
韶山是毛泽东的世界。直至他16岁永远地离开此地之前，他从没有到过离韶山70里以外的任何地方。
毛泽东八岁开始上学，多年以后他冷冷地说：“我八岁时就厌恶儒学。”
泽东和他的一些同学在他们的木头小书桌上读禁书，老师走近的时候就用经典遮住。这是一些讲战争和强盗故事的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书比韶山的任何别的东西对毛泽东的思想世界影响都要大。
到他13岁离开学堂的时候，他已对经典中包含的思路和道德规范十分反感。但他最初开始反对这种强调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是因为它教导人盲目服从。
对于泽东来说，儒学经典所起的作用甚至适得其反。他不喜欢孔子教人尊崇权威，对于私塾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约束他的人，他的敌意越来越大。
他最早表现出正义感，是在学堂里和人的交往中。有一个孩子穷得带不起午饭，他就每次把自己带的午饭分给他一半。他母亲搞不明白为什么他每天晚饭胃口会那么好。当她得知她精心准备的午饭的去向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就每天为泽东准备两份午饭，让他带到学堂去。
在南岸学堂上学两年之后，毛泽东很熟悉背诵四书五经的标准程式了。起立，走到老师的讲台前，背对老师，然后滔滔不绝地背出那些箴言。但有一天早晨，泽东没有遵从常规的形式。老师叫到他时，他没有站起来。晨，泽东没有遵从常规的形式。老师叫到他时，他没有站起来。“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他这样对老师说，老师很吃惊。
他打断他父亲自怜的唠叨，单刀直入地问：“雇一个长工要多少钱？”可怜的毛先生说一年十二元。泽东把一个信封放在他父亲粗糙的手里。“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天亮后不久，他徒步离开了韶山。肩上的扁担是他常用的东西，但在这个清凉而泼洒着阳光的早晨，扁担上挂着的不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裹，里面是几件上衣、两条灰被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一个篮子，专门放《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一个事实使毛泽东意识到，从韶山呆滞的乡村生活转而适应东山的环境，必须弥补多大的差距：虽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以前已经死去，但只是到了东山之后，毛泽东才得知他们已不在世。
通常情况下，他在学校课程之外阅读两种主要的读物。姓文的表弟给他看一些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此外还有《戊戌变法》，为改良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康有为所作，它是改良运动最后一次高潮的宣言。这些书刊第一次给了毛泽东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熏陶。
那是一本名为《世界英雄豪杰传》的选集。当书还给萧三的时候，萧发现书已像排版校样一样标上了批注和符号。毛泽东在关于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二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用铅笔画满了圈圈和点点（中国人表示强调的方式）。
“我们需要他们这样的伟大人物。”毛泽东热切地对萧三说。中国必须富强起来，“避免重蹈印度支那、朝鲜和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喜欢读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书，有两个人他终生不忘：统一中国的强人秦始皇和有军事才智并使汉朝走向强盛的汉武帝。
1911年春，毛泽东带着他的扁担和行李卷离开了湘乡。萧三也同毛泽东一起离开了，不过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对东山不满意。他们步行到了湘潭。毛泽东向湘潭的一所高小提出申请，但由于他年龄太大、个子太高，申请被拒绝。
毛泽东还有一个后备计划。在东山时，他就请一位老师为他进长沙的一所中学打通了关系。萧三和毛泽东挤进了由湘潭开往省会轮船的三等舱。令毛泽东惊喜的是，他没费多大周折就被录取，进入这所专为湘乡人开设的很好的学校。
历史只给了毛泽东四个星期留在这所长沙的中学。1911年10月，革命者在武汉开始了推翻清廷的行动。经过267年之后，中国垂危的最后一个王朝行将崩溃。革命军在一个月之内就攻占了17个省。清王朝时代结束了。
革命军的一位发言人来到毛泽东所在的学校，就新时代的前景作了讲演。毛泽东非常感动，决定“参加革命”。仔细考虑他今后的具体计划整整五天后，他加入了革命军在湖南的一支部队（称作新军）。
他之所以参军，是因为他觉得军队将为建立新中国而有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儒家道德的不以为然，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连长和排长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军队不再回应时代的召唤时，他迅速地离开了。
这个退伍士兵在一间为湘乡人开设的廉价宿舍里租了一张床，并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由漂泊的日子。
一条警察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看上了另一条广告，可以提供制造肥皂的课程，可能觉得这是一项清洁美化中国的行动？两所学校他都报考了，但到临开课时，他放弃了。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相信这两所学校对他的家人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从他父亲那里讨到学费。一所是法律与管理学校，另一所是商业中专。
毛泽东在提到写信向父亲要钱去上第一所学校时，他说：“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绘了一番。”但还没等到韶山方面的回音，这个拿不定主意的青年，对这两所学校又都失去了兴趣，同时又一次损失了报名费。
他跨进另一所学校，这次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后他又离开了。关于学校，他已经充满了自信心。在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的入学考分最高。他对这所学校有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反感。”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青年毛泽东的性格。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拓宽视野，他也读小说、中国诗歌和希腊神话。他攻读了新近由改良派严复翻译成中文的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达尔文的主要著作，还有他曾在东山学堂时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读到过的两位哲学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
他长时间地盯着图书馆墙上的一幅《世界堪舆大地图》。
毛泽东在学校繁多的课程中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他研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在斯宾塞《社会学原理》一书的译本中，他读到一种思想。
凡是毛泽东看不上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他连碰都不碰，常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他喜欢的课程，如写关于文学和道德主题的文章或者社会科学，他就热情投入并出色发挥，常会得到100分。
毛泽东以其敬慕的改革英雄梁启超较自由的风格撰写热情的文章。但是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却“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
袁还说毛泽东在他写的每篇文章的最后一页末尾注上日期太过傲慢。有一次这位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把毛泽东一篇文章注了写作日期的最后一页撕掉。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究竟在干什么，并且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评理”。
对大多数的限制，这个年轻人都是反抗的，但却不反对自己被古典主义所改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他讲的并不完全是真心话。实际上他非常喜欢古文的形式，特别钟情于怀疑论学者韩愈（768—824）的风格特色。
杨昌济崇敬宋代儒学（理学，始于10世纪），但他也在英国和德国度过了4年时光，吸取了康德、T.H.格林和其他欧洲理想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
毛泽东受到杨昌济伦理课的极大激励，他甚至就一位不太重要的新康德主义者F.泡尔生所著10万字的教科书《伦理学原理》，写下了1.2万字的批注。
毛泽东总是晚上很晚还在学校图书馆里仔细阅读长沙和上海出版的报纸。其他学生会过来听他介绍一周来中国国内混乱的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局最新的变化。
为了使毛泽东能紧随自己的路前行，杨昌济向毛泽东介绍“船山学社”和《新青年》。
毛泽东在23岁时，把锻炼身体和写文章结合了起来。他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他用的笔名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体写出来是28画）。
文章用词激烈：“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的论点有三个紧紧相扣的环节。充分发挥体能是意志的表现，而意志是身体与心灵的纽带。锤炼出坚强的体魄，最终则是为战斗做准备。毛泽东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无论是锻炼身体、进行战斗，还是感受愉悦，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这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话，随后文章完全围绕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而展开。
此时，在毛泽东对生活的渴求中还没有政治运作的观念，面对一个需要更新的中国，他只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责任感。
“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天毛泽东对萧三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
杨昌济把他列为他在长沙曾教过的几千个学生里最出色学生中的第三名：萧瑜是第一名，蔡和森（也是毛泽东的朋友，后来成为共产党里一度辉煌但很快陨落的流星）是第二名。
在长沙第一师范的5年半中，他在书籍或副本的页边上，写下了不下100万字的分析性、有独特观点的批注。在页边上，他常常写下“荒谬”或“不通”之类的批语。
毛泽东严于律己。对待自己，也如同一把尖刀。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进行自我修炼的方法：他有一个习惯，带着书到距第一师范不远的一个叫南门的最喧闹的地方去看书，为的是检验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此时毛泽东有一个信条，他把它草草地写在他那本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页边上：“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泡尔生在书中写道，如果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被克服，对抗和争斗自然就消除了。毛泽东在页边上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
毛泽东本来就要去北京的。有了杨昌济搭桥，《新青年》杂志做中介，他已经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外围。
杨教授给北大图书馆馆长写了一个便条：有没有一个差事给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穷学生？
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毛泽东最敬仰两位作者。他说：“他们一时成为我的楷模。”其中之一是李大钊教授，原来他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
毛泽东得到一份在期刊室的工作，月薪8元。工作是很卑微的，薪水也很少。整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借阅者的姓名。
讲到放弃坐船去马赛的机会，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尽管他这话中有自谦和一本正经两种奇怪的意味，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提出的理由。他的基本态度早已定下，这一决定是自然而然的。同时，这一决定对未来有重要的影响：它强化了毛泽东的本土主义。
那一年冬天，毛泽东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在他心灵的坩埚里膨胀得更大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比读马克思更多。比起系统性很强的德国人来，毛泽东更容易理解一位富有激情的俄国人。
毛泽东、“三豪杰”之一的蔡和森和他聪明漂亮的妹妹蔡畅，三个人发誓永不结婚。但三个人后来都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
