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傅高义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作名: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译者: 冯克利
出版年: 2013-1
页数: 754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8041531
- 邓小平的人生经历
- 曲折的登顶之路 1969—1977
- 开创邓小平时代 1978—1980
- 邓小平时代 1978—1989
-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地主之家。
1926年至1927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说，他的父亲同样望子成龙，盼着他能当上大官。
一些进步教师提高了邓小平的爱国觉悟，1919年他年仅14岁就参加了作为“五四”青年运动一部分的示威活动。
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又因邓文明给儿子找到一个留学机会而得到进一步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于是招募了15万的中国劳工赴法打工。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个基金，提供补贴，使川籍学生能够加入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之中。重庆成立了为期一年的预备学校，邓小平参加并通过入学考试，1919—1920学年在那里做留学准备。
1920年，当16岁的邓小平登上一艘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汽船，开始他赴法之旅的第一段旅程时，他是84个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1921年1月12日，即邓小平和勤工俭学的同胞来到法国不足3个月时，由于为这项计划筹措的钱很快就变得入不敷出，四川的基金会与勤工俭学计划终止了关系，3月15日以后将不再为学生提供经费。法国政府建议巴耶中学想办法让计划继续进行，但校方说它也筹不到足够的钱。邓小平和18位勤工俭学的同胞于3月13日离开巴耶，3周后他在南部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公司——法国最大的军械厂——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邓小平在施奈德军械厂时，被分派的工种是用大铁钳把烧红的大钢块从喷着火焰的鼓风炉里拖出来。邓小平当时还不到17岁，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干了3周便离职而去，回到巴黎另寻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干了一个多月）。几周后，邓小平在巴黎一家生产纸花的小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后来又在小镇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当时它雇用了大约1000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国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从1922年2月13日到1923年3月7日，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在这里上班，工种是加工橡胶套鞋，一份不太费力的活。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邓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样成为计件工，于是他学会了抓紧干活，并工作很长时间，一周长达54小时。他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点儿钱后，于10月17日辞去工厂的工作，想办法进了附近的夏狄戎学院念书。然而他的钱并不够用，3个月后便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胶厂。3月份他第二次离开该厂后，工厂档案的记录中说，他“拒绝工作”，“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邓小平在夏莱特一直待到1923年6月11日，然后去了巴黎，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机关里工作。刚到巴黎时，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支部里干一些杂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该团体一份10页纸的小报，邓小平擅长写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1924年2月这份杂志更名为《赤光》，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在周恩来的教导下，邓小平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光》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制订运动战略。
邓小平在支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进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1924年7月的会议上，按照中共的决定，该执委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把中国和法国的加在一起不足1000人，而邓小平那时还不到20岁。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5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奶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后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年春天，邓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现，被任命为里昂党组织的领导人。1925年5月30日，中国国内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上海的英国警察向中国学生的示威人群开枪，邓小平也和旅法的其他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与镇压学生的中国政府沆瀣一气。1925年11月，邓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在那里从事组织工人的宣传工作。1925年底，参与示威的中国学生的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当时只有21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发表了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
苏共在11月5日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是个严守纪律、做事一贯的人，而且学习能力强。他通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变得十分成熟。他积极参加政治工作。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属于最优秀的学生。”
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8小时，一周上6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研究的全部课程，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在广西，25岁左右的邓小平在与受过军事训练并且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们一起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初的军事训练。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搞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1930年初，邓小平再次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期间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红七军继续工作。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后来又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与沪上一位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维映）产生了感情。
邓小平奉派前往东南部的瑞金报到，1931年8月他和阿金抵达目的地，不久结为夫妇。
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邓小平到达瑞金之前，确实有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怀疑通敌，这些人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遭到处决。邓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数周时间仔细了解情况，最终确信对疑犯的指控是错误的。关入狱中的人因此获释，杀害地方党员的领导人也被处决。邓小平的决定在当地党员中深得人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间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拥护。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毛是带着一小批追随者从老家湖南逃离军阀，越过东部山区来到毗邻的江西省的。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不但要为军队搞到足够的给养，还要阻挡敌军入侵，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后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3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行列，和他离婚，嫁给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国时就和邓相识的李维汉。幸运的是，邓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国时的故交、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在他下放几个月后把他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
据邓榕说，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为内敛，少言寡语。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被指为“毛派头子”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从1937年到1949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紧密配合，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刘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声，邓小平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勇往直前。在处决那些被怀疑给国民党做奸细的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加慎重。
邓小平在1939年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卓琳结婚。卓琳是延安聪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们是以制作云南火腿闻名的一位富商——他死于后来的土改——的女儿。在卓琳那个年龄的人中，能考入大学的百里挑一，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三姐妹却都念过大学，并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录取，在物理系就读。她曾经说，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算是出类拔萃者，她认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领导作用并非没有争议。刘伯承担心部队的安全，试图挖掘更多的战壕以抵御国民党军队的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也没有让部队挖更多的防御工事。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
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要平定全区，把国民党的统治转变为共产党的领导；他要招募和训练党员，使之能够领导政府与社会；他要克服战时的混乱局面，领导整个大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共产党在社会扎下根，他要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1952年，各大区的领导人奉调回到已经统治了全国的中央政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副总理。不久毛泽东又下达书面命令，指示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小平过目。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及其回京后协调各项工作的关键角色深表信任。195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是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关键职位——和政治局常委之一。
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他主导着与各省进行协商的政治过程，以确定各省上缴多少粮食和税，以及中央政府向各省分配多少。虽然最后拍板的不是他，但在国家依然很贫穷的时期，他必须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的能力。
1953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了中共统治早期面临的最严重人事问题：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警告，邓小平和陈云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他在1954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过程。但是1956年当上总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文革”之前——以后，他成了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还要同各省的领导打交道。在毛泽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为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导，由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交邓小平执行。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邓小平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很清楚毛在“大跃进”期间不愿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泽东。此外，他和另一些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指责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后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1967年，邓小平夫妻被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赶走以后，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于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批判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生活必需品。毛泽东既要给邓小平一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起用他留了余地。
196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邓小平“罪行”的“专案组”。他们向认识邓小平的人提问，调查他脱离红七军、与被毛泽东批判的彭德怀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等罪行。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份自己8岁以后的履历，一一罗列出他的全部个人交往。幸运的是，他早就养成了不留任何字迹的习惯，而他的工作也从未使他与国民党官员有密切接触。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毛继续保护邓小平，以防他受到激进派（radicals）的攻击。
1969年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苏联一旦入侵时他们可以在当地组织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邓小平分别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实上，他们下放农村后，并没有在组织地方做好抵抗准备中发挥任何作用。一些敏锐的北京观察家认为，是林彪害怕潜在的对手，而以苏联进攻的危险为借口说服了毛泽东，把有可能威胁到其权力的北京高干流放到外地。确实，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后，这些领导人纷纷获准从地方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后他跟卓琳一起，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很像50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何别的事情。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年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年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任何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难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十分崇敬毛泽东取得的丰功伟业，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了将近40年。然而“文化大革命”却重创了这个国家。他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他一定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只要毛还活着，就一直是领袖；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邓朴方到来后他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1970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后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的访华做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日本是一个因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而受益的亚洲国家。邓小平去江西时已经知道，日本人就要成功走过人均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将被进一步抛在后面。西方愿意转让新技术和设备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应如何跟美国发展关系，从而也能获得类似的好处？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后于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的发展？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由于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做出评价。例如，据邓榕说，当邓朴方1971年6月来到江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5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批，另外几个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他们只要敢走出家门，红卫兵就有可能认出他们，把他们拦住进行辱骂。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年至1972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书，从1952年他20岁起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
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 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5年之后——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物色新人，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起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地位，此人就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5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批的一批老干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
周恩来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1973年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在林彪坠机后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年12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
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复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邓小平承认，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他。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作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信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做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个领导小组，在“文革”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
林彪死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接班人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紧迫。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毛泽东知道王洪文缺少领导政府的知识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场和领导潜力，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第一人选。事实上，毛泽东开始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让王洪文担任党的领导人，同时物色人选接替周恩来的政府首脑一职。
林彪死后，毛泽东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3位女性，一个是随时陪伴于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后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么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于毛泽东，而外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传声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
周恩来在1973年处理着大量异常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19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
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
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并在加州圣克莱门特市与尼克松会面，双方共同出席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仪式之后，毛泽东的怀疑变得更加严重。中方在勃列日涅夫访美后立刻向白宫发出正式照会，指责美国帮着苏联表演和平姿态，等于是帮着苏联掩盖它的扩张主义。毛泽东怀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做任何反应。
11月，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了一天之后，周恩来和唐闻生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周把基辛格的建议告诉了毛泽东：如果中国表现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华盛顿跟台湾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关系，华盛顿也许就能得到国会的同意，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告诉周恩来：“中国核武力的增长是苏联无法接受的。”他还建议设一条热线，以便美中两国在苏联可能采取行动时能够迅速交换情报。（“弥补你们军队的弱点，延长预警时间。”）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如果能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这对中国有很大帮助”。在基辛格访华最后一天（11月14日）的上午，他们交换了有关分享情报的文件草稿。
毛泽东听完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汇报后，认为这种建议与苏联在1950年代末要为中国提供联合舰队的建议如出一辙。正是苏联这种建议使毛泽东与苏联绝交，因为他担心向苏联出让权力有损中国的主权。现在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建议将损害中国的独立地位。
基辛格访华后不久，从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毛泽东组织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系列批周的会议。林彪死后，毛泽东对日常工作的细节已不感兴趣，但他对批周一事却做了具体部署，包括选哪些人参加，让他们大体说些什么，为会议定调子等等。在他看来，周恩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被要求对周进行公开批判。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的检讨，但毛泽东认为不够，要求他再写一份更深入的检查。在1973年11月这些会议之后，基辛格本来可以再次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许与他举行谈判。
基辛格11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和自己站在一起。邓小平在19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19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在批周会议的几天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
毛泽东撤掉彭德怀后，在1959年依靠林彪团结部队；同样，林彪死后，他也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10岁，没有权力野心。但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美中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
毛泽东在1974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后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强烈反对这个人选。1974年3月27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赞成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乔冠华的这篇由邓小平在联大上宣读的发言稿，基本上反映着毛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毛泽东通过乔冠华和邓小平表明，尽管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但最近的不利事态——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访美——让他相信美苏正在相互勾结。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是个大无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内不顾现实。尽管如此，他也不能长期忽视严重的问题。他一度压制对“大跃进”的抵制，但是在1958年底和1960年，他也同意针对已造成的破坏做一些调整。1974年时“文革”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需要有所作为。经济其实止步不前，到1974年夏天时已经有报告说，“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钢铁产量下降，铁路运输也在滑坡。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后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
毛泽东虽然生性善变，但他在1974年底不断提出需要安定团结。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来见面时，同意把“安定团结”这个提法作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口号。
到1974年后期时已经很清楚，毛泽东要让邓小平在恢复安定团结上扮演主角。他在1974年10月4日宣布要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项任命表明他对邓小平的表现很满意，也是给党内领导人的第一个明确信号：他有意让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一职。
毛泽东虽然让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认为江青忠实于他的继续革命的事业，也是唯一坚定不移和其他党内高干——包括邓小平这个他们中间最顽强的人——对着干的人。但是，毛泽东对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后夺权的迹象也很生气。早在1972年，他对江青花一周时间跟打算写一本江青传记的美国学者洛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谈话（就像当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希望宣传他本人的崛起一样）就十分不快。
提拔邓小平一事使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江青后来在1976年批邓时说，邓小平1973年春天刚回京时，她和毛泽东之间的问题并不像后来那样严重。这也许要归因于毛泽东，他在1974年夏天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让江青少闹事，他还告诫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
第二次炮轰发生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指责邓小平支持购买外轮，说他是在搞洋奴哲学。她宣称中国自己也能造大船。邓小平通常能够保持冷静，但江青的不断指责让他失去了耐性。当时他对江青试图提拔立场摇摆的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也很生气。邓小平发火后，在李先念劝说下满脸通红地愤然离去。他后来对周恩来说，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他七八次，让他忍无可忍。
10月17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飞到长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状，让毛泽东怀疑邓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大任。可是见面的结果只是使毛泽东更加怀疑王洪文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两天后的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时，邓小平也被叫去参加了会见。
当时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和邓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对江青很生气，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击别人，她却跟人斗个没完。他在11月批评江青，说她到处插手，批评政府文件（例如关于购买外国轮船的决定），以及不经商讨就发文件，还想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自己组阁。毛泽东借用《西厢记》中的人物对江青说，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动作的红娘。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抛弃江青。但是至少在那时，由于毛泽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他压住了江青，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1974年12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此这项工作十分紧迫。
毛周二人在见面之前已经内定王洪文继续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他们也同意把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给邓小平。
王洪文和邓小平将正式接过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但事实上仍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下手，他们在去世之前会一直保留主席和总理的头衔，王洪文和邓小平要继续接受这两位老资格领导人的指示，毛泽东保留着他的权力，只要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他随时能撤换他们。
因此，1975年1月5日的中央1号文件仍把毛泽东列为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任命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在1月8日至10日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被确认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
凡是了解王洪文和邓小平的人都知道，王洪文没有多少担任要职的经验，他的权力事实上要比邓小平小得多。邓小平当过十年党的总书记，一直负责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在运用权力上从不含糊。但是，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置，把宣传工作交给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那么无论邓小平可能有何种偏离毛泽东路线的倾向（例如像他在1960年代初的表现那样）都会受到控制。毛泽东虽然批评江青好走极端，有野心，但他知道江青在支持他的宣传路线上十分坚定，完全可以放心。此外，江青手下的激进派在姚文元的帮助下掌管着党报《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另一个激进派张春桥掌握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75年2月1日，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小型会议上，周恩来说，他以后不会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了：“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样的会，我不可能常来参加，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其实，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1975年2月，权力才被稳固地移交给邓小平，使他能够全面负起责任。邓小平很敬重周恩来，常去医院看望他。他以恰当的谦虚态度解释说，由于总理有病，他才协助总理工作。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负责人。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便至关重要。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1975年邓小平排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为全国各级单位选出领导班子。他这项工作在1975年10月以前一直能够得到毛的全力支持，包括不再重用过去的革命造反派，让在“文革”初期挨过整的更有经验的干部取代他们。在1974年底和1975年，毛泽东支持为600多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平反。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后，便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他认为对于整顿军队最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复纪律，裁减兵员，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建立新的领导班子。1975年1月25日，他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召集总参谋部团级以上干部开了一个会。前政委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军队的问题。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承担起地方的许多职能后，变得臃肿不堪，很多干部变得“肿、散、骄、奢、惰”。他说，最上层的纪律涣散导致了派系林立。部队干部在“文革”时期有权管理平民，这使他们变得傲慢自负，很多人利用这种权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于享乐，给朋友送高级礼品。上级干部作风懒散，对下面的问题不闻不问，执行命令拖泥带水，不愿意承担有危险的任务。
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将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命令继续搞派性的人。他说：“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确地说，这种警告也针对最高级别的人。
军委扩大会召开几周后，宣布了中央军委的新成员。毛依然允许激进派控制宣传工作。“四人帮”中最老练的张春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保留了对军委的领导权。大多数中央军委常委都是能与邓小平和叶剑英合作共事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聂荣臻、粟裕、陈锡联和梁必业。
邓小平及其盟友有效地抑制着激进派。在军委扩大会上，级别最高的激进派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没有公开发言。“四人帮”试图控制人事任命权，把他们以后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人事档案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张春桥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因此控制着宣传，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队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于张春桥，他们决定工作日程，并且在下级的任命中起着主导作用。
1975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制。自1966年以来，顾炳华和造反派就占据着火车站附近的物资局大楼，将其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
毛泽东坚定支持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经历过一次因混乱而造成的延误。1975年2月3日他要乘专列从长沙前往杭州，但保卫干部无法保证专列的安全，使他直到2月8日才得以成行。前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现在也赞成打击造反派。他支持压制徐州，是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铁路的供应。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邓小平能够对徐州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此时万里已经担任了铁道部长。作为他早先采取的步骤之一，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上任之前便推荐了素以攻克难题闻名的万里担任铁道部长。万里在早年负责领导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建设项目时就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万里”这个姓名的意思是“一万里”，所以毛曾开玩笑说，这个人“真是日行万里啊”！因此，当1974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开会时，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对万里的任命。
1975年1月万里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要“尽快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改变铁路现状。他让这位新铁道部长抓紧准备一份有关徐州问题的报告，在他担任副总理10天后，就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万里说，关键问题是派性，问题太复杂，解决起来需要半年时间。邓小平说，形势太严重，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几周后的2月6日，邓小平召集纪登奎和王震听取了万里有关尽快解决徐州问题的方案汇报。在这次会议上，粗鲁莽撞、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将军提出派军队过去。万里说，徐州很多干部担心口头指示可能很快有变，因此他请求中央发一个书面文件，授权他弹压控制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下令马上起草这样一份文件。
为了响应邓小平发出的制定文件解决铁路难题的号召，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书记从2月25日到3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徐州的问题最严重，必须首先解决。他们希望当年第二季度就能让铁路货运恢复通畅。会议结束后，立刻根据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中央9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9号文件把全部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叠的死结。
9号文件还规定，必须消除派性，铁道部的干部要对发生的任何事故负责。反对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动者、停工者和毁坏财物者）一经发现，要立刻予以惩处。邓小平为了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宣布说，对抗铁道部领导的人——就算那些已经加入了激进团体的——也要被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搞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此外，破坏铁路财物的人要一律定为“反革命”，迅速给予严惩。
万里整治铁路运输不畅的工作有全国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撑腰，他于3月9日率领北京的工作组会见了江苏省和徐州市的党政领导。他到达的当天就宣布，根据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逮捕令，对4天前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徐州铁路分局局长顾炳华予以逮捕。
此后，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省在1975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了3%。万里得到支持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就像在徐州一样，他打击派性，选拔能够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干部。不到3个月，万里就报告说，在整顿江苏的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邓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邓小平在5月份的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谷牧开始向与会者介绍钢铁问题的严重性，但邓小平插话说，“这样讲还不够。应该说，这样继续下去，对钢铁工业是破坏！”他又说，“谷牧说每年增加250万吨钢没问题，我说每年增加300万吨也不难……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
邓小平说，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7月1日以后就不客气了。……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
中国在1975年生产了2390万吨钢，与1974年的2112万吨相比显著增加，但并未达到2600万吨的目标。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胜利。从12月15日到23日（此时邓小平已在上层受到小范围的批判），谷牧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负责钢铁生产的省级干部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会上仍在唱高调，但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在12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2046万吨。
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在1974年也开始出现不和，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飞到长沙时，毛已经对他过分紧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年春，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怀疑进一步增加。浙江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于是派王洪文分别在1974年11月和1975年3月与浙江领导人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一无所获。从4月27日到6月3日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评，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决浙江的问题。王洪文为此做了检讨。
1975年6月下旬宣布，王洪文暂时不再主持北京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被先后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建议，让王洪文作为纪登奎副总理领导的工作组的一员，去解决浙江的问题。实际上，王洪文是被派去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纪登奎一起去批评那些他过去支持过的造反派，这使他的处境颇为尴尬。但是他的到来也有助于解决浙江的问题，因为这能使他过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显赫的激进派王洪文也帮不了他们。
毛泽东并不想突然宣布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职务，以免搞得党内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后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头衔，直到那时，社会上对他的失宠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领导岗位上。
政治局不久后便开会讨论毛泽东在4月25日对“四人帮”写文章批经验主义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元帅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其他成员攻击经验主义。江青不得不做出检讨。想帮着江青阻止邓小平扩大权力的王洪文在会后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对形势一贯抱有悲观情绪，现在有人替他说出来了。读到这封信的人都清楚，所谓“有人”指的就是邓小平。但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没有发生动摇。
在5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毛从未与江青断绝关系，但在这次会议上对她很严厉。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又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然后他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要向法国传递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请求西方继续给予支持，共同对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他对同苏联搞缓和的价值表示怀疑，赞成西欧各国团结一致坚定对抗苏联。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学习现代化的经验至少和磋商外交政策问题同样重要。他参观了一些农业和工业场所，就如何扩大中法贸易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访问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在这里他看到了50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对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感到震惊。这些见闻体验和成功的国事访问带来的连锁反应有着深远的影响。3年以后，谷牧率领的中国经济官员将延续邓小平的访问，为唤醒中共领导人对国外经济和外交机会的意识、为中国进一步向西方开放提供支持力量发挥关键作用。
邓小平小心地避免触动毛的敏感神经，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选拔善于治国而不是闹革命的人。他没有公然表示要清除党内的“左派”或激进派，但他的确更强调对搞“宗派主义”（即拉帮结伙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义”（即“右派”）的人的批评。他说，要把领导权交给有10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干部。虽然他没有明确反对任命从红卫兵中提拔上来的人，但这样一来他就排除了1965年以后即“文革”期间发迹的人，当时这些人中间有部分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邓小平知道自己正触及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也知道，周恩来在跟毛泽东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经验。周恩来告诫邓小平说，要谨慎行事，只抓具体问题，一步一步来，不要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虽然敬重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有可能不再给他撑腰，但是他比周恩来更有魄力，他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攻克那些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加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
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6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很快又增加了第7名成员（邓力群）。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政研室也只有41名成员。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离他的意愿。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
在8月18日“工业20条”第一稿完成后，对其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并认为工业要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当时中国的工业尚不具备出口产品的能力。为了按计划增加技术进口、改进中国的生产能力，他准备出售石油、煤炭和手工艺品。最初应当先引进一些采矿设备，这样可以使中国增加石油和煤炭生产。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强调发展科技、改进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实措施和组织纪律。他还支持向从事艰苦和危险行业的劳动者支付额外报酬。起草者于是进行了修改，把邓小平的意见吸收到文件之中。
9月5日，20家大型国企的代表被请到会上，让他们对“工业20条”提意见。10月25日完成了新一轮修订，这恰好是毛远新首次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的同一天。虽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称为“毛主席的计划”，张春桥还是在10月29日指责说，“工业20条”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赶紧又写出一稿，把“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补充在内。他后来自责说，自己未料到这会招致毛的批评，给了他借口在年底将邓小平撤职。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7月中旬，华国锋代表邓小平和党中央对胡耀邦说，党希望中国科学院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摸底调查，把情况汇报给中央，然后搞一个整顿计划。
胡耀邦率领一个3人小组，带着整顿的命令于7月18日来到中国科学院。他宣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科学院已经结束，工宣队和军宣队都要离开。中科院过去被下放农村的人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重新工作。要让科研人员获得必要的研究文献，包括外文出版物。
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拨乱反正、选拔新领导和恢复工作方面的进展，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10月4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他上任之后为各研究所任命了3套领导班子：一套管党，一套管业务，一套管后勤。他尊重专家，明确表示业务上的事由他们说了算。该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胡耀邦正在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领导，政治气候一变，任命进程也随即停了下来。