杨教授在毛泽东到北京一个月后去世。他的去世为毛泽东亲近开慧敞开了大门。两人的婚姻生活以“试婚”开始。
在1920年，他确实作为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深信中国也会发生俄国式的革命。
1921年初，天上下着雪，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形成一个高潮。毛泽东极力主张以“变革”为目标而反对“改良”。他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方法，而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过程”。
毛泽东的主张遭到大多数去过法国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在法国的人的反对，在法国的人通过来信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似乎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了，因为他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成两派。分歧点就是使毛泽东和萧瑜产生隔阂的那些议题。1919年发生在《新青年》拥护者中的一场争论，已经对这些议题做了概括：“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
胡适教授领导着五四运动的自由派，坚持研究“问题”而与政治保持距离。李大钊教授则领导着马克思主义派，坚持一种涵盖一切的“主义”。毛泽东自然是站在“主义”一边。
13名中国代表来参会，他们各持不同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激励了他们激进的思想。
会上出现了两种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共产国际提出，并得到能干的张国焘（来自韶山隔山另一边的那个年轻人）支持的路线：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与孙中山国民党人的任何联系。
被否定的是渐进主义路线：需要一个对公众进行教育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还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家；在反帝和反军阀事业中与孙中山合作是可能的。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毛泽东没有写过比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更有趣的东西了。这项声明写于1921年8月，于1923年初由上海重要的杂志《东方杂志》刊登。在声明中，毛泽东把这所学校和普通学校区分开来。在普通学校，“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主流教育的尖刻观点，引领他杜撰了“学阀”这个词。在中文里，它和“军阀”相呼应。“学阀”缺乏人情，他们把学知识当成商业行为，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打开水龙头，然后让学生自行饮用。
在毛泽东这所学校，即将入学的学生不用参加入学考试，而是要“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课堂讲授很少，基本观念是要你自己去“阅读和思考”，学习的过程成为大家一起寻求更多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就是要尽量打破学生不肯自己思考问题的习惯。因为中国学习历史的紧迫性，历史课成为自修大学的“重要课程”。
毛泽东对长沙9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特别关心。他带领中共支持他们向该市3100辆人力车的车主们要求降低租金，这次运动取得了成功。
有些车夫符合入党的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附近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他把中共的旗帜挂在榕树上，选中的车夫一个一个走上前来，举起右手，跟着毛泽东说：“严守革命秘密，服从纪律，工作努力，永不叛党。”毛泽东的眼中闪着满意的光芒，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党证和一纸袋的学习文件。
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正在发明阶级，而且是强有力地发明——向人力车夫说明，他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阶级斗争）。
到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发展到一个分水岭。一方面，运动很兴旺，势头在中国是最强盛的。毛泽东把安源事务大部分留给李立三、刘少奇和他有金融头脑的弟弟泽民去负责，自己则在湖南的其他地方去撒播革命的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十多次重要罢工。他还不时地悄悄成立新的党小组。工作很有成效，两年之内在湖南成立了拥有5万工人的20个工会。经过仔细和谨慎挑选的湖南中共基层党员，从1921年年中的10名，猛增到一年后的123名。每当一个新工会建立起来，毛泽东就设法安插一个中共干部做它的书记。
毛泽东脚步沉重地走向农村时，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他是否真的相信城市工人正处在革命的前锋线呢？如果不是，中共是否并不那么绝对英明呢？
党在忙于艰难地沿着城市道路走下去。它的总书记仍然是陈独秀教授，他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道路基本没有希望。从欧洲学习回来的那些人——像李立三和刘少奇——对于亚洲革命可能与欧洲革命非常不同这种可能性不予考虑。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远远不足中国人口的1%。中共主要还是个知识分子的圈子。许多工会积极分子，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此外，军阀手里有枪。违抗他们，似乎就是自寻死路。跟他们讲道理似乎也是很悲哀的——毛泽东在1922年12月跟湖南省长引经据典的谈话中曾经这样做过。
他的热情似乎受困。劳工工会已经成为他的生命。为了它们，他牺牲了写作，放弃了小学的教学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组织工作没有发挥出毛泽东的长处。他从来没有在矿上或工厂里干过活。土地他了解，但机器或工业的日常运作，他不了解。在欧洲，通过无产阶级起义进行世界革命的理想思潮是很活跃的，但他没有到过欧洲。
总的看，他不如张国焘（地主的儿子，会说英语），或李立三（从法国归来），或刘少奇（从苏俄归来）适合搞劳工运动。
他跟刘少奇不一样，并不完全相信工业方面的组织工作向前发展了，就会像在重力的作用下一样，必然导向社会主义的大门。
工资问题和工时问题，并没有像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行为那样，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和苏联使者越飞签订了一份协议。中共和国民党人要联手。中共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中共仍将保持独立存在。
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和国民党人联合？他长久以来就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1923年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的确，这个问题是孙中山、莫斯科、中共这个正在形成的三角之间合乎逻辑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共同点。毛泽东赞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中国各阶层的统一阵线反对外国对中国的蹂躏。
他公开表态支持孙中山含义不明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他是被选入孙中山国民党的领导执行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员之一。他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进入一个由19人组成的精英团体，负责审查该党的新党章。
他在国民党上海组织里担负了重要责任。不到一个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驻地就在这个口岸城市。他在1924年春回到上海，走路迈着轻快的大步子。他在两个党里都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从湖南被赶出来以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国共的“统一战线”中找到了起点。
作为个人，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土地再回到土地。1910年，他作为一个造反者离开了韶山。那时对传统的反抗，只是出于一个孩子模糊的怀疑，觉得给他套上紧身衣束缚他的生命是不公正的。
1925年，毛泽东认为，造反不是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拒绝服从，而是整个民族在寻求新的未来。他可以嘲笑自己以前对父亲的怀恨；真正的问题远不止这一点，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样看来，他的父亲与其说是个恶人，不如说是个旧中国的遗老。
毛泽东终于从他所受的教育中醒悟过来。回到韶山加速了他对10年城市课堂上所学东西的消化。他对“洋学堂”的新态度，概括了这种调整。
以前放假回家的时候，他曾经站出来为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辩护，抗拒村民们的批评。但是到1925年，毛泽东已经转变了观点。“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现在他喜欢旧式中国学校甚于洋学校，不再反对父亲，开始在更广大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他悄悄地转向了本地化。
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是为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人。毛泽东判断，韶山周围各县90%的人是贫农或中农，革命就是为了他们。火花将在农村燃起，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大班们更为残忍，也更为广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现在的基本事实。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是把小小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设法做到了把农民力量之酒装进无产阶级至高无上这只瓶子里。
9月的文章是另一回事。文章说，从任何方面说，农民都是革命的关键。他们感受到最沉重的压迫。买办们只是在沿海地区和沿江流域称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买办只是跟在军阀的后面，军阀则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的论据是经济上的。“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权源自土地。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毛泽东大胆地说，“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在长沙时他就已感到的、关于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接着说：“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由此才产生了他们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自然得出结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都在于农民，只有他们的崛起才能捣毁整个旧中国吱嘎作响摇摇欲坠的大殿，甚至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也绝对取决于他们。随着这篇文章，卡尔·马克思陷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8月初，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特别会议在混乱中召开。在武汉一间阁楼里华氏100度高温下，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匆忙组织的会议。由11个成员参加的这次会议推翻了作为党的领袖的陈独秀。代替他的是瞿秋白，就是那个接替毛泽东就任农民部长的文学学者。
就这样，陈教授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毛泽东后来强烈地责备他要为同国民党合作而导致的恐怖事件负责。这有点过分了，因为当毛泽东在1936年说这话时，他不想责备最大的罪人斯大林。
毛泽东左转了。同后陈独秀时期中共其他人一样，毛泽东转向枪杆子。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终于抛开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当他为秋收起义做准备时，他从长沙给中共办公室写信说。
毛泽东的队伍在三湾村的一座旧庙里集合，他们在这里躲一躲秋雨和红土泥巴，泥巴把他们的草鞋粘得不成样子。毛泽东做了好几个小时的演讲。他解释了他要组建一支军队的想法，但这对有些人来说，更像是政治学习班而不是部队。他极力主张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但是有些军官觉得这会抹杀必要的上下级差别。