胡乔木在9月28日把邓小平的讲话吸收进了第五稿。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毛泽东在1975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得到毛的允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艺工作，邓小平当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领导、指导思想文化的重要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
周恩来在1974年12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的批准。
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1949年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
从1975年5月29日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直接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斯大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作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所提供的机会。从8月23日到9月5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中的义军领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月15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毛泽东在1974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得太过火。唐闻生把江青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他说这个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没有允许它发表。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水浒》”运动的压力，1975年9月20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1931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公开发表脱党声明。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1975年7月23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10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1969年就把“六厂两校”——两校是指清华和北大——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
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1968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1958年到1968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之下，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人，有时还大发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清华的党委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他说，身为党委书记的迟群在谢静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指示（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谢在1968年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深处动手了。假如毛泽东还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毛的远亲王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
毛远新在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干部，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批评他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做一个评价，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体制的危险。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例如，当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做检讨。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8人会议，原来的4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3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
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8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以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以后，毛泽东指示8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照办。毛远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做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做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11月20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主持的定于11月24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有13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评刘冰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刘冰的信是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平。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做出答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
11月26日下发了24日会议的讲话要点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即也展开了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张爱萍）都因为支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而受到批评。国务院政研室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老干部，包括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也因支持邓小平的这一错误在批判会上挨了批。
12月18日，毛远新把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伯父，这是10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邓小平在同一天简短地做了一个没有书面记录的“口头检讨”。他说，他在1975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派性严重。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增长。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8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12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记录，他说，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不出所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做出答复，而是扩大了批邓运动。1976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12月20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3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对付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做出适当回应的问题。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时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苏联。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影响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他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除此之外没有参加其他追悼活动。
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做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泽东后，立刻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他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在收到邓小平的信后，第二天又与侄子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讨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这三位年轻的省级干部分别在1973年和1969年调入政治局，日后成为更高职务的主要候选人）——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毛泽东在最终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观察他。1975年1月，毛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才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当政治气候迅速转为不利于邓小平及其同事时，张爱萍将军并不是唯一感到不适的人。除了张爱萍以外，另外三个“金刚”及其亲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动科技工作的同事、万里和他主管铁路的同事，以及周荣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两个月后周荣鑫去世。中央在2月2日宣布，由于叶剑英元帅生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辽宁时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过从甚密，因此毛远新可以做陈锡联和毛泽东的联络员，确保军队维护毛的利益。2月16日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小平和叶帅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停止传达他们的讲话文件。此报告一公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委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它全面负责北京的治安）主任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一个地方的花圈堆了6米多宽。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
虽然华国锋很少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Muldoon）访华期间他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涂了几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当时没有把毛泽东这条最后的指示公之于众，但纸条的真实性和毛泽东的意图无人质疑。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于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之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次日，邓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仍会遵守党纪。他写道：“（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开除出党，又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在毛泽东逝世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试图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不仅遭到叶帅的反对，也被恪守毛泽东命令的华国锋拒绝。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卧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与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尽力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重点首先放在党和军队的宣传部门上，并且恫吓那些畏惧在毛死后由她掌权、不敢得罪她的人。
身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部署批邓和提拔华国锋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后，随着毛泽东不再积极问政，毛远新的角色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但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华国锋指导行动的治国方针并没有远离邓小平的做法：即以务实的方式推动四个现代化。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天继续运行着，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后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
9月18日，按照常规仍由王洪文——他不再负责日常工作，但仍保留着正式职务——主持追悼会，但最高荣誉给了华国锋，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宣读悼词，赞美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估计有100万人出席了追悼大会。邓小平和1975年与他密切共事的干部——胡乔木、张爱萍、万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党政领导人之外，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打击。不过邓小平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与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泽东。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罗克珊·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的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了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1940年代以来一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这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把她视为需要加点约束的炮筒子。但毛泽东仍然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
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力求巩固自己的地盘，她借助于党的宣传机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继续开展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江青知道，最能帮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确保更多的权力，并由她来阐释毛的遗志。毛泽东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她确实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们留在自己手中数日，但当华国锋坚持全部文件要由汪东兴保管时，她不情愿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后她又对纪登奎施压，想查看原来由林彪收集和保管、当时还封存于林彪在毛家湾住所的材料。
华国锋致悼词后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毛的文件，常委会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张春桥，但不许叶帅到会。华国锋感到别无选择，只好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江青把姚文元和毛远新也带到会上，她要求由毛泽东去世前10个月里一直负责管理主席文件的毛远新继续掌管他伯父的材料，并准备一份相关报告。由于其他人对此表示反对，会议无果而终，结果材料仍然留在党中央。
当华国锋听说“四人帮”在一些会议上告诉他们的盟友10月7日、8日或9日会有好消息时，他断定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虽然没有江青正在策划政变的证据，却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征兆。10月4日迟群向江青发誓效忠，而10月4日《光明日报》重点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华一些激进派的笔名）——《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影射华国锋），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出于对这些事态的担忧，叶帅当天便去找汪东兴和华国锋商量，他们已经在担心“四人帮”会很快采取某种行动。
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毛泽东一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帅就向华国锋保证，他将全心全意支持华国锋向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毛去世几天后，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去叶帅那里探听如何对付“四人帮”的口风，李、叶两人都认为有必要抓紧采取行动。汪东兴后来讲述如何为逮捕“四人帮”做准备时说，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是战略家，他本人仅仅是执行了他们的命令。
叶帅力求避免在采取抓捕行动时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造成进一步的混乱。“四人帮”在钓鱼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警卫，因此应该避免在那里交手。时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这3位策划者一致认为，必须抢在“四人帮”之前动手。在看过10月4日的社论，又听说“四人帮”告诉其同党到10月9日就会有好消息之后，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3人准备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同时，汪东兴从他可以信赖的警卫团中逐个挑选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月5日下午叶帅分别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在第二天即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3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议题都是王洪文和张春桥不肯错过的。姚文元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请他到会参加讨论也顺理成章。
10月6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8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他怒斥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卫把他摁倒在地拖进了大厅。华国锋起身说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厅后，张春桥也提着公文包准时到达。他正要从东门进入大厅，也被警卫抓住铐了起来。华国锋向他宣布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他也乖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楼外就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一小队警卫前往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向她宣布要对她进行特殊审查。江青说她要去一下卫生间，于是一名女警卫陪同她前往。回来后她便被押上一辆轿车带走。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的态度。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党内对邓小平的批判虽然没有像当初“四人帮”那样极端，但仍持续了数月。华国锋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1976年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邓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他是最早表示拥护华国锋的领导人之一。10月7日，邓榕的丈夫贺平从叶帅的家人那里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向邓小平一家报告了这个喜讯，因此他们是先于公众知道此事的。邓小平在10月10日写了一封信，请汪东兴转交华国锋。他在信中祝贺党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采取果断行动，取得了对阴谋篡权者的伟大胜利。他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接班人。”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指示他的拥护者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这便是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路线。
在向十一大做的4个小时的报告中，他用意识形态和党的套话来掩盖政策分歧。但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领导人给予关注的实质问题，华国锋也试图对其中一部分做出说明。像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华国锋继续强调四化建设。在选择最可靠的经济顾问时，他选的是“建设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紧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并从国外引进工厂的人，而不是较为“谨慎”的计划派（cautiousplanners）和财政干部。（关于“建设派”和“谨慎的计划派”详见第15章。）华国锋尤其倚重大庆油田的杰出领导人余秋里，让他领导用更高的指标去充实邓小平的十年规划的工作。华国锋也十分倚重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74年10月就选他担任了副总理。
最初，华国锋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年春天他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策细节，他在回复对方的意见和问题时，只能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和口号。但是接过毛泽东的位置后，他非常努力抓紧掌握外交政策问题：当1978年8月他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时，与1976年时相比，对外交事务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对中国能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什么作了报告：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国货币，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进外国技术——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损害两国的主权。华国锋表示，他在东欧看到的工厂论规模比不上中国的工厂，效率却要高得多。结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以东欧为榜样，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
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他不但尽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从事生产劳动，并鼓励兴建大型引水渠这样的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做出判断。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说过：“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保证15年或20年之久。”4月14日邓小平对信做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5月3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做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到5月12日时已经很清楚，邓小平将恢复一切职务，包括接过军队和外交工作。他将像过去一样担任副总理。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国防）。邓小平的请求被接受后，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讨论如何促进科技发展的问题。
5月24日，邓小平为了给自己的复出做准备，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邓力群请到家中，讨论如何恢复他的写作班子以及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邓小平依然很看重他当年网罗到政研室的那个写作小团队，他要跟其中一些成员初步讨论一下如何组建写作班子。在批邓运动中，有为数极少的人极其坚定地不参加批判，邓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为此受到了惩罚，被下放农村从事劳动。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叶帅和邓小平见面后，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负责军队工作。邓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1975年要解决的问题：推动裁军，征召受过更好教育的兵员，改进训练和纪律，提升军事科学技术，使军队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他在军队会议的讲话中这些仍是中心话题，但他也讲到了更大的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过，他用于军队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和汪东兴之前。
邓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计划：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
邓小平认为，当中国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发展时，把他们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严重的浪费。虽然他没有用过“精英治国论”的说法，但其实他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能够为国家贡献最大的才智。
1977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从未在一年内开过两次会，8月13日，邓小平做出决定没过一周，他们就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他的政策变化做了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邓小平指示说，当年进入大学的学生，要有20%到30%直接从高中录取，将来大部分学生都要直接来自高中。是要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的教育，但不必让他们中断学业。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
邓小平做出指示，每个科研单位要有3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管“后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做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6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5天用于基础研究。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年5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2000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在1975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已经酝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的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是中央党校1977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数易其稿而完成的。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
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让它继续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东兴等领导人搞好关系，邓小平安慰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另一些领导人支持“两个凡是”而发生一点斗争也是难免的。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从1978年3月9日到4月6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更加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他不但抓经济计划，而且分管科技。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便很快打消了疑虑。谷牧与复职的老干部和“文革”中发迹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事实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邓小平单独接见了谷牧。他在见面时说，中国应当根据谷牧的所有建议，尽早采取行动，包括向国外借款。中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纺织业，因为中国的布匹十分短缺，购买任何布料都要凭票。增加布匹的供应，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对外开放的价值，获得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支持。况且由于粮食短缺，难以通过迅速扩大棉花种植来增加衣物的供给。因此谷牧主张抓紧引进化纤工厂，这样可以生产所需的合成纤维，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一样，用纺织和服装业推动中国轻工业的起飞。
邓小平在东北期间还要巩固他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东北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邓小平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时，他一直陪伴左右，因此两人有很多机会交谈。不过，邓小平对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1976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4月湛江港一艘驱逐舰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邓小平认为苏振华——他是中国海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和军队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对此事负责。苏振华在受到邓的批评后不久得到通知，华国锋从朝鲜访问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于是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作为欢迎华国锋到来的仪式。在获悉苏振华要用这种排场支持华国锋后，邓小平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视察期间和自己过去的忠实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月11日，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云。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 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61人“叛徒集团”；
- 被错定为叛徒的1940年代自首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 1937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 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11月25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
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1967年2月（“二月逆流”）因抵制“文革”而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做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
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他还承认，大多数与会者感到纪登奎关于农业的讲话仍不够充分。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2月13日他又做了一次讲话，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做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如他所说，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气氛的决定性变化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3天变得十分明显，华国锋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被允许保留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做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做事”的人。西北组以举手表决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会议上普遍认为，在经济工作摆到第一位的时代，应当对陈云这位经济上最有智慧和经验的专家委以重任。陈云十分清楚，邓小平在外交和军事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经验丰富，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说，就最高职位而言，邓小平是唯一合适的人。但是与会者热情推荐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在工作会议期间团结一致，是因为两人都决心给老干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工作。邓小平实际上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
在为新工作做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为党做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还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进一步研究此事。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头号领导人。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拍板的权力。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
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中。
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做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Sasaki Ryosaku）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1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月14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月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
到3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的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3月25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也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一文。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
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开到2月15日，中间有从1月26日起的5天春节假期，主办者是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的具体方案完成时，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胡耀邦刚刚担任了宣传部长，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也做了检讨。
邓小平看了务虚会第一阶段小组会的报告后，同意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上已经走得太远。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1979年也觉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不想做出过度的反应而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与此同时，支持“民主墙”和务虚会第一阶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说，由胡乔木和邓力群监督起草的会议总结报告夸大了对党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刺激邓小平，让邓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讨论的人决裂。邓小平对《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秩序的敌对势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4月3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到1969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这一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宣布，美国不会涉足亚洲大陆的战争；而3月和8月的两次边境冲突后，中苏关系依然剑拔弩张。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北欧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中国一向十分慷慨地帮助北越对抗美国。当越共总书记黎笋在1965年4月18日至23日访问北京，为了对付美国对北越不断升级的空中打击寻求帮助时，刘少奇主席对黎笋说，无论越南需要什么，中国都会尽力提供。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去机场迎接黎笋，陪同刘少奇与他会谈，又去机场为他送行。此后，中国在国务院下面设了一个协调援助北越的小组，其成员来自政府的21个分支机构，包括军事、运输、建设和后勤等等。根据中方记录，从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中国向越南共派出32万“志愿人员”，为其提供防空武器、军械修理、公路和铁路建设、通讯、机场维护、排雷、后勤等各种支援。最高峰时，同时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达到17万人。据中方的报告，中国在越战期间的伤亡人数约为4000人，但有些中国学者估计伤亡者数以万计。邓小平在1978年对李光耀说，美国在越南期间，中国向越南运送的货物按当时价格计算在100亿美元以上，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时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援越规模的扩大，中国把自己的工程兵、防空炮兵和辅助物资也都运往越南。
1975年9月，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与中国彻底决裂。他们想得到中国的部分援助，以便对苏联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处在毛泽东监督下的邓小平接待了这个代表团的来访。他和黎笋有着一样的目标，不要让两国的关系彻底闹翻。邓小平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宴会上致欢迎辞，与黎笋连续会谈，又去火车站为他们送行。他促成了一份在9月25日签署的协议，向越南提供一小笔贷款和为数不多的物资援助。假如邓小平在1975年以后仍然任职，他也许能暂时缓和越南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敌视和两国当时的分歧。然而在邓失势后，“四人帮”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中国激进派的这种要求对黎笋来说太过分了，他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未举行常规的答谢宴会就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黎笋抵达莫斯科，在那儿如愿得到了苏联长期援助的承诺。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于苏联，但它迫切需要为重建国家获得帮助。黎笋没有中国（或其他国家）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只好签署了支持苏联外交立场的协议。越南与苏联的这些协议把越中关系推向绝境，促使中国加强了与柬埔寨的关系。
华人开始逃离越南。越共领导人在1975年夺取南方后，着手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国有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打击南越的150万华人，其中很多是反对集体化的小商人。越南领导人担心，假如入侵柬埔寨或是与中国边境冲突加剧，华人有可能转而反对他们。他们发动了规模浩大的运动，把大批华人成群结队送往拘留中心，致使很多华人逃离越南。中国政府要求越南停止迫害当地华人，但越南官员置若罔闻。当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时，最终导致大约16万华人背井离乡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978年5月，中国中止了21个援越项目以示报复。邓小平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国已不相信能用更多的援助让越南疏远苏联。
邓小平在缅甸讲话时很谨慎，他恭敬地提到华国锋主席，甚至重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就在这一年内不久以后，随着党内气氛开始脱离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个人地位的上升，这些说法就从他的讲话中消失了。邓小平相信，为了深化关系，访问其他国家时不应只跟政治领导人会面，还要表现出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喜爱。他在缅甸和不同社会团体的重要领袖交谈，通过参观著名的佛寺和其他场所，向当地文化表达敬意。由于佛教在中国也广泛传播，通过佛教显然可以形成文化纽带。他在讲话中强调中缅友谊源远流长，并且谈到两国对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势力持有共同的观点。
邓小平在尼泊尔参观了寺院、博物馆和一些历史遗迹。他谈到中尼两国两千年的友谊，重申了中国对比兰德拉国王建立和平区的支持。邓小平说，每个国家都渴望独立，他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对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其他外来强权。他说，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对抗在南亚造成了严重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对于这两个大国来说也仍然是不利的。中国将继续帮助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他不但避免批评印度，而且在尼泊尔传递出有可能打动印度的信息：中国将帮助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邓小平在为改善中印关系铺路，希望这有助于使印度疏远苏联。
在朝鲜，金日成和邓小平进行了数次私下或公开会谈。邓小平解释了中国的严重经济问题和致力于现代化的必要性。当时朝鲜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高于中国，但已经开始落在正全力起飞的韩国工业后面。邓小平说，“必须把世界的尖端技术作为我们现代化的起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越看越知道自己落后。”中国需要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去改进它的工业能力。金日成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因此他不难理解邓小平这些话。邓小平又解释说，中国好不容易才让日本同意了反对苏联霸权的条款。他还向金日成提到了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的秘密会谈的进展。在谈到苏联的危险时他说，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备战：只有这样苏联才会更加谨慎。邓小平提醒说，对苏联切不可姑息迁就。
越南总理范文同在1978年9月出访东南亚，试图使东南亚各国对越南准备入侵柬埔寨给予谅解。尽管范文同未能与东盟签订友好条约，但东南亚各国已打算向越南的强权屈服，因为它们没有其他选择。邓小平在11月决定必须出访这个地区，阻止它们向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低头。
邓小平启程前往东南亚访问时，已开始准备针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但并没公布这一计划。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国也不会像朝鲜战争时帮助朝鲜那样出兵。邓小平担心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决定以军事进攻的方式“给越南一个教训”，拿下几个县城，表明中国可以继续深入，然后迅速撤出。这也可以减少苏联派兵增援越南的风险。越南将由此明白，苏联并不总是能靠得住的，因而要收敛在这个地区的野心。通过攻打越南而不是苏联，中国也可以向苏联表明，它在该地区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价高昂的。
邓小平以泰国作为东南亚之行的起点，不仅因为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军要借道泰国，还因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中泰两国关系较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各有大约500万华人，三国领导人都担心华人更效忠于中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中国在“文革”期间开始向这些国家进行无线电广播，鼓动当地人民闹革命，更加剧了这种担心。在邓小平出访时这种广播鼓动仍未停止，印尼的问题最为严重。但是，泰国的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较深，泰国对华人有可能组成“第五纵队”的担心，要比马来西亚或印尼小得多。如果邓小平访泰取得成功，泰国有可能帮助说服其他东南亚国家同中国和柬埔寨合作，共同对抗越南的扩张主义。
11月邓小平在泰国与江萨的会谈中，再次表达了与东盟合作、与印尼和新加坡正式建交的愿望。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的全球野心和越南的地区野心的分析。他说，苏联在越南的军事基地不仅威胁到中国，也威胁着这个地区和全世界。在同江萨的一次私下会谈中——只有一名记录员和一名翻译在场，邓小平警告说，越南军队正在准备入侵和占领柬埔寨。泰国和柬埔寨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所以很快也会受到威胁。江萨于是同意让中国使用它的领空为柬埔寨提供援助。
对于泰国华人的忠诚问题，邓小平也再次向江萨做出保证。他说，中国鼓励海外华人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只要他们选择了泰国国籍，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他进一步表示，他希望已经取得泰国国籍的华人遵守泰国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那些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泰中友谊和泰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做贡献。
接待邓小平的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Datuk Hussein bin Onn）有充分理由担心当地华人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在1950年代，马来亚这片英国殖民地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强大，以至于很多马来人担心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会被共产主义者接管。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西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此后马来人成为明确的多数，但华人仍然支配着经济和大学，并且他们强大的政党一直是侯赛因·奥恩的心头大患。
和越南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态度相比，邓小平对马共的态度更为中立。但是邓小平也谨慎地避免过于疏远马共。例如，在他到访马来西亚的两个月之前，越南总理范文同——尽管他也是共产党——向在镇压共产党武装斗争时牺牲的马来军人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同样想得到马来西亚的支持，而且中共也不再是个革命政党，因此邓小平本来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他既没有献花圈，也没有谴责当地的共产党。邓小平向侯赛因·奥恩解释说，如果突然背弃过去的盟友，中国将难以吸引和维持海外的支持者。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但中共将继续与海外的共产党保持联系，包括马来亚共产党。侯赛因·奥恩回答说，马来西亚难以接受这种做法，但邓小平的态度很坚决。因为他心中有数，马来西亚政府本来就不会全心全意与中国合作。并且他知道自己不能突然抛弃中国过去的政策和曾经与中国合作的人。
在会谈中，邓小平用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来阐述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他不用笔记，像基辛格和周恩来一样，全凭自己的综合分析和长远历史眼光纵论地缘政治的大势。最让李光耀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对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给予严重专注，犹如芒刺在背。他说，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多。它的军队人数已达450万。俄国沙皇曾妄想得到一条南方通道，苏联领导人现在也希望向南扩张，首先在印度洋建立港口，然后控制往来于中东的海上通道。邓小平警告说，苏联为达到这个目标已经装备了750艘战舰，而且在迅速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同时苏联还到处寻找军事基地和寻求控制资源。但是，邓小平说，尽管战争看来不可避免，中国仍然决心对抗苏联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接着讨论了越南的动向。越南人有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希望通过成立印支联邦控制老挝和柬埔寨，从而主宰整个东南亚。越南人已经控制了老挝，他们认为苏联的帮助对于统一印度支那这个当前目标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则被视为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邓小平说，在这一背景下，即使中国继续援助越南，也不足以抵消苏联为它的霸权梦所提供的援助，反而会帮助越南的扩张。因此中国决定停止对越援助。
当邓小平专注地谈论苏越霸权的危险时，李光耀问邓小平，中国会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做何反应。邓小平只是说，这要看越南走得多远。李光耀从这种回答中推测，假如越南跨过湄公河攻入金边，中国肯定会做出军事反应。
邓小平知道李光耀在美国政界很有名望，因而他表示说，希望李光耀能在他访美之前向美国转告中国十分担心越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后来确实这样做了。接下来邓小平讨论了地区关系的远景。他特别讲到，中国让越南脱离苏联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在未来8到10年可能会出现更好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估计极有远见。
次日，即11月13日的上午，李光耀向邓小平说明了西方对苏联军力的不同估计。苏联的军力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并且还在增长中。尽管有的专家认为苏联已构成迫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相信苏联已不堪重负。为了消除邓小平对新加坡欢迎苏联进入该地区的顾虑，李光耀解释说，新加坡的外贸以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和欧盟为主，对苏贸易只占其贸易量的0.3%（当时新加坡的对华贸易仅占其贸易量的1.8%）。