虽然这似乎不是提出有争议的建议的时机，但在低潮时大胆行事是毛泽东的作风。
毛泽东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时的工农武装，损失了不下百分之九十。余下的百分之十被要求接受一项奇特的新计划，而回报却只有汗水和泪水。他们肯定已经猜到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失宠了，这个另辟蹊径的领袖是否值得他们追随呢？
毛泽东自己一定也有疑问。虽然三个月以后有关他被撤销一切党内职务的消息才会到达，但他早已料到了。上海方面（中央委员会不顾客观条件，像蚂蚁追蜜糖一样耍着性子又迁回到那里）不赞成他的计划，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毛泽东自己创建的湖南的中共党组织也同样谴责他。
他肯定会因夏天遭受的磨难而感到痛心。他被迫与杨开慧及所有其他亲近的人分离。他瘦弱而疲惫，眼神黯然，头发像一把旧笤帚，衣衫褴褛，长满虱子。
不过，如果毛泽东有所怀疑，他也没有说出来。他在这几周里显示了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使一个阴暗的冬天成为走向把握时局的转折点。
毛泽东在需要灵活性和智谋的挑战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和两名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做了一笔交易，从而得到600个人和120支枪。他以游民和“二流子”充实部队。不到两年，刚开始发展壮大的红军的大部分人就是这些被工人和农民都看不起的游民了。毛泽东转向无业游民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别的出路，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把他们视为社会渣滓。他在提到游民时说，他们都是人，都有五官和四肢。如果要归类，那么游民是受压迫的人。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改造他们。他在1928年给上海方面写信说，他打算“加强政治训练以给这些成分带来质的变化”。有趣的是，毛泽东1928年所写的这些话，在50年代的北京版本《毛泽东选集》中，却略去了。
工作是多方面的。要打仗，因国民党部队开始频频来袭；要制定社会政策：对地主要强硬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既征税而又不伤害普通农民？
毛泽东确实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在初期，这比通过向普通农民征税而获得款项的方式要好——而且还把其中一些人在群众大会上枪毙了。但是他尽量不疏远中间分子。他打击大恶霸，但对其他人都尽量示好。
他组织了民兵和赤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他又开始重拾他搞教育的办法，开办干部班、战士班，还有教皮肤粗糙的农夫认字的识字班。
上面做出努力，要约束一下毛泽东。1928年3月，湖南党组织派出一个代表，带着上面的批评和指示来到井冈山。对毛泽东来说，结果很严重。
关于自己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消息，没有让毛泽东动摇。它迟到了四个月，带来的打击肯定已大大削弱。但是，这个代表还攻击了毛泽东的社会政策。党中央觉得应该对阶级敌人多一些“烧和杀”。“工人阶级化”应该成为党和军队的格言（但是工人从何而来？）。
在井冈山上毛泽东有点右倾。这是出于需要，也因为把形形色色的人拉进来并改造他们是他的权宜之计（他宽容到称他的两个土匪头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受命到湖南南部与军阀武装打阵地战。他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余地，因为井冈山已划归长沙党组织领导。向南转移的代价很高。井冈山被敌人占领（虽然一个月后又夺回来），毛泽东的部队损失了一半。
中共又向井冈山派来一个代表，目的还是为了纠正毛泽东，结果却大不一样。这个代表是一个不那么完全可预料的人，他没有指责毛泽东，而是入了毛泽东的伙，与之结为伙伴关系，这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1928年4月，朱德到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线导致他在中国南部遭遇一系列失败，队伍人数很少。但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指示他批评毛泽东的行为像《水浒传》里的土匪。上海方面觉得毛泽东过于重视军事。毛泽东试图代表群众像罗宾汉那样行事，而不是鼓励群众在他们自己的革命高潮中奋起。
毛泽东和朱德在水坑村的一条山间小溪旁会面并互相拥抱。他们把武装部队合并成一支一万人的队伍。这是朱毛红军（共产党的队伍后来以此闻名）的真正诞生。
毛泽东和朱德在有些方面相像，但在其他方面不相像。两个人都是农村出身，都能和农民交谈而不让人觉得是故作姿态。但是，无论是在作风上还是在理论的把握上，朱德都不如毛泽东更像个知识分子。毛泽东有一丝朱德身上的泥土气息，但他不像朱德那样直率坦然。朱德是个卓越而纯粹的军人，毛泽东则使自己成为一个怀有超越一般军人愿景的军人。
朱德很快就尊崇毛泽东为思想家，他代表上海带来的指责刚到嘴边就消失了。而毛泽东则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总是更愿意自己处理重大战略问题而把具体的作战行动留给其他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虽然朱德逐渐觉得毛泽东把宣传做得过分了，并试图“直接管理过多的事”。在中共命运的危险关头，两个人都从对方汲取力量。由于他们的汇合，从井冈山闪现出一道抵抗抽象“左倾主义”的火光。“朱毛”这一绰号诞生了。二十年后，数千万中国人以为这是某一个英雄人物的名字。
毛泽东现在有了一个同级的同事。毛泽东曾经在长沙赢得了忠心的追随者；他曾尊崇过高人：大学里的杨昌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国民党上海办公室的胡汉民。但是，毛泽东与同级的人一起工作能配合好吗？朱德是第一个考验。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主持工作。周恩来批评毛泽东“闯州过府、流通游击”。没人会提议缺席的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就像没有人提议对极糟糕的苏联食物表示感谢一样。但是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大会（显然由苏联人力促）确实说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通往革命有效的一步。这很新鲜，它平息了对毛泽东的井冈山行动的主要批评，至少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代表大会与毛泽东的方法势不两立。农村根据地仅仅被看作是等待高潮的休息室。城市工人仍被视为被革命选中的少数人（真的是太少了！）。以乌合之众充实中共的想法被认为是错误的，还不如根本不要任何充实。
毛泽东是否回想过他在历届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角色呢？中共已经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他正式参加了，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只是旁观者，还有两次他根本就没能参加。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陷入一种三角争斗中。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中共—莫斯科—国民党的三角，现在的三角是中共（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毛泽东在纸上常常具有挑衅性。然而，在党内斗争中，一支擅长辩论的笔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好处。当同事们在实地工作中跟他在一起时(像朱德那样)，他们发现他总是很有说服力，但是他在纸上的语气则常常激怒别人。他好像是在宣布真理，这让那些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恼怒。他应用典故的技巧是把双刃剑，这种技巧使他的表达生动，但如果同事们自己不会用典故的话，他们就不喜欢这种做法。
如果说毛泽东的典故和比喻显得傲慢，或许是因为相比党内通常平淡又晦涩的写作风格，它们很显眼。瞿秋白和李立三都不是与毛泽东同一层次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是既过于谨慎而不越李立三的雷池，又不如毛泽东有独到见解。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凑巧的是，这里正好是贺子珍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永新县城。她出席了党的会议。散会以后毛泽东跟她聊天，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夜宵——两只鸡加两瓶酒。
几天以后，贺子珍花了一整天帮毛泽东处理工作事务。这次她留下来过夜。第二天早晨，他向同事们宣布：“贺子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在1928年以后的差不多十年里，毛泽东一直和贺子珍在一起。他们的相爱宣告了毛泽东一段富有创造力的时期的开始(就像八年前与杨开慧的相爱那样)。她很快就给他生了两个小孩（就像杨开慧在长沙与他在一起的富有成果的两年那样）。
在一个方面，毛泽东跟贺子珍的关系与他跟杨开慧的关系大不相同。这个18岁的姑娘完全是革命斗争的产物，而杨开慧与毛泽东见面时还在她父亲的保护下，毛泽东对她父亲有着一种超越政治的崇敬。贺子珍不具备这点（毛泽东显然从没见过她父母），她只是个热切的共产党女孩。
毛泽东对如何管理军队也有鲜明的观点，他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攻击好像是对朱德打出的痛苦而坚决的一拳。毛泽东坚持主张：“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他在《古田会议决议》里主要强调秩序。他攻击“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军官们可以有骑马的特别待遇，分配给司令部的房间应该比分配给普通士兵的房间大些……
李立三确实想利用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来推进他对若干主要城市发动攻击的想法。他突然赢得了这样做的权力。
彭德怀将军进军长沙。他勉强占领长沙十天，随后就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命不久将与毛泽东的生命相交织）被派往武汉，但他没能夺取那座关键性的大都市。
毛泽东和朱德敷衍了事地开往南昌：他们占领这座江西首府24小时，但毫无结果。工人没有起义，国民党人没垮台，军阀部队没有大量开小差。
在向南昌悲哀而无功的进军中，毛泽东唯一的安慰是，李立三的路线被证明已经破产了。
李立三这只蟾蜍爆裂了。两个月之内他丢掉了党的一切职务。跟之前的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在他导师的牛圈里舔他的伤口，后来还进了他们的监狱。毛泽东关心的是他自己统率的部队的生存和现实目标，上海和莫斯科的风向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也不那么清楚）。所以，事情不是毛泽东和李立三之间的简单对立。实际上，毛泽东的事业在李立三时期的混乱中还向前发展了；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如毛泽东所愿，农村而不是城市，成为中共注意的焦点。
1930年2月，杨开慧被捕了，这是试图进攻长沙的后果之一。她拒绝和毛泽东脱离婚姻关系，后来被杀害了。毛泽东本来可以在共产党进攻长沙之前把他妻子和两个儿子转移出来，他们因为是毛泽东的家属而处于特别的危险之中。为什么毛泽东不把杨开慧和儿子们弄到安全的地方？三个月以前他在给李立三的信中说他没有杨开慧的地址，但是，没有说没有办法和她联系。人们怀疑，他的理由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毛泽东已经与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他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旧妻与新妻相遇。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动机就和毛泽东当时和日后坚决主张“政治路线”是道德行为的指南的原则，形成了可悲的矛盾。毛泽东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努力去亲近杨家的人和他作为杨开慧丈夫时的熟人，看来是受到内疚的困扰。
“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的一群聪颖的“左倾”中国学生，他们因为采取反托洛茨基立场而受到斯大林的青睐。
28个布尔什维克擅长理论，但在其他大多数事情上却很糟糕。他们当然缺乏经验。两位明星，王明和博古，从李立三手中接过中共领导权时是二十五六岁。
他们1930年从孙中山大学回国。令人吃惊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们接过了中共的最高权力。
就好像是为了欢迎王明和博古回到中国，毛泽东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短文——《反对本本主义》。文章的主题总结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来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毛泽东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李立三在江西南部的那些不喜欢毛泽东或毛的想法的追随者，造了毛泽东的反。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许是遭到了国民党特意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团”的渗透。