李光耀说，东盟各国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合。使邓小平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告诉他，东南亚各国更害怕中国而不是越南。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的一些革命者曾经鼓动、支持东南亚国家的革命。李光耀说，东南亚人注意到，越南总理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牺牲的马来西亚人的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却没有。对于李光耀提出的改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政府间关系的具体建议，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让李光耀很意外，邓小平不同于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领导人，他在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时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不会考虑向剿共的马来西亚人献花圈这种事。他说，范文同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接着又说，中国领导人说话是算数的，只要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办到。邓小平回国后，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的事情没有再发生。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做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年轻时曾激烈抨击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但是当他担任要职时，他会依据所看到的国家利益变化而审时度势。对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点，他不存有任何幻想；并且在与之合作时，他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利益。但是在1978年，日本和美国警觉到苏联的扩张，都想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这就为邓小平带来了一个可能合作的机会。
邓小平1978年的访日之行在日本人民中间同样引起了震撼性的反响。
邓小平访日期间，很多日本人对日本曾经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歉意，日本政要也发誓绝不再让这种悲剧重演。邓小平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没有要求他们详述那些暴行。对于很多不同领域的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既是对日本人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也是为中国的繁荣做贡献的方式，这种帮助本身就可以增加两国和平相处的机会。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3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后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2200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邓小平又说，他所说的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日本国会下院议长保利茂随后善意而风趣地说，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关系。后来邓小平参观京都旧皇宫御所时，东道主对他说，“这里的文化，全是我们的祖先向中国学来，而后又以独特的方式培育起来的。”邓小平马上答道，“现在，这个位置[师生关系]颠倒过来喽。”
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提到了两个文件：一份是福特总统在1975年12月讲话的要点，另一份则是基辛格的一个声明。邓小平让唐闻生把文件的内容大声念给万斯听。在这两个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国准备接受关系正常化的日本模式，在台湾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邓小平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现在占据着台湾，因此是在阻碍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他又说，美国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收复台湾，这等于是干涉别国内政。在回答万斯关于美方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时，他对万斯说，“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人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邓小平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不过美国也要清楚，中国不会让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拖下去。邓小平批评万斯想在台湾保留官方人员的建议，他说，这其实是要搞一个“不插国旗的大使馆”。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仍想赖在台湾不走，中国也会等下去。他最后说，“我只想指出一点，你们现在的设想是在开倒车……坦率地说，我们无法接受你的设想。但我们仍然寄希望于进一步的会谈。”尽管邓小平否定了万斯的立场，但当万斯在8月28日回到美国后，与他随行的官员还是想让美国公众对会谈有一个正面印象。他们对记者说，万斯成功地传达了美国的观点。记者约翰·瓦拉克（John Wallach）听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解释后写道，中国将在台湾问题上软化立场。万斯费尽心机，也未能阻止瓦拉克的这篇不实报道公之于众，而该报道随之引起了极大关注。邓小平当然不想在台湾问题上示弱或容忍这种误解，他愤怒地驳斥了瓦拉克的报道，称之为一派胡言。
当天下午，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晚饭后会谈继续。两人讨论了全球战略和为建交谈判打基础的问题。邓小平知道布热津斯基刚到北京，客气地对他说：“您一路辛苦了。”布热津斯基则答道：“我兴致很高。”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都坚定地阐明了各自国家的观点，但是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机警，理解力强，有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坚定，直截了当。……我对他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邓小平单刀直入。……中方直截了当讲明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邓小平说，理解中国并不难，……毛泽东主席是军人，周恩来是军人，我同样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也喜欢直来直去。）和邓小平的会谈让布热津斯基十分兴奋，5月26日他向卡特做了汇报后，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兹比格……被中国人征服了。我对他说，他受到了迷惑。”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邓小平想探明美国人有多大意愿与台湾断交。“问题仍然是要有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已拿定主意，我认为它就比较容易解决。……你认为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做些什么？”布热津斯基解释说卡特决心取得进展，并且接受中方关于美国与台湾断交的要求，然后他提议双方在6月开始关系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平立刻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继续询问美国为落实台湾问题三原则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邓说，“我期待着卡特总统拿定主意的那一天。”“我刚才对您讲过，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卡特总统已经拿定主意了。”布热津斯基没有细说美国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只是再次重申美国接受三原则。他接着说，美国计划发表一个声明，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回答说，中国不反对美国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台湾是内政问题，是基本的主权问题”。布热津斯基由此断定，假如美国做出这样的公开声明，中方不会公开反对。布热津斯基还告诉邓小平，从7月开始伍德科克会准备与黄华进行一系列谈判，探讨是否能在双方都接受的条件下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不但鼓励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访华，而且鼓励西方的所有科学家访问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深信不疑的美国科学家很乐于回应邓小平。1978年7月6日至10日，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ess）率领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华，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国外的最高规格的科学代表团。普赖斯过去是麻省理工学院地震科学专业的教授，从1975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因此对于和中国的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兴趣。邓小平对普赖斯的代表团谈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并对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表示关切。他也提到了中国需要外国投资。
在邓小平讲话后的提问阶段，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问邓小平，他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邓小平回答说，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俄国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当时普赖斯预计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会像过去一样，继续严密控制科学家前往美国，对扩大科学交流也会十分谨慎。
邓小平却让普赖斯大感意外。邓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更大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接受数万名留学生。邓小平希望马上就能得到答复，普赖斯将此事视为他的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于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给卡特打电话并把他叫醒，请他同意马上让700名中国学生赴美，并在未来几年接待数量更多的留学生。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很少被人半夜叫醒，但他给了普赖斯肯定的答复，尽管他很纳闷普赖斯为什么要把他叫醒，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授权普赖斯答应这一类请求了。
邓小平在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会见了伍德科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彼此寒暄了几句后，伍德科克交给邓小平4份只有一页纸的英文公报草稿。邓小平没有等待正式的译文，而是请译员做了口头翻译，在没有中文文稿的情况下便直奔主题，他显然不想拖延取得进展的时间。邓小平问，既然废除了美台防御条约，美国为何还要一年时间才从台湾撤军？伍德科克解释说，美国打算在1月1日与台湾断交，现在的条约规定终止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尽管美国事实上打算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军队。邓小平说，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不过他希望美国干脆删除所有提到第10条（其中规定终止防御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的地方。他还表示，希望美国在这个期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了，“蒋经国就会翘尾巴，这将增加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
邓小平注意到，公报的中文稿中有反霸权的条款，美国的稿子却没有。他说，美国的稿子令他满意，但是希望美方在共同声明中加上反霸权的条款，不然会让世界觉得双方存在分歧。伍德科克说，他会将邓小平的意见转告华盛顿并等待答复。邓小平同意1月1日是宣布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好日子。
风险之大不言而喻。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邓小平宣称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的误解，足以使两国关系出轨。因此布热津斯发电询问伍德科克，他是否确信北京已经对继续对台售武表示谅解。伍德科克和罗伊马上拟好了电文，其中说，双方已把各自在军售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记录在案。伍德科克回复布热津斯基说，他们此前已向中方讲明：“正式建交不排除美国人民继续同台湾人民保持一切商业、文化和其他非官方联系，我在12月4日已经就此向代理外长韩叙做了说明。”他在电文中又说，代理外长韩叙确实提出“明确反对建交以后向台湾出售武器”。收到伍德科克的电文后，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认为，在邓小平是否明确理解了美国将在1979年以后继续出售武器这一点上仍存在疑问。于是布热津斯基又致电伍德科克，让他再去见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假如国会提出对台售武问题，他们出于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说1979年以后不再恢复出售武器。但是美国在出售武器时会有所节制。
邓小平答应了伍德科克要与他再次会面的紧急请求。他们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下午4点见面时，伍德科克感谢邓小平愿意这么快就与他见面。他解释说，本着完全坦诚的精神，卡特总统“要有绝对把握不存在任何误解”。他接着宣读了白宫发来的声明，其中解释说，鉴于美国政治的需要，美方会继续对台售武。邓小平勃然大怒，但还是有所克制，他说，这完全不可接受。他发了十分钟的火，然后怒斥道，“为何又要提出这个售武问题？”伍德科克解释说，美方不想让总统在其声明中说一些让中国感到意外的话。邓小平接着说，“这是否意味着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会说美国将在1980年1月1日之后继续卖给台湾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们会继续保留这种可能性。”邓小平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同意，这实际上会阻止中国以合理的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他说，蒋经国会变得趾高气扬，“台湾问题将不可能和平解决，最终的选择就是动用武力”。
这时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极其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反驳道，中方早已明确表示不接受继续对台售武，他昨天就提到过这一点。伍德科克把责任揽了下来，他说，他本人大概有所误解。邓小平变得十分恼怒，伍德科克和罗伊严重怀疑邓小平是否还会同意关系正常化。
经过将近一小时的会谈和连珠炮一般的反对后，邓小平说，台湾是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伍德科克答道，他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会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的统一——当时很多美国官员也和中国官员一样，认为这会在几年内发生。伍德科克说，头等大事是完成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好。”话音一落，僵局随之冰释。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醒说，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反应，任何公开争论都将有损于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尽力让全世界认识到，中美建交的意义正如双方共同相信的那样极其重大。邓小平说，“好吧，我们如期公布建交文件。”邓没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协商，中美建交一事就这样尘埃落定了。
6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于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某种角度来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后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万斯和他的班子为邓小平抵达华府做准备时，给卡特和其他接待邓小平的官员准备了有关邓小平和这次访问意义的简报。万斯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万斯预测说，邓小平的目标大致包括：帮助卡特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宽美中关系，使这些改变变得不可逆转；激起美国对越南的敌意。但是，缓和美中先前紧张关系的重要意义，远远不局限于这些个别的目标，它能够“对亚洲的政治与战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显著的影响”。
下午的会谈——1月29日三次会谈中的第二次——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再次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的私下会谈，讨论一个机密问题。于是卡特、蒙代尔、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同邓小平和他的译员一起离开了在座的其他人，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谈中，邓小平以严肃而又果决的作风，说明了他要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的计划。他解释说，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造成严重威胁，这将以越南占领柬埔寨作为起点。邓小平说，必须打破苏联的如意算盘，适当地给越南一个小小的教训。卡特想让邓小平打消进攻越南的念头，不过他没有说反对此事。他表示担心，中国如果进攻越南就会被视为侵略者。他知道这将更难以争取到国会对中美合作的支持，尤其考虑到，维护和平正是他的行政当局为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理由之一。
次日邓小平又和卡特私下会晤，就中国进攻越南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他连夜亲笔写好的笔记，解释他为何建议中国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卡特说，“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未来产生严重关切。”邓小平解释了他为何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证，即使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也会在10天到20天后撤出。邓小平又进一步坚持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后邓小平和卡特回到众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邓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严肃的任务之后，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在最后的会谈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邓小平表示，假如美国和日本敦促台湾与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它们就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他对卡特说，北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对台湾动武，一是台湾长期拒绝与北京谈判，二是苏联涉足台湾。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陈云和李先念——并不是由他选定的。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李先念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10岁到20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3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下旬会见了胡耀邦、姚依林和邓力群。他们为筹备定于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需要考虑很多大事。这次中央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4个主要支持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还打算在这次全会上为刘少奇正式恢复名誉。此外，领导人要讨论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计划。
邓小平在1980年2月，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1980年5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980年8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此后，在始于1980年11月初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尽管存在严重分歧，最后还是做出了撤销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一决定在1981年6月正式宣布。
在1980年12月5日一份供内部传阅的文件中，政治局宣布，将建议六中全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他的军委主席一职。华国锋将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8点用早餐，9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复。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片纸，那里总是干净整洁。
陈云要求自己的机要秘书每天为他选出5份最重要的材料，邓小平则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细阅读。读过材料并对其中一些做出简要批示后，他把全部文件交给王瑞林和卓琳，由他们把他圈阅或批示过的文件转交相关干部，再将其余文件归档。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对一些文件他简单地写上同意，还有一些文件他会送回，要求做进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在上午3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后，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他在亲自制定战略时需要知道的情况。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干部认为毛远新刚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释毛泽东的意见时，往往用自己强烈的成见去渲染甚至补充毛泽东要他向其他干部传达的意见。王瑞林对任何事关党或政府的事都避免做出自己的解释，尽管他与邓小平悠久的关系使他更像是邓家的一员。王瑞林不事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有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使外界准确知晓他的想法，邓小平会写下主要观点，让王瑞林传达他的书面意见。
总书记胡耀邦是党务的执行官，总理赵紫阳则是政府事务的执行官，他们将所有重要问题交邓小平最后定夺，但多是以书面形式，很少亲自前往。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例会（但主要是书记处会议），赵紫阳主持国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在做出最后决定时，邓小平会考虑政治气候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虽然他做事独断而果敢，其实也受到政治局成员中的整体政治气氛的限制。
1980年，政治局由2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其内核——即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有7名成员。一般认为，政治局中较年轻的成员是政治局常委的潜在候选人，常委会成员从政治局委员中产生。1980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年迈的叶帅很少参与实际工作。陈云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见，党的日常决策权主要掌握在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手里。每个常委和一组特定的政治局委员有自己的办公室秘书，他们隶属于书记处，负责收集材料、起草讲话、处理文件，并充当常委和其他高官之间的联络员。即使观点不同，邓小平治下的政治局也是个相对有纪律的组织，能够听从他的指示。
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赵紫阳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要比把一两个领导干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旧组织更容易控制权柄。中央书记处恢复后，成了一个处于他明确控制下的全新机构。邓小平把这个为全党提供最高领导的新神经中枢安排在中南海北门内，让他亲自任命的胡耀邦负责，领导党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员在书记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在这里召开例会。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一个更大的行政单位，负责起草和传达文件，处理北京党中央各单位和省一级党委的来往，书记处则要小得多，它只为最高领导服务，就像一个党的内阁。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的会议。虽然他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但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后，常委会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赵紫阳作为总理也会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不亲自与会，而是让他们的机要秘书代为参加。机要秘书对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一群机要秘书可以进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领导人本人因排名、权力或面子等顾虑而可能引起的问题或尴尬。
邓小平的见解有助于形成共识，但在书记处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会做出最后决定。一旦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书记处就会拟出文件在常委中传阅。常委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或是做出简短批示，在后一种情况下，文件会送回书记处进行又一轮修改。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批准一项决策或文件的最终措辞。