毛泽东很吃惊。他迅速行动起来，在富田镇监禁了几名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这使反叛达到高潮，几千人涌向富田，试图解救被监禁者，发生了牵涉几千名武装人员的战斗，并持续了好几周。这是共产党阵营内部发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毛泽东胜利了，但是在胜利时他并不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关于处理内部矛盾的箴言：“治病救人”，处理了几百也许几千人。这一事件如果说使得毛泽东不像以前那么受爱戴的话，但却让他的地位较以前更稳固了。这件事也显示了外来的和当地的共产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到1933年，毛泽东受排挤，不能再参加制定政策（虽然他保住了政府头衔）。40多万蒋介石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但这次不是毛泽东负责反“围剿”。
负责人是周恩来。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
在这些年里，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相信阵地战，当时的口号就是“御敌于国门外”。他觉得毛泽东偏执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言辞之战。
红军击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这次胜利究竟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启发下采用的方法所取得，还是毛泽东、朱德战略的残留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这次胜利加重了毛泽东的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此后被认为像自动化时代的手动纺车一样过时了。
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进行，但是毛泽东只是个旁观者。战斗计划是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最终解决问题，因而转向希特勒求助；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现在是他的顾问。在28个布尔什维克掌握下的中共几乎同样急切地讨好外国人；对蒋介石的抵抗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指导，他是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革命的最新的礼物。
代表大会沉浸在王明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中。直到此时，李德操纵的战役进行得还不错，毛泽东只得把他对当时正在实施的阵地战的怀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会时是个任期将满而已经落选的人，没有人对罢免他的主席职务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没能继续担任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残酷的重挫，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赢的非常漂亮，他差不多确实铲除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灾难”。中共决定放弃江西。
面对事态这种痛苦的转折，28个布尔什维克只能感到羞愧。毛泽东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刚刚成立起来指挥撤退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小小一步。至少和他差不多所有的同事比起来，毛泽东不那么应该受责备。
红军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条没有舵的船。8万士兵（加上几百名妇女）不知道他们正走向何处。他们许多人一定认为，他们只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都有心伺机叛逃。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肯定还有党内的一些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骚扰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同情者，而不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
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
毛泽东在遵义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毫不拖延地在那个小军阀的家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转变了形势，压倒了28个布尔什维克，并重新定义了长征。
毛泽东自己并不拥有一个强大的派别。他也不属于已有的两派之一：28个布尔什维克一派和黄埔军校出身的一派，周恩来是后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是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为他和朱德一起在江西早期反“围剿”的战斗中有良好的记录。毛泽东胜利了，但是他之所以此时胜利，是由于28个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失败了，并且也由于有几个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抑制住他们对毛泽东的疑虑。
博古作了一个报告，开启了会议议程。周恩来接着发言。然后毛泽东发言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立场。重要的是，后来周恩来转向支持毛泽东。“一直以来，他都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敦促让毛泽东来领导。
毛泽东新的权力，基本上是在军事方面。至少在长征过程中，枪杆子是通向一切权力的关键。他成为共产党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五人中上升最明显的人物。这使他对红军将领们的权力，比他在井冈山或江西时享有的权力大得多。朱德仍是红军总司令，并继续保持与毛泽东相当稳定的一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提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读来就像是对他钟爱的全部军事思想的总结。
-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8月，在毛儿盖镇召开了决定性的政治局会议。这个地区藏民居多。毛泽东被安置在一个藏族家庭的两层木屋中，第一层供牲口用，第二层供人用。政治局在喇嘛庙里开会。
毛泽东明显地占优势，但同样明显的是，张国焘指挥着中共最好的作战部队。妥协达成了。两支队伍分头向北进军。
在实施这个计划时，出现了戏剧性的曲折。紧张关系如此之深，以至张国焘找了个借口——地形困难——向西走而不是向北走。而毛泽东则令人奇怪地突然就离开了四川西部。很可能他害怕张国焘占优势的部队真的会攻击他的部队。无论如何，他认为毛儿盖的不和，是他生涯中最危急的时刻之一。他根本对付不了张国焘。
这次分裂令人心痛的一个证据是，朱德跟着张国焘一起走了。这样的转折事件，一定使毛泽东十分震惊。他后来声称，朱德是在枪口威胁下才跟着张国焘走的。而张国焘到死都说，朱德是自愿跟他走的，是因为对毛泽东自命为军事天才感到愤怒。
真相也许处于两者之间。
朱德的动机并不单纯，这似乎可以从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拒绝谈论这个插曲而得到证明。动机之一或许是，作为四川人，他希望留在自己熟悉的地区内。另一个动机可能是希望借此报复毛泽东的专横作风。
但是，朱德关注的核心，极可能是分裂本身。他很可能是分头行军这一妥协政策的提出者，决定跟张国焘走，可能是用以阻止第一和第四方面军之间发生火并的一个方法。
无论如何，朱德跟张国焘在一起一年之后（张国焘的队伍遭遇很惨）又到了延安，开始同毛泽东一起工作。从此以后，关于张国焘，他讲得少得出奇。
长征的战士们为了得到像样的食物，第一次不得不又杀又偷（不然的话主食就只有松果、菌类和草）。“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毛泽东后来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后来这样做了。
长征勉强结束了。毛泽东在翻过六盘山以后，进入了紧靠长城南侧的陕西。共产党员徐海东（已经在这个地区）麾下的一支小部队欢迎了这些形容枯槁的幸存者。毛泽东走向前去，平静地问：“你是海东同志吗？”的确是徐海东。长征的艰险和英雄主义结束了。
毛泽东渡过了24条河，翻过了18座山，遭遇的天气一会儿是酷热，一会儿是严寒。他到达大西北的黄土高原时，带来的队伍只有一年前离开江西时的十分之一。
长征“创造”了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人。它把他置于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边缘，为他提供了一支铁打的队伍，他们一直跟他站在一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它提出把大西北作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据地惨败以后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让共产党人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牢笼，使共产党人在无数不知道马克思是何许人的中国人眼中，成了爱国者。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意识形态上的系统阐述是以后的事，是在毛泽东有时间通盘加以思考时候的事。
此时，毛泽东已经使中共扎根于自己的土地上。他对中国的感受，比对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更加深切。这让他能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能做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成为适合中国的革命。
毛泽东的方案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抗日，并且在这场民族斗争中锤炼共产党的力量。
由于共产党顽强地抗日，所以红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像热带的藤蔓植物一样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毛泽东既是共产党人，又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故而他赢得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他就不可能赢得的胜利。由于他不容忍任何反对他的“延安道路”的意见，所以他排除掉了中共日益扩展的组织结构中每一点非毛泽东主义的成分。
总部最初设在保安，然后在1937年1月安全地移往更大、更牢靠的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质上是中共抗日游击战的培训与协调中心。
没有斯大林2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毛泽东仍然极为可能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如果没有日本30年代对中国的进攻，毛泽东就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由于能够如鱼得水般在人民中间活动，共产党军队壮大到创纪录的规模。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已经有40万人。中共党员从1937年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五倍于这个数字。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大相径庭，令人惊愕。当国民党被日本的推进赶到中国西部时，在北部和东部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却越来越壮大。到1940年已经有5000万人生活在北部中国毛泽东的根据地了。通过打日本，毛泽东将打败蒋介石。
当红色战士说到“解放”一词的时候，普通中国人以为是说从日本人那里得到解放。然而，它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即社会从旧中国的地主、各种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的精英主义里解放出来。
红色战士通过他们的行为，以及由于他们作为穷苦农民军队的本质，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解放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毛泽东把他的军队用于和蒋介石共同进行的民族事业上。但是，在这支军队的精神中，有一种对革命的承诺。
毛泽东在康生的帮助下轻快地，或许并非毫无困难地，走向第三次婚姻。康生是蓝苹的山东老乡，刚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归来。他是个猫头鹰式的人物，热爱艺术，擅长阴谋诡计。康生负责监督毛泽东的警卫员，这个位置适宜把蓝苹与毛泽东的最初接触变得容易。蓝苹后来说，她在恋慕毛泽东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得到她山东同乡康生的帮助。
毛泽东在1927年最后一次见到岸英和他弟弟岸青以后，他们两兄弟经历了无比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的母亲于1930年遭到折磨并被杀害以后，党组织和他们的外祖母努力把他们养大。但是因为是“共匪”的后代，生活并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子，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找地方睡觉，在庙外竖了一个牌子：我们讲故事——每次一分钱。