有些高层官员，大多是政治局以下官员，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与秘书不同，他们都有管理权。政治局成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某些系统的工作。比如彭真领导着管政法的领导小组，万里领导着管农业的小组，宋任穷的小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组管工业和运输项目，杨得志的管军事，胡乔木的管党史和意识形态，姚依林的管经济计划，王任重的管宣传，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贸和投资，彭冲的管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周边）的工作。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最初，邓小平也不得不与陈云商讨经济问题，因为陈比他懂经济，且陈的意见在其他领导人中享有很高权威。在军事领域，叶剑英退到一边之后，邓小平再也感觉不到还有谁的意见能对自己有所制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尽管在具体事务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于专家。即便其他领导人不同意邓小平做出的决定，他们也会遵守党纪，不会公开表达异议。
邓小平可以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随意交谈，他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则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胡和赵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于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这一由多年知交组成的小团体有着高度的个人信任，使邓小平能够对政治气氛和人事问题做出更可靠的估计。邓小平与杨尚昆有着特殊关系，他们同为四川人，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是邓小平和军队之间可靠的联络员。邓小平与给他写讲话稿和起草文件的笔杆子，尤其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有着比较随意的关系。相比胡耀邦和赵紫阳，邓与他们交往时更为轻松。
邓小平用不少时间准备每年的中央全会，因为这种会议能在两百多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一百多名候补委员中统一思想。他用更多时间准备每5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使人数更多的党代表统一思想。在筹备这些重要会议时，邓小平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议程，然后让他们和胡乔木等人一起领导文件和讲话的起草。对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之后通常会进行新一轮的编辑加工，作为能传之久远的历史档案收入他的《文选》。
邓小平知道，他绝无可能让群众对他产生像对毛泽东那样的敬畏。但是，他对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威也心中有数。他在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已经享有个人威望，其基础是他有50年担任中共领导人的资历、他过去的功绩、毛和周曾把他作为可能接班人的培养，以及他为国家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为维护自己的权威，邓小平必须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除了把毛的基本思想定义为“实事求是”而被人们接受，还做出了承认毛泽东1958年以后所犯错误的党史决议，这么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也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1983年至1984年经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198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
-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他这样做的时候，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 捍卫党的地位。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他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做出坚决的反击。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于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判处江青死刑；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做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
-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 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于他的人——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他们反过来又能保证没有任何异议团体敢于挑战他在党内的权威。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邓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拥护，他就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争取到广泛支持。他培养和聘用专家，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取代上了年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为缩减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这一政策受到不愿退休者的强烈抵制。邓小平也认识到，很多新的计划必须逐步加以实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平需要数十年时间，他必须为实现每一个目标定出标准。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施，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公车。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
邓小平大大扩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深造的机会，提高了学者的地位，允许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他很快就设立了计划，使445万工作素质有待提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得到再培训；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把档案存放在那里，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于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陈云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3年的刘伯承相似，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于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等待事情得到巩固后再继续向前推进。例如，1980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因深刻的内在冲突而饱尝痛苦的国家。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地主被消灭，连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此外，这些斗争遍及每一个村庄和工厂，这意味着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居大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邓小平指示说，对“文革”可以做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于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加重过去的敌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都平了反，但邓小平建议，给他们恢复工作时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让过去的斗争死灰复燃。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毛泽东时代被迫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8个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7人或7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后说，“看看再说”。最初企业主对雇7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工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做出一点不屑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做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
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广东的方案于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4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7个月内即告完成。
从1978年到1980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国”商人——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1983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如船王包玉刚——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大陆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界线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繁荣期掌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界线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支持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对谷牧做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做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在“二进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会的党政干部比第一次还要多，批评也更加严厉。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任仲夷做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
邓小平一直在阅读各种会议报告，但也一直避免公开表示支持广东和福建。不过，当他看过章蕴的报告，看到报告做出了实际上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后，立刻把报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于1982年12月31日发出的第50号文件肯定了广东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文件还引用了陈云的结论：“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邓小平没有动用个人权威就成功保住了试验。广东的干部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了广东和福建，包括4个经济特区中的3个——深圳、珠海和厦门，还视察了中山和顺德这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的县。他出行之前就对特区的发展持积极观点，但在他听取当地的报告、亲眼看过之前，仍然持慎重态度，不轻易表扬。深圳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工厂让他十分兴奋，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块大广告牌上的袁庚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视察完深圳和珠海回到广州后，他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深圳，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楼林立，这一在1978年的中国前所未见的景观，使深圳已经具有了现代西方城市的风貌。
1984年时电视刚开始普及，数百万中国人得以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视察中所见的高大建筑和工厂。邓小平在视察广东和福建后宣布：“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多个大饭店，国外海外的人可以独资搞。”他说，宝钢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马，不必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邓小平视察广东和福建的成功经验的报道，对当年晚些时候正式宣布开放沿海城市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定构成了有力支持。
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2月24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来，为宣布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的政策做准备。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时说，建筑工人都是从内地城市来的，他们的效率要归功于合同承包制，报酬多少全看他们的劳动表现。邓小平强调了经济特区在学习国外技术和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他说，各地都立刻实行高工资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应当允许一些地方先富起来。他又说，由于深圳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现在又回到了深圳。他然后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把他的话转告陈云。
邓小平大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事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事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1978年12月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刚刚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陈云提醒人们注意经济中的潜在危险：经济增长的前景难以把握、预算失衡、购买外国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在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许多领导人都试图为经济出谋划策，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不过，当最高领导层汇总各种观点时，不同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the 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称为平衡派（the balancers），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这一边，但当陈云于1978年12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而支持陈云。1979年1月6日，三中全会刚结束两周，邓小平把与他共事的主要项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来，对他们说，陈云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们应该降低一些计划指标。要避免外贸债务过重；在制订计划时首先要核实并确保必要的原材料供应；要优先选择投资回报快、能扩大就业的项目；为了避免陷入债务，实施项目之前要先积累资本。简言之，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完全支持陈云的稳健立场。（陈云后来责备华国锋草率签订引进项目的合同引发了诸多问题。）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当年12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70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这种失衡比起10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进攻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万里到安徽之前，中央已经向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出指示，对安徽滁州地区几个仍然有人饿死的县进行调查，就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提出建议。万里在他们数月的调查研究和他本人亲自走访这个地区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解决安徽农村问题的“省委六条”。这一方案建议：
- 生产队根据自身条件，只要能完成生产任务，可以把一些地里的农活安排给生产小组甚至个人；
- 上级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 减少给生产队和个人下达的定额；
- 实行按劳分配，放弃按需分配；
- 粮食分配的决策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 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
当万里提出“省委六条”时，全国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万里不能反对这项政策。但是，邓小平和一些官员看到了安徽省委在万里领导下制定出的“六条”后，立刻肯定了这一试验的价值。
邓小平从缅甸前往尼泊尔访问时途经四川，到四川后的第二天（1978年2月1日），他对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讲了万里在安徽农村施行六条政策取得的成功。其实赵紫阳已经允许生产队“包产到组”，只是没把这一步骤向北京全面汇报罢了。邓小平鼓励赵紫阳允许下面进行类似万里在安徽的大胆试验，赵紫阳遵照邓的意见，很快提出了在四川农业生产中实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条”。赵说，基本核算单位可以是生产小组，但他不像万里走得那样远，没有允许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仍然支持大寨样板，这使安徽的干部担心他们以后会受到批评。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陈永贵便不再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的继任者王任重仍然支持学大寨。1979年春，这位新上任的副总理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信，请他协助阻止生产队下放权力的做法。随后一系列反对进一步放权的文章便相继发表。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也仍然十分谨慎，不想改变立场。
在这种气氛中，万里十分怀疑自己容忍进一步放权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万里把陈云叫到一边询问他的意见，陈云私下对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你。”万里也问了邓小平的看法，但邓小平当时仍不想公开支持他，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争论虽然在升温，万里却有陈云和邓小平悄悄为他撑腰。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5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14章）。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到1980年代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做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昆山的乡镇企业干活，那些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1980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在1978年和1979年，估计有650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到1980年代初，估计共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1979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理由允许农民“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率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1980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8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7人，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艺品或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艺品或小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
1982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8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主义？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本家了？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界线在当时仍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舆论上的反对。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7名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经过修订的“六五”计划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未来5年的年均增长目标被确定为4%到5%。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30亿美元，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运输，同时也将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支出。
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做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县市，给地方干部打气。他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消除发展经济的障碍。根据他对农村的视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针对陈云所主张的1980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1990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19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给199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都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年份 | 1978 | 1979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
| 增长率(%) | 11.7 | 7.6 | 7.8 | 5.2 | 9.1 | 10.9 |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也仍然很尊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
紫阳，改革构思
陈云在1980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建立计划体制的时期了。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普遍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讲北京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自然而然地，当赵紫阳和他的班子在北京待了两三年后，他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会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紫阳及其智囊团，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
1980年中国大陆取代台湾重新获得在世行的中国席位后，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访华，为发展双方的新关系铺路。
1980年10月，世行做出了一个在其历史上首创性的决定：它组织了一个由30位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这些专家的研究特长包括中国经济、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朱是自愿加入中方团队的，因为他将之视为学习的好机会。
世行团队返回后，根据与中方所做的联合研究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讲述了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历史，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中适合或不适合做出政策改变的领域做了认真区分。
当时首先面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对于中方人员来说，参与这项研究，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具有全球发展经验的经济学专业人士的视野，并学习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的体制。
1984年召开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价格改革等问题，但这次会议世行人员没有参加。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完成定额的国营企业可以将超额部分以市场定价出售。这样一来，很多企业会转而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而在向市场转型的过渡期又可以依靠计划内价格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段控制住腐败。
1985年，在邓小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中国官员再次请世界银行召集专家，为中国从管制经济转型为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提供指导。中外专家在一条名为“巴山轮”的船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这条从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抵达武汉的轮船上，他们进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紧张讨论。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吉米·托宾（Jim Tobin），他介绍了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尤其是通过调节需求控制市场的可能性。弗拉吉尔兹·布鲁斯和首次访问中国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则介绍了东欧在调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议结束时，早已对东欧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持怀疑态度的中方与会者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如允许业绩不佳和重复生产的企业继续生存的“软预算约束”——是计划体制内在的普遍性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对采用东欧改革模式的探讨，转而以更强的意愿接纳市场的作用。
1979年初，中国效法日本成立了两个机构：质量管理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北京为地方干部开办培训班，再由这些干部为各自地区的工厂经理培训工业管理，传授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观念。尽管这些培训计划的作用难以具体评估，但是对中国那些习惯于办事慢吞吞的工厂经理和工人来说，这些榜样的存在，加之官员的大力鼓动，确实促成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的改善。
中国经济官员在访日期间看到，消费需求成为日本工厂的生产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作为工业产品分配者的功能，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是，生产消费品的中国工厂也得到指示，要求他们直接征求当地商业网点的意见，了解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产品。
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邓小平访日期间，不但对日本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感到惊讶，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些计划手段远比中国更灵活、更能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例如，通产省一方面会为大公司提供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会让他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
中国在1980年至1981年施行的经济调整政策，导致很多与日本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与中方的合作被放缓（见第15章）。但1982年最困难的调整步骤完成后，中日关系又得以复苏。1982年5月底至6月初赵紫阳访问日本，除了寻求进一步投资和技术咨询外，也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日本通产省下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在中国设有若干个办事处，它们研究中国经济，辅助日本公司在中国当地发现蕴涵商机的领域，也为中国各个工业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提供培训。
到1980年代中期，国外机器设备的引进已经带来了巨大变化。所谓“手工业式的重工业”，即工人光着膀子向炼钢炉填煤、用大铁锤把金属锻造成型的景象，被宝山钢铁厂里具有连铸设备和电子控制系统的现代氧气转炉所取代。现代生产线取代了用机床逐个加工机器零件的工人，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合资企业中与外国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学会了使用现代电子设备、运用最新的现代管理技术，也为增长的大潮做出了贡献。其中一些管理人员运用他们在外企学到的技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1980年代计算机在西方采用后，在中国企业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欧洲、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司（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的新设备和新体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累积作用，至少与北京领导层进行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样巨大。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
在1983年6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高调提出要将投资比重提高到国家计委所建议的水平之上。1983年12月，邓小平说，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如果只讲稳定就很难取得进步；没有一点闯劲，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翻两番。
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个授予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赵紫阳智囊团的成员拟定的。文件提出要运用包括价格和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长期以来支持给予企业更大灵活性的赵紫阳，也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在完成政府定额后参与市场的自由。
邓小平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在1984年9月3日至10日的莫干山会议之后，采用价格双轨制的国营企业，获准扩大了对市场价格的使用。这使国企经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市场上，由此他们在计划体制仍为经济提供稳定产出的同时，也学会了市场经济。
在1984年国庆节，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17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国庆节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决定》宣布，将逐步减少政府定价，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功能。这个文件大大鼓舞了那些希望得到更大灵活性的各部委干部。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支持这一文件时指出，准备文件和斟酌用词上的大量艰苦工作都是别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内容。邓小平说，文件最重要的内容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实行开放的基本论点：中国历史表明，只有国家开放，才能取得重大进步。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公开批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在1984年的几次会议上，陈云对一系列数据都表示反对：1984年基建投资大幅增加3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零售价格指数则上涨9%——这是自改革以来最高的数字。确实，通货膨胀已经令民众极为忧虑。
最高的数字。确实，通货膨胀已经令民众极为忧虑。
市场的扩大也要求政府对税收体制进行调整。1984年10月，在经过试验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实行新税制，用缴税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利润上缴（“利改税”）。在原来的制度下，政府为企业安排全部生产指标和税收，缺少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的任何经济刺激。而在新的制度下，每个企业完全自负盈亏；企业完税后管理者可以留下税后利润，这就刺激了各地企业提高效率。而且，无论私营企业、国营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可以采用这个新的制度。不过，因为新制度运行之初工厂管理者缺乏经验，中央财政收入在最初的7年里并没有增加。
1984年底公布的数据让陈云深感担忧。1985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值邓小平南下广州，陈云批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做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陈云利用年底的数据，想把大胆向前闯的政策拉回来。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努力。
在1985年9月18日至25日为制定“七五”（1986—1990）计划的基本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宣布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不超过6%或7%（大约是1984年或1985年增长率的一半），尽管实际增长率可能要高一些。他又说，应当限制乡镇企业夺走国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他还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造成能源的严重短缺和交通运输的瓶颈。
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教育”，让干部更好地抵抗腐败和违法乱纪。邓小平说，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间的增长率定为7%，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其实他对这个数字没什么不满，因为他心里清楚，由于过去两年的高增长率，只要一直保持7%的年增长，还是可以轻松实现让国民生产总值到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1984年不那么急躁，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正统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供了框架。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7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
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对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5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月30日至6月1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布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月份烟酒价格放开，导致价格猛涨了200%以上。但这并没有挡住邓小平闯关。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上，对是否取消物价管制进行了激烈辩论。邓小平最终占了上风，政治局同意他的全面放开物价的计划。这次会议刚结束，《人民日报》就在8月19日公布了这一决定。社论一发表，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惶恐。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售而空；群众也开始上街示威。
邓小平深知对党的政策随意改变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民众对放开物价的反应也削弱了赵紫阳的地位。虽然这一次赵并不赞成取消物价管制，但他曾有过放开物价的先例，也曾允许通货膨胀的压力超出陈云认为明智的程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然而，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大大高于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前一年上涨了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
谨慎的计划派完全不同意赵紫阳在1987年和1988年初所做的允许通货膨胀加速的决定。在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因为年初导致通胀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评。他同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承认年初时用来指导决策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而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需求总量过大。有人认为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赵设法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陈云给了他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训导。1988年10月8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就会引起混乱。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1983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做出的。此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1987年11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年3月成为总理。
| 年份 | 增长率(%) | 零售价格指数(%) | 消费价格指数(%) |
|---|---|---|---|
| 1988 | 11.3 | 18.5 | 18.8 |
| 1989 | 4.1 | 17.8 | 18.0 |
| 1990 | 3.8 | 2.1 | 3.1 |
8月份以后，谨慎的计划派又主导了经济政策。国务院于1988年9月24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1988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做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与通胀挂钩。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企业贷款。朱镕基1990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1988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年底出现了硬着陆。这从随后几年的增长率骤降中即可看出。
1988年至1990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骤降至1989年的4%，工业增长率从15%下跌到5%。1990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0.6%。消费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计划派仍然致力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由于税基太窄，预算赤字实际上不降反升。
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但是邓小平也务实地面对需要做出的改变。他知道他在1978年所继承的中共臃肿而僵化，无法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领导力。他确信党的很多资深干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他没有把他们大批清除出党，因为这样做会带来破坏，导致党的分裂，使党不能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但是他确实悄悄地把他们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将位置留给那些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人。邓在为高层领导岗位选拔人才上十分用心，而且鼓励下级干部也这样做。这些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就会给予他们相当大的空间使其进取。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时正值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几周之后。邓在元旦讲话中申明了收复台湾的重要性。他列出3个主要目标：（1）实现四个现代化；（2）中美关系正常化；（3）将台湾回归列入工作日程。几天后，他又对参议员萨姆·努恩（Sam Nunn）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说，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复台湾，否则就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得不可能。邓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台湾为避免被军事占领只能选择与大陆统一；因此，美国维持对台关系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成阻碍。1980年1月，邓小平在说明未来10年的主要目标时，再次将统一台湾作为目标之一。在与美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预期台湾将在几年内回归大陆，当时甚至伍德科克也这样认为。
1979年元旦的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如果台湾回归大陆，中国将尊重台湾的现状。邓小平也对萨姆·努恩的代表团说，如果台湾回归大陆，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一百年不变。台湾必须降下自己的国旗，但可以保留军队。但蒋经国得悉邓小平的建议后，却做出了挑衅性的回应：他重申了增加军事预算、加强军力并最终光复大陆的意图。此外他也继续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立法院委员则是中国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时，美国国会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它于1979年4月10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使蒋经国大受鼓舞。该法案旨在调整美国与台湾的贸易、交往和其他领域的一系列相关条约。由于台湾政府不再是全中国的正式代表，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与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和精神超出了对具体条约的调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国会议员的情绪。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期间，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心想与中国恢复邦交，很少考虑台湾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预见到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政治势力之强大。美方在1978年12月的一个深夜把蒋经国叫醒，告诉他几小时后将宣布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这一做法，被国会认为具有侮辱性，加强了国会要帮助台湾的决心。国会中不少人得到过台湾慷慨的资金支持，或是与对台出售武器的公司有来往，他们认为正常化过程没有以任何方式顾及到忠实的台湾朋友。法案要对美国的轻慢行为有所纠正，它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自卫武器，并宣布，以和平手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
1981年1月4日，里根宣誓就职的前几天，邓小平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战”期间援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英雄陈纳德将军的华裔遗孀陈香梅，向他们摆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知道陈香梅是台湾的朋友、里根就职委员会的成员，他警告她说，假如美国鼓励台湾独立，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邓告诉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但是中国对里根的一些言论感到忧虑。他说，他知道竞选人在大选前说的一些话与当选后的实际做法会有所不同，不过因为美国有一家报纸断言只要美国采取反苏立场，中国便有求于美国，对此他必须做出澄清。他承认那家报纸所说的一点，即中国确实是个穷国，但除此之外该报纸的言论全是错误的：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独立，它绝不会低三下四有求于人，它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算美国采取坚定的反苏立场，中国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忍气吞声。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里根向台湾派驻私人代表，中国将把这视为正式的官方决定，这既违反《上海公报》，也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如果美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准备让中美关系不是回到1970年代，而是倒退到19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能让里根与台湾达成协议，否则将使收回台湾从长远看变得更为困难，他让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国将静观里根的一言一行。
邓小平随后又想对台湾实行一系列胡萝卜政策，以增强对它与大陆改善关系的吸引力。中国在廖承志的领导下拟定了一个说明对台政策的新文件，并在1981年3月向英国外相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稿。1981年9月30日，这份文件由叶剑英元帅在国庆节前一天的公开讲话中正式发布。让叶剑英来做这件事，是因为早年国共结成统一战线时他供职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中有不少老朋友。叶剑英的“九点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 谈判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 双方应当为“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创造条件；
- 欢迎台湾人民来大陆投资经商；
- 统一之后台湾将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军队；
- 台湾现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包括私人企业和财产权，将保持不变。
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成了恒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的基础，并形成了《关于美国对台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签署）。该协议对美国售台武器做出限制，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还规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成最后的解决”。为了安抚台湾及对《公报》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里根总统邀请30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开了一个情况介绍会，向他们解释为何这一协议并未伤害台湾。
8月17日公报一公布，邓小平就邀请恒安石与他非正式会面。在和蔼的交谈中，邓小平祝贺恒安石达成了协议。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3个基础文件。此后直到天安门事件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里根总统1984年4月下旬为期6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他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1978年11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做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让邓小平赏识的不仅是包玉刚的成功，还有他对国际商业界第一手知识的掌握、对见过面的世界各国政要的敏锐观察力、对香港商业精神的直率赞扬、他的务实作风以及希望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帮助的真诚态度。在中国大陆以外，没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刚的家庭那样与邓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关系。1978年11月，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邓小平在开场白中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将支持香港的繁荣，并希望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但撒切尔夫人回应说，在英方看来，根据3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些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经双方协议才能做出变动。她说，英国在过去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错。她又说，只有在做出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后，才能谈到主权问题；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没有英国的这种保障，商人不会再愿意投资。不过撒切尔夫人确实做出一个让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权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出有关主权问题的建议。因此双方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开始谈判，寻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他说，有3个主要问题：主权；中国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就意味着完全的主权。为了维护香港1997年后的繁荣，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数法律将继续有效。中国会和香港人民进行广泛协商，制定出对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让英国政府或商业界满意也是有限度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谈判被推迟了，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中国1997年后完全收回主权，而撒切尔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随后中国发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1997年后香港政策的单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实际上，假如不谈判，中方将在1984年9月宣布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北京的柯利达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担心中方会向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提交他们的单方面方案，于是在3月初飞回伦敦与撒切尔夫人协商。此时香港股市再创新低，乃至撒切尔夫人也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为了打破僵局，柯利达建议撒切尔夫人致信赵紫阳总理，说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说过的话，但在措辞上稍加改动为：假如能够做出让香港人民满意的安排，她“准备向议会建议移交主权”。撒切尔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此信于1983年3月9日发出。由于此信没有满足中方关于谈判之前必须就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没有立刻做出答复，过了两个月才同意开始举行谈判。邓小平后来对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说，他在谈判议程的顺序上松口，是为了让英国人摆脱尴尬局面。双方就下一步谈判达成的日程是：第一，有关1997年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权问题。第一次谈判于7月12日举行，距撒切尔夫人访华已经过去了10个月。