在30年代初期，他们使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是随母亲娘家的姓。考虑到毛泽东不在，是外祖母抚养他们，这或许很自然，但还是十分令人瞩目。
1936年，中共地下党和男孩们联系上了，不久康生就护送刚坐船到马赛的两兄弟前往莫斯科的一所学校。后来孩子们到了延安，岸英与毛泽东一家住在一起，而岸青已表现出精神方面有问题的迹象，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里。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情况没有改善。她随意地打她的孩子，不久她就被送进城外的一家精神病院。40年代后期，她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泽东再次见到她时，已是将近10年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的新妻子给她的女婴起了个名字叫李讷，似乎证实了她令人瞩目的专断作风。李是江女士原来的姓，讷则与她那位上海文学评论家前夫的名字同音（虽然写出的字稍有不同）。
一种个人崇拜还是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他的题字展示在公共场所。两个非凡的称呼戴在了他头上：林彪于1938年（其他人晚一些）称毛泽东是“天才”；萧三于1941年（其他人也晚一些）称他是“我们的救星”。
在中国，吹捧毛泽东的逻辑之所以使人信服，其特殊之点在于，中共总是处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需要向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以与蒋介石相匹敌的人物。确实，共产国际在1943年被取消（是对莫斯科的资本主义战争盟国所做的一个姿态），提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像王明这样的中国人，不能再越过毛泽东的权威而指望莫斯科。
到了40年代，毛泽东已经阅读了不少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他延安时期的稿件上。
然而，在毛泽东引用欧洲大师这一新习惯上，有个自相矛盾之处，就是他读得越多，就越不敬畏他们。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为的是支撑或美化不仅是欧洲式的而且是中国式的思想架构。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毛泽东在他自负地称为《实践论》的文章里写道，“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
毛泽东以中共主席的身份领导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是在1943年得到这个职位的。
当刘少奇（现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并且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时，毛泽东并没有难为情。
而毛泽东则把刘少奇提拔到与他自己和任弼时共同组成的三人最高领导集体中，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因为刘少奇经常抨击28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但是也因为刘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延安，不可能在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并形成整风背景的问题上挑战毛泽东。
随着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声誉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假名——“李德胜”，是“离得胜”的意思。
他跟一个以前从没见过无线电收音机的王老汉闲聊。老王正准备把木头盒子劈了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解释电磁波的道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啰。”他劝告说。“不会的，”老王回答说，“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他已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在他的作品中，他声称代表中国讲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在蟠龙大捷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树下坐在小凳子上听共产党广播电台的报道。一部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放在一个底朝天的桶上，收音机传出广播员充满情感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时声音里有一种刚劲，说到毛泽东时有一股热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样就是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像她那样的广播员。”
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对战胜蒋介石的期待不如毛泽东那么高。“我们不会失败，”彭德怀将军显然在1946年说过，“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有些人——其中几乎可以肯定包括刘少奇——觉得，共产党应该暂时满足于在华北和华南分别形成两个政权。根据这种谨慎的观点，渡过长江作战不仅和斯大林的建议相悖，还可能会惹得杜鲁门不受欢迎地进行干预（1948年在中国有10万美国军队）。
1948年的毛泽东蔑视这种悲观主义。
英国派了一艘护卫舰沿长江溯流而上，好像东方还是约翰牛的后院似的。“紫石英号”向南京开进，既是为了展示国旗，也是为了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首都的英国大使馆送去雪茄烟和波尔多葡萄酒，并提供避难所。
但是，长江流域不再像伦敦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而伦敦已经习惯于掌控顺从的中国人。毛泽东的士兵向“紫石英号”开火并使它遭到重创。23名英国人被打死。由于船长拒绝签署一份承认“犯有非法侵入中国水域之罪”的文件，该护卫舰像一条死鱼一样躺在那里达101天。
英国的众议院义愤填膺。丘吉尔把解放军的行动称为“公然的暴行”。毛泽东的回答简单地指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允许外国船只在其内河随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说话。
“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一个当时让英国人愤怒但在今天看来很合逻辑的声明中宣布，“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的“贡献”，就是在他已到达权力边缘的时候敦促他放弃。“我们当时认为，在中国，开展起义没有前途，”斯大林后来承认，“中国同志应该寻求跟蒋介石妥协，他们应该加入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正确地感觉到，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超出4大国所设想的格局。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地是由于一个事实：在1948年，几个大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欢迎他加入他们的俱乐部的意思。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观点互不相容。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在他马克思主义课堂上新来的一个小学生，坐在一起的还有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他期望新中国像东欧所做的那样膜拜苏维埃祖国并“进贡”产品。
毛泽东把他的革命看作是自成一类。他觉得，他放的这一炮，在以后数十年中，将回响在整个非欧洲的世界中。
毛泽东从东道主那里只争取到3亿美元的贷款（5年期）。贷款必须以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偿还，还要加上百分之一的利息。这样的援助比莫斯科给波兰（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大的一个国家）的还要少，只有苏联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从东北搬回家的设备价值的大约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毛泽东刚回到北京，卢布就贬值了百分之二十，这使本来就不多的3亿美元又减少了6000万美元。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讨到了大价钱。毛泽东同意了三个苛刻的条件。直到1952年（事实上是直到1955年），苏联都将保留对东北一些地方的控制权：大连和旅顺口这两个入海口和东北铁路。要建立合资公司以开发新疆西部沙漠中的矿藏。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至此一直指称它属于中国）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为主权国家。
毛泽东觉得，他儿子既应该学习养猪，也应该学习打仗。他要彭德怀将军把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中俄文翻译。有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设在朝鲜山区的人民志愿军第二军的司令部。由于直接命中，大部分工作人员阵亡了。岸英躺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一整天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拉锯战之后，到1952年，情况变得很可能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取得朝鲜的统一。然而，毛泽东对同意停战是否英明存有疑问。“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人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
毛泽东的目标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都会不再只是外国人做买卖的基地，也不再是拥有土地的绅士们在城里养尊处优的基地，他们曾一方面靠农村的产品生活，一方面为他们拥有的房产收取租金。新的小工厂，成为城市社区的生活中心。
外国商业骤然停止了。房产的租赁逐渐萎缩了。激动人心的夜生活的灯光被熄灭，这更多地是因为要把能源用于制造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而不是出于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
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紧张，城市政权的巩固变得更为严酷。随着朝鲜的战火突然旺起来，毛泽东觉得“反革命分子”也好像更多了，他取得的对蒋介石和美国的胜利，开始显得并不彻底。
成千上万的人或被处决或被投入劳改农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城市运动，它使大批人员被有意识地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使用的词。
铲除“反革命分子”不是以非常毛泽东式的方法进行的。这和其他警察行动是一样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毛泽东监督控制不了的。“治病救人”不是此次运动的基调。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接管城市工商业方面则极为审慎。其中大部分直到1955年还保留在私人手里。
以令人战栗地称为“思想改造运动”的重塑知识分子运动，也因朝鲜战争而带上残酷的味道，它的确有毛泽东的烙印。
梁漱溟是个半儒学的农村民粹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毛泽东喜欢和他争论。他为梁漱溟搞到一些款项启动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机构。
但是，在1953年秋天，毛泽东向梁漱溟猛烈开炮，致使两人绝交。场合是在梁漱溟作为非共产党员而参加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梁漱溟作了一次演讲，提出了在农业、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上不同于中共路线的观点。
毛泽东愤怒地抢过话筒。“你认为你美得很，”他讥笑地提到唐朝一个著名的妃子，“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极为愤慨，他一会儿对着一千人的听众讲话，一会儿用手指着梁漱溟（仍然尴尬地站在台上）对他进行攻击。“（国民党）那么高兴你，”毛泽东怒斥道，“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种个人竞争的味道；虽然可能让人觉得奇怪，但毛泽东竟然觉得受到这位想成为中国未来的甘地的人的挑战。
毛泽东问委员会，梁漱溟怎么居然认为自己在农村问题上比中共英明？这就像“班门弄斧”。
毛泽东这个半知识分子嘲笑梁漱溟这个纯粹知识分子无用。“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讽刺地建议，梁漱溟既然那么急切地要帮助农民，他可以这样做，但不是通过削减工人的工资，而是自愿削减他自己丰厚的薪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叫喊道，“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他详细叙述了这两种杀人方法，就像是在回顾他自己35年斗争中的双重性格。总结“用笔杆子杀人”时，他转向梁漱溟，嘲讽道：“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的干预，把会议的情绪导向反对梁漱溟。大声的喊叫从听众席上响起。梁漱溟被高声诘问，他只得放弃讲话。另一位非中共人士站起来要求镇定：“我们今天不必这么激动。”
但是毛泽东确实非常激动，他命令这位要求镇定的、年长的前国民党人做一段时间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官员们是靶子。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认为新政权本身就是目的，而这不是毛泽东的想法。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清理经济生活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里的靶子是私营工商业者。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仍然是中国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榨出了额外的收入，帮助支付朝鲜战争的费用。
这两场运动的意图，是赋予毛泽东控制一切的权力，这种控制权，在所有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看来，是一种道德权利。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方法。不是像在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半夜里破门而入抓人，而是造成一种社会压力，使你坦白。在当时，这是一种让个人的良心同公共福利相一致的大胆做法。
“三反”、“五反”运动有列宁主义的影子，但是它们也散发着儒教道德主义的味道。
毛泽东做到了帝王们未能做到的事。话语就是准则；发表出来的东西，就是统治者认定要求被统治者听从的健康的东西。
一个过去的声音在1953年讲话了。当时在香港惨淡度日的张国焘对他的老对手进行了描述；透过其中的偏见，还是揭示了一些真相。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国焘说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应该能从这些话中认出他们的领袖。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焘判断说，“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能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的确渐渐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眼中是巨人，但仍然必须在政治局大力争取支持，并使革命制度化。
既然张国焘关于毛泽东的话并不只是负面的，因此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两个人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国焘半遮半掩地承认，毛泽东比他更有能力，所以打败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前对手觉得，“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
跟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一时兴起就会在半夜给工作人员和同事们打电话。他把专家叫来并长时间严厉地盘问他们。他会漫步到花园里，把重大政策的建议抛向安全警卫，征求他的意见。他伸手去取他的古书（他跟克林顿的相似之处在这里断开）以核对某个先例或者找一个例证。
他会驱车来到苏联大使尤金的家里作夜晚拜访。尤金是个知识分子；毛泽东会跟他讨论哲学问题，直到天亮。毛泽东的有些文章在重被选入《毛泽东选集》之前做了理论上的修改，这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这些夜猫子似的对话。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刚开始时作了3个让步。尽管他对非中共的党派抱有并不乐观的看法，但是他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尽管他坚定地相信，军队应该由非军人控制，但是他给了人民解放军参与统治国家的权力。他冒着削弱自己从北京进行个人指挥的风险，给了6大行政管理区很大的机动空间。
1954年9月，总共1226名代表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的讲话差不多只有一页，它的主旨像黑色夜空的一颗星一样显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就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位置定了调子。
毛泽东撤销了6个大区，包括邓小平的西南局。邓小平不久就被提升去担任更高的职务。毛泽东也解除了人民解放军直接管理行政的作用。总之，在1954年新宪法形式的背后，事实是中共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独立王国”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高岗越过毛泽东跟斯大林打交道。他向苏联人提供特别的情报（跟斯大林送给高岗一辆小轿车一事不无关系）。结果，据赫鲁晓夫说，高岗在中国被认为是“苏联的人”。
苏联人士说，高岗1949年在莫斯科建议，让东北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半年以后，毛泽东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时，在沈阳停了一下。毛泽东在作为高岗基地的这个东北城市到处看了看之后，发现斯大林的肖像远比他自己的多。回到火车上以后，毛泽东命令把装着高岗（以及林彪）送给斯大林的礼物的箱子从火车上卸下去。“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他粗声粗气地说。斯大林把高岗和苏联驻北京的大使之间关于中国事务的谈话备忘录转给了毛泽东。“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正中要害地说。
在毛泽东的眼里，高岗最大的错误是，他把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某些批评，解释成了为他玩弄宗派政治开绿灯，从而他自己可以替代刘少奇而成为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在1953年下半年进行的这项冒险计谋中，高岗的同伙是上海领导人饶漱石。高岗甚至向这个或那个同事许诺在未来的高岗政权中给个职位。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林彪，出于各种动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高、饶走到一起。但是邓小平和陈云最终把这个计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高岗的谈话触发了高岗的行动的动机，因此毛泽东抢先迅速行动起来反对高饶。
斯大林刚一去世，毛泽东立即开始对付高岗。他向高岗开刀的目的，既是为了防止高岗未来再耍任何花招，同时也是为了警示其他人。
1953年圣诞节前夜，在北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双方摊牌了。毛泽东对高岗和饶漱石展开了攻击。两个人都被解除了职务。然后毛泽东退至浙江省，一连4个月见不到他的人。官方的说法是他在“休假”。这是个熟悉的模式。紧张让他生病了，他退避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他重新充好电，就又回到斗争中来。但是，高、饶斗争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使毛泽东罹患严重的身心失调症的事件。
当中央委员会在1954年2月开会时，毛泽东仍然在别处郁闷地沉思。他因“休假”而缺席了这一会议，非常引人瞩目。中央委员会自1950年中期以来就没有开过会，到1955年4月以前，也没有再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要正式清洗高和饶，或许是毛泽东不愿意在场亲眼看到结局。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和饶依次被叫进会议室听取对他们的指控。高岗进来了。他不承认进行了任何反党活动。然后他拔出手枪，把枪口对准太阳穴。紧挨着他的人撞了一下他的臂肘，子弹打穿了天花板。
这只是死亡的延期。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杀了。
然而，结果已然如此，毛泽东不能抗拒把对高岗的斗争神圣化。6个月以后，他为这场斗争找到了道德上的理由：高岗是“不继续革命”的人之一，高饶事件不是“对什么黄金时代造成了破坏”。
1954年的这次交流，让人回想起毛泽东9年前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共最初的反应与几十个国家的反应是一样的。“这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在广岛突袭的第二天说。毛泽东不同意。
“原子弹能决定战争？”他四天以后在会上问听众，“不能。”这是毛泽东自己丢出的一枚炸弹。“我们有些同志，”他抱怨说，“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相当错误的。”毛泽东是极为严肃的。“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关心中国革命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申，“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解放日报》只得改变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4年仍然相信，人的意志比武器重要。
“做好分内的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末对江青说。这是他对一种进退两难窘境的解决办法。同时，这也意味着毛泽东的第三次和最长的一次婚姻步入一段微妙的时期。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一些有分量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也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绣花枕头”（赫鲁晓夫这样称呼她）已经是敌人多过朋友。已经有压力要迫使她脱离党的工作。她向毛泽东告状，但是她承认，毛泽东基本上站在她的批评者一边。让她做好分内的工作，是毛泽东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在出席毛泽东和外国人的会面时，他说得很少或根本不说话。不过，当周恩来单独和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以坚定的权威履行职责，这一点迷人地揭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吴努的诚实让自己显得有时天真，有时冒失。有一次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发表了关于中国在缅甸边界的“侵略行为”的激烈讲话。毛泽东反应镇定，而周恩来则沉默地坐着。吴努自己的同事觉得他由于直接跟毛泽东交涉反而“使事情办不成”。
“周总理，”第二天这两人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吴努诚心诚意地问道，“像我昨天晚上那样跟毛主席讲话，是不是错了？”
“吴努，”中国总理平心静气地回答道，“你和我经常见面。你也许应该先向我申诉，而不是向毛主席讲。”
“非常抱歉。”
“没事，”周恩来热情地说，“没关系。”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在1956年秋天来见毛泽东。
礼炮放了23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好时，每排16人构成的游行方队开始行进，接受检阅。锣鼓喧天中，坦克隆隆开过，大炮构成钢铁的巨流。体操运动员在横翻跟头。当游行者上下挥舞彩扇使整个方队变幻出花朵或标语的造型时，那是一片彩色的海洋。太阳好像也为这种欢快场面增加了光辉。那是一个50万的人群……
前一天晚上快到8点时，一个家庭妇女在紫禁城旁边的南长街各个院子进行巡视。每到一家，她就清脆地宣布：“苏加诺总统明天到达北京。政府决定动员50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女士是这一地区居委会没有报酬的工作人员。
在其中一家，她加了一个特别指示，大致是说：“你们家有四个人。居委会希望你们去两个，下午两点以前在南长街集合。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胡同口上。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你们才能解散。”
欢迎场面的辉煌不仅仅是由于太阳。
南长街的居民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觉？只要适度——在50年代都还是适度的——感觉不是关键。这是个爱国的场合。居民们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新的活力感到自豪。每个人都要尽一份社会职责，在不愁吃穿，工作稳定，生活安定的情况下，这种任务的辛劳对许多人来说是可以忍受的。
在生活方式上，毛泽东是个过着帝王生活的农民。他能够吃下上面漂浮着蛆、已经放凉了的蘑菇汤而使护理员吃惊，而在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他却暗示自己是“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奢侈”，主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奉承。虽然做好的猪肉片很油腻，但是摆在桌上就是美味。毛泽东从来不必自己梳头、把书送回书架、穿袜子、使用门钥匙。他不吃专业的食物品尝师事先没有尝过的菜，也不必用自己的手指拨电话号码。
毛泽东不能很容易地放松自己。他不怎么听音乐、玩牌，也不常参加宴会。传统的中国戏剧时不时地能使他感兴趣；他第一次看川剧时，发现川剧非常吸引人，以至他盯着舞台看时，一时间竟把香烟点着的一头放进嘴里。游泳和跳舞是他喜爱的娱乐方式。最先在延安倡导的舞会，在50年代延续下来。有一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还有一些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举行。中南海的舞会，有一种家庭的氛围。特别是毛泽东的孩子和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孩子会加入到成人跳舞者中间，随着音乐声响起，狐步舞开始后，她们一会儿和毛泽东，一会儿和朱德一起跳舞。
1954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头。政权得到巩固；五年计划开了个好头；秋天他与赫鲁晓夫打交道占了上风。到1955年，他觉得能够登上扶梯向着某些期望已久的目标更快地前进了。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1955年中期，他在对农村工作的猛烈攻击中咆哮道，“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认为他在农村看到了风暴，就像他1927年见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走向世界上从没有见过的一种农业集体化。5亿农民正在被鼓励着在党的监护下大家一起干活儿，而不是每个人独自干活儿。
第一步是每组十户左右的互助组，小农所有制没有大的变化。下一步是合作社，实质上是集体所有制。
农业部迟疑不前。毛泽东不得不把他精明但靠不住的信徒陈伯达安置在农村工作部担任二把手，以便按他的意思办事。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则在解散合作社！总共67万合作社中，有大约两万被认为不成功而被命令解散。刘少奇也同意的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农村有了大型机械时，大的合作组织才有意义。
在两个小时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赞成转为国家所有。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星期一还拥有一个公司的人，到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是挣薪水的公司经理了。除了农业，毛泽东也在为工业寻求一种更为鲜明的社会主义的形式。
这次会面之后，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一个故事就在上海其余的管理人员中传开了。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叫到一起，他有个问题要问他们：“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先发言。“这还不容易，”这位二号人物说，“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对政治局所作的重要讲话。长长的文本充满政策性决定。对毛泽东来说，这也是一种哲学的回归。50年代初期，他把大翅膀收起来了；现在又把翅膀张开了。
报告的标题暗示，毛泽东不相信固定的、线性的发展。“过程”不是他常用的词，“关系”才是。他坚持认为，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动。看到矛盾存在于一切现象的核心处，这是智慧的起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任何东西都不是稳定的。好，那就让我们利用这种不稳定性，让每个人都不停地忙碌。让我们在相互争斗的意志的消长之中，去找到显现出的真正的平衡，而不是从周密的计划中去寻找平衡。
他在1957年初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谈到两类矛盾的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是个模糊不清的区别。这一模棱两可的办事标准，在毛泽东余下的20年里一直像一片吓人的乌云笼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
费孝通的怀疑是英明的。到1957年末，许许多多几个月前怀着希望和胸腔里不断增长的妄自尊大而直言不讳的学究们，现在都在打扫那些不那么大胆的人的办公室隔壁的厕所。与毛泽东曾经有过时冷时热关系的丁玲，开始在作家协会大厦里擦地板。
刘少奇唱出了一个与毛泽东不同的调子。毛泽东现在是个有着瑕瑜互见记录的政治家，不再是在山区行进时把整个革命担于一身的孤独的英雄。在1945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提到毛泽东的名字105次。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只提到4次。“集体领导”的提法，从不离刘少奇的嘴。他说，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现在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他试图以此压一压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坦率地说出了很多经济计划者会很乐意让大家知道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不动感情地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删除了：“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含义中性的话：“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
50年代后期，毛泽东从没有长时间消停，总在琢磨谁跟他站在一起、谁反对他这个问题。当他发现花园里杂草长得比他培育的花还要多时，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
1958年对毛泽东来说，在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号召令毛泽东失望，知识分子拆了他的台。他现在只信任未受过教育的基层老百姓的能量。
“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 他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宣称，“老年人不会进步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年纪都大了，沾染着1949年以前社会的旧习。更为纯洁——“更为空白”——而且对新的社会秩序更为热情的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告诉吓了一跳的代表们，“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猴子般精明的毛泽东另有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
毛泽东还编织了同样充满悖论的“网”，他问：“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
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在后来的10年里，毛泽东用它四个方面的影响治理中国。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断的变动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未来并非在“远处”，而是必须现在就把它抓住；混乱是大多数美好事物的催化剂。
“长江后浪推前浪，”毛泽东有一天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不如说是对历史观的否定。
如果说毛泽东对最终目标有怀疑，那么他对如何去做，却有强烈的信心。他觉得经验已经教会他政治行动的秘密。
-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 如果变革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于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随着这一语言学分析的提出，他在精神上已经离开了苏联阵营，苏联终归不过是腐朽西方的一部分。
在批评苏联经济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向儒学迈了一大步，从而离开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和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他准备把中国的道，看得比具体的经济结果更重要。这样做符合儒学传统，但不符合欧洲马克思主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经济规律，它不承认经济规律之外的什么“道”。
在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这点上，毛泽东在1958—1959年走上了极端。他在一个地方干部的集会上说怀疑是好事，虽然没有说为什么；同样，失败也是好事。他敦促召开好人和坏人都邀请的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
“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衷心地确信中共的分裂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所用的比喻，让人觉得分裂是新生的自然方式。“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告诉代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他好像很喜欢“分裂”这个词。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他转向在场的部队高级领导人说，“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许多人心绪难平。当他猛烈地抨击说他要“回到井冈山”时，一些人肯定会回想起他1938年的威胁，说如果对江青的攻击不停止，他就要“回韶山”。
毛泽东聪明地给了冒汗的将军们一条出路：“我看人民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像往常一样发起脾气来。他回顾了在延安与毛泽东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争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他用粗话高声叫喊，“现在我操你20天娘还不行？”
原则规范没有了。有人听到蹒跚走出这场对抗会议的朱德喃喃自语：“谁能相信我们曾经在同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啊！”
一个月之内彭德怀就出局了。林彪替代他成为国防部长。邓小平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会的一员。
毛泽东的胜利不是轻易得来的，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没能最后搞定。他必须召开后续会议。他在领导人中传阅的文件上写下重要的边注，并寄出微妙的信件以把敌手和动摇者分开。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他给张闻天写道。然后他唱出一个较温和的调子：“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
跟彭德怀的斗争比1954年高岗事件更严重。高岗不过是个阴谋家，彭德怀则在根本政策上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高岗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统治走得太远，而彭德怀类似的观点对毛泽东则是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斯大林已由于这方面的错误而被拉下神坛。高岗惹得差不多全体政治局成员都反对他。而在“大跃进”问题上，陈毅和朱德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刘少奇中立，政治局里几乎没有人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意见。
在庐山的幽灵是斯大林。毛泽东找到了对付因斯大林逝世而产生的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方法。但是，他在这一过程中也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在1959—1960年冬天，毛泽东重新给彭德怀定了调子，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2年末，毛泽东采取了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致命的一步。他宣布，苏联政权“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这就把分裂敲定了。党对党的关系结束了。1963年，在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交换了一系列互相指责背叛了意识形态的信件。
到1964年，毛泽东在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看到的犄角的数目已经不可胜数了。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眼也不眨地宣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由于觉得跟纳粹主义作比较不太合适，他又转向跟他略有了解的一个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
毛泽东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把中国的救星改贴上欺负中国的无赖的标签。对他的许多同事来说——不仅仅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赢得了来自普通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人，许多受过教育的非党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
1964年秋天，几个小时之内就爆出了两条大新闻。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个是中国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对毛泽东来说，两件事都是大胜利——而且在他心里是互相联系的，因为二者都推动了中国的自豪感和独立性。
从1961年开始，毛泽东很少再出头露面。他心绪迷茫，不得不向政治和经济现实让步，虽然他内心仍然充满火花。刘少奇和邓小平强调有秩序的政治和有效果的经济，这符合当时普遍的心情。与其说是刘邓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不如说是他们沿着自己实用主义的道路加快了步伐，他们的权力自然也增长了。毛泽东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步骤阻止他们。
作为党的主席，他在1961年至1966年只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政治局里，毛泽东遭到不声不响的漠视，这是绝无先例的。
毛泽东在60年代初讲话的调子是有节制的。他不再那么东拉西扯了，似乎意识到，他现在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了。他在组织自己的论点时，几乎和别人赌气似的关注形式和顺序。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会这样开始。或是，“我想讲六点……”他用数据塞满他的讲话，似乎要证明，如果他愿意，他也能当个单调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1960年访问了北京。他问毛泽东，他对中国的长期计划是什么。“不晓得。”毛泽东不尽如人意地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回应说。
“这不是什么谨慎，”毛泽东坚持说，“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泽东在和彭德怀的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他开始转向中国传统，并且表现出对宗教的新的开放心态。他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经验中为一切美好的东西找到先例。他开始把过去看作是道德故事，认为历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精美呈现，而且是一场好人与坏人之间永恒的、反复发生的战争。
毛泽东的确预感自己的死亡正在到来，他也接受了这一现实。“谁都难免一死，”他对阿尔及利亚人说，“（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但是，在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谈话中，把他自己的垮台和中国的垮台相提并论，表明在心里他很难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区分开。他接受了毛泽东这个人的死亡，但是他不接受中国可能在他死后选择脱离毛泽东主义道路。他对军事官员们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凸显出来；这是一场在农村提高政治觉悟的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十条》草案，跟他自己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一脉相承。刘少奇以较温和的态度看待社教运动，认为它是一场在英明的中共密切领导下反对腐败和行政管理不力的运动。
《十条》第二和第三个修改稿出来了，加进了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很多重要意见。有些低层官员开始纳闷：社教运动是否只是一个政治足球，在毛泽东和抗拒他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之间踢来踢去？毛泽东认为，第二稿和第三稿形左实右。他在1965年初出台了新的草案——扩大成《二十三条》——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刘少奇不肯支持这个《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他。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已经取代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大道，刘少奇则是主要的绊脚石。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是新的权力现实，正在平静之下逐渐形成。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以后，向毛泽东建议不要出席1965年1月召开的社教运动会议。毛泽东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宣布，社教运动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四清”还是“四不清”的问题。刘少奇插话解释“清”的真正性质。毛泽东很生气：“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讲话。一个（邓小平）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刘少奇）不让我讲话。”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只有在中国，一部政治剧场的史诗，才能从真正的剧场里的一出普通戏剧开始。
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个44岁的上海小品文作家，他有一张圆脸，目光狡黠。作为戏剧批评，他评论的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他诅咒的这个剧本不是别的，正是《海瑞罢官》，那位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的作品。
吴晗的剧本或许是抗议毛泽东将彭德怀从国防部罢免的巧妙的讽喻。毛泽东四年前就看出了其背后的钩刺，现在他觉得可以反击了。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
他自己的经验就是指南。“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他指出，“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
“文化大革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试验。年轻人被认为没有受过旧习惯的腐蚀。他们的教育是纯粹中国式的，没有受到来自中国以外世界的歪曲。作为新中国原生态的产品，难道不是已证明他们有“更多的真理”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又一次的努力，要做“百花齐放”没能做到的事：使道德的一致性具体化。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背离了毛泽东以前试图要做的任何事情。毛泽东希望年轻人能具有的“政治经验”通过跟共产党作斗争而获得！
这一博弈也源自1956—1957年的冲击。那个时候，毛泽东失去了对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信仰。此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理和党的权威完全是可以分离的。他的这种观念非常强烈，以至到1966年，毛泽东相信真理可以脱离党的权威而建立起来。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可以把党当作工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时他不相信这一点了。他把小鬼儿们招呼来攻击共产党。毛泽东放出红卫兵，并且让他们确信“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邀请他们“砸烂旧世界”。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文化方面的。他们砸烂寺庙，抄知识分子和富人的家，寻找看上去是“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没有就“文化大革命”背后存在的秩序与自发性之间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他不能在自己对斗争的信念与意识到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他相信斗争对锻炼性格(一个个人的问题)有好处，同时又意识到上千万的人互相斗争将产生混乱(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
他作为中国的领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还是不肯放弃他那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他大声说，“天也不会塌下来。”
不久，蒯大富(以及聂元梓和多数其他红卫兵领袖)就要睡到中国偏远地方的农舍里去，把开展“文化大革命”换成开展养猪。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于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所以明年夏天收尾。‘到底’的意思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人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明确定义，是在凭空指定个日期。
毛泽东希望有个新的社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说他的驱动力是对未来的憧憬，不如说是要逃避他不喜欢的此前的状况。他寻求净化共产党，但是，红卫兵以为他希望用某种别的东西代替它。
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时，决心更牢固地建立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1970年8月，在庐山上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展开了一场极度紧张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11年前在同一座山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元帅之间的那场斗争。这震惊了中共与会的255名领导人物，也让毛泽东夜不成眠。
虽然毛泽东抱怨说，林彪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搞“突然袭击”，但是，早已感受到毛泽东吹出的凉风的林彪，大概只是处于防御。
争论的问题跟以前一样：国家主席问题，“天才”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个威胁的问题。
不同的是，毛泽东公开而明确地反对林彪的观点、他的背后活动以及他继续作为接班人的身份。林彪又一次敦促将毛泽东任命为国家主席。但是，毛泽东现在相信，既然林彪知道他不想要这个职位，那么林彪的真正目的是他自己要夺取这个职位。毛泽东在江青的帮助下，不声不响地挖林彪的墙脚，并采取行动除去了他的助手陈伯达。林彪的计划失败了。他对他的亲信、空军将军吴法宪说：“用政治方式做事行不通。用武力能干成这件事。”
毛泽东自己承认，他在庐山会议之后运用了所有这些方法反对林彪。他提升会削弱林彪权力的人，他称为“掺沙子”。他重组了北京军区，以便为摊牌做好准备。林彪圈子里的人越来越意识到毛泽东积极的反林彪举动，变得气急败坏，于是策划了一个刺杀或废黜阴谋，从而引起了1971年秋天的大决斗。
毛泽东为了击败林彪不得不转向右翼，这使他投入了周恩来的怀抱。他不顾一些极左派和军方的反对而向美国开放了国门，周恩来又一次成为他合乎逻辑的盟友。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相信世界持久地处于流变之中，或者把斗争置于一切其他价值观之上，或者把一切现象都看作充满矛盾。
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非斯大林化危机后变成充满怀疑的人，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周恩来来说，从来不像对情感更为强烈、更有棱角、更有独到见解的毛泽东那样意义重大。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么爱冲动，所以从来没有从党的职位上被赶下来过，毛泽东则有三次；他更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那样遭受过全面清洗。
周恩来逐渐把毛泽东看作中国20世纪的伟大人物。“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他说时声音特别慷慨激昂。
毛泽东对其已疏远的妻子在1974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烦。当她这一年得意洋洋时，他说道：“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在江青飞黄腾达时，他这样说：“江青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定了她有权解释他的任何观点。“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1975年在给她的便条里哀叹，“你也不体谅。”这是一个不能有效处理与其夫人复杂的情感和政治关系的男人发出的信息；但是，虽然这位夫人野心很大，一旦他发出信号或者死去，她就注定失败。
“我真的嫉妒周恩来的婚姻。”毛泽东在不同寻常地提到他的总理的私生活时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