许家屯抵港3个月后返回北京，向赵紫阳和李先念汇报了香港的整体气氛、经济状况和当地中共官员的素质。他的观察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讨大陆欢心的港商也说，港人是多么热情地期盼中共领导的前景。许家屯却大胆说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不信任情绪，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他还说，香港华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此外，一些在1949年以后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不能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1950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后来却没收了他们的企业。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
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时，许家屯告诉他，一些干部说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话。前国防部长耿飚对香港记者说，1997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小平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年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声明》的公布时，3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力的关切。邓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13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3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其中的邓莲如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
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1997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12项计划。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50年不变，而英国在1997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0月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的仪式上，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许家屯负责挑选香港的代表，为了争取那些可能反对中共统治的人，他挑选了香港主流社会中代表不同团体和观点的重要人物。
虽然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1986年12月5日去世后的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尤德是个工作勤奋而又亲民的总督，他的离世使他成为港英政府最优秀的公务员的象征。他曾在乱世中维持着香港的安宁，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为这块殖民地的繁荣而建立了公正的统治制度的英国官员。香港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悼念尤德总督，同时表达他们对其他曾在此任职的英国官员的敬意。很多港人怀疑，1997年后统治香港的官员能否保持现任政府的水平。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
可是，表决刚过4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彻底断送了。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当香港商界领袖包玉刚和李嘉诚在“六四”后不久拜会邓小平时，邓依然态度强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说，对英国政府一定要硬碰硬。
1950年5月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后，毛泽东把西藏领导人请到北京，与汉族官员签订了“西藏十七条协议”。据此协议，西藏接受中央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许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持自己的风俗。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框架，规定藏人接受中国的主权，但中央同意达赖喇嘛无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毛泽东同意，只有在西藏本土的宗教和贵族精英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对自治区的社会和宗教进行变革。“西藏十七条协议”之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仍然可以征税、调解纠纷、使用自己的货币，甚至保留他们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则控制着外交、军事和边防。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1950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
1954年至1955年，达赖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时会见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以极大的敬意对待达赖，因为他不但是宗教领袖，而且是与北京签订了正式协议的西藏地区政府首脑。当时，达赖喇嘛同意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同意将军队减少到1000人并不再使用自己的货币，尽管事实上最终西藏的军队规模并未被减少，而毛泽东也允许西藏继续使用自己的货币。1949年至1950年，中共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过渡政府，并在一两年内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年4月16日，已从北京回到拉萨的达赖喇嘛以隆重仪式欢迎北京代表团的到来，他们将帮助建立临时政府的框架，并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变成正式政府。
中央政府与藏人之间的麻烦爆发于1955年以后，这一年全国各省领导人被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说，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暂不实行。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四川领导人搞了一个计划，不但要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开始在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当地发生了骚动，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由于康巴的报复和劫掠事件一向层出不穷，当地几乎每个藏民家中都有枪支并知道如何使用，因而这里引发的流血冲突尤为严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于是他们在1957年到1958年带着武器逃入西藏。1957年正值冷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于是1959年3月达赖率领众多骁勇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后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在三中全会上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2日第一次向军队发表讲话，他在中央军委召开的高级干部座谈会上坦率地说：
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才是最根本的。现在这种臃肿的状况，使好多事情办起来不便利。一个指挥机构打麻将有五六桌，你怎么办事呀！……我们的军队名誉也搞坏了一点。……我现在实在想当顾问，……但现在不可能。我希望1985年当顾问，真的，不是假的。有什么不好啊？还可以多活几年。无非是没有秘书，车子还是有坐的。……干部年轻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对，原则拥护，具体反对。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辞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当邓小平在1980年8月说这番话时，东欧的共产党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很多中共领导人最初同情团结工会，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也担心，不知如果中国工人罢工会发生什么情况。
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做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事实上，他用“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类套话批评了西方民主。
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讲话刚刚一个月，胡乔木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明确支持对骚乱做出更坚定的回应。胡乔木的信也反映了陈云的观点，虽然陈云从前当过上海的工会领袖，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对工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掌权，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生产。胡乔木在信中警告说，独立的工会可以使异见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大麻烦。
胡耀邦没有给胡乔木答复。他仍然相信波兰给中国的真正教训是必须加快改革开放。然而风向已变。10月9日，胡乔木的信发出两周后，中央书记处将此信稍加修改后下发各单位。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指示说，不要再讨论邓小平的8月讲话。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也宣布进行政治改革要慎重。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
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么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1986年5月告诉胡耀邦，在定于1987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后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6年9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负责领导未来的政治改革，因为他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研究过各种经济体制。他在领导研究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使他很适合思考与经济变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的部下要在1987年7月拿出文件初稿，在8月或9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讨论，以便最后一稿能在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布。
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1986年9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这个小组配备了一班人马，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胡耀邦写信提出了人选名单。按邓小平的指示，他在信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现代化服务，为长治久安提供保障。鲍彤被任命为政改办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5月13日发表了有关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
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正统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未做报道，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了“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有关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8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之所以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后，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约150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生运动的责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未能很好地控制学生运动。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
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做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邓小平然后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1月8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用“生活会”给他定案。
邓小平在1月6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但是，胡耀邦在上层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有必要对他的问题做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邓力群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做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
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李先念人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做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10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做过3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做出辩解：
-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 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 关于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 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1月12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5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征求老领导的意见。
赵紫阳在1月15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赵紫阳说，胡耀邦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989年后，赵紫阳曾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能够合作共事。他说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
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做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
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17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1980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1980年至1981年这段时期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100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他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22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他也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而即使是为了搞好党内民主，也应当定期开会。陈云又说，他在1983年3月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选拔干部应该选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却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过陈云强调说，解除胡耀邦的职务要遵守党内程序，这一点十分重要。
胡耀邦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而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1月19日中央印发三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
- 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做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
- 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
- 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
- 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
- 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
- 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一些自由派干部看来，像胡耀邦这样为国家辛勤工作、大公无私的人，其治理方针本可行之有效，却被他忠心效力的人罢了官，是一场悲剧。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假如胡耀邦继续在台上，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因为胡缺少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所必需的坚定立场。他们感谢邓小平精心安排，没有给党造成损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党内高层的团结，使邓小平的改革得以继续。两年后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后果。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还数次邀请胡耀邦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
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其他老干部别无选择，也只好从正式职务上退下。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顾委主任，第一线的工作则交给了赵紫阳。
为了反映各级干部的意见，文件总共修改了8稿。9月27日邓小平看过文件后决定不再做任何修改，只是简单地批示说：“看了，没意见，写得好。”根据赵紫阳的指示，文件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标题提交给十三大。邓小平在大会前夕发表简短讲话，表明他完全支持这个报告。
报告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 实行党政分开，减少党在领导政府事务中的作用。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全职书记。
- 进一步下放权力。
- 政府各单位要明确职责，减少职权的重叠。
- 提拔、降职和奖惩要以工作表现作为依据，培训、工资、福利和退休的权利都要有法律加以保障。
- 在关系到地方群体的问题上，政府要与地方干部进行协商并向群众告知结果。
-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要允许各种群众组织，如妇女、工会和其他团体，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意见。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差额选举，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保证了当选者至少拥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会第一轮投票时，候选人比实际名额多出10人，因此得票最少的10人落选。邓力群便是落选的10人之一。随着邓力群离开中央委员会，他的主要工作单位书记处研究室也被解散。
十三大避免了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尖锐分歧。两个最具争议的干部——总书记胡耀邦和他的批评者邓力群——都被撤职，这使中间派更容易齐心协力继续推动市场改革和温和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能影响学生前程的权力。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不满。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朝鲜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月23日开始。他按照行程于4月23日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咨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6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这些都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如何应对示威者的思考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视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发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月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4月23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做出指示，就像通常做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上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社论赞扬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社论说，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向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导致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加紧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赵紫阳则代表后者。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朝鲜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
5月1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国两天后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应对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可能发生的示威。他主张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党支持加强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李鹏认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他批评了非法组织和谣言的散布。他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这些年轻人，中国就会发生大倒退。
5月3日和4日，赵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坚持主张要正面看待学生的要求。
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讲话中，赵紫阳也努力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没有陷入混乱，学生示威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赵紫阳在讲话中承认，党内确实存在腐败问题，他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缺乏开放性和民主监督。他重申学生是爱国的。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负责向高层汇报示威情况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是站在李鹏一边的，他后来在7月6日向全国人大汇报“反革命暴乱”时说，就在李鹏准备更加强硬时，赵紫阳却摆出了谅解的姿态。陈希同与李鹏和邓小平站在一边，批评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背离了“四二六社论”精神。陈希同说，很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控制违法乱纪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被赵紫阳的讲话出卖了。
5月13日上午，离戈尔巴乔夫访华还有两天，激进的学生领袖正发愁如何让正在消退的运动保持活力，但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不会动他们，于是宣布了一件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事情：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
绝食抗议完全出乎中央领导人的预料。5月13日，即绝食开始的当天，为此忧虑的邓小平会见了赵紫阳和杨尚昆。他说，这场运动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尔巴乔夫抵达之前清空广场。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那天，支持学生的人群再次增多。5月16日是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点做了清场的最后一次努力。广场上的大喇叭广播说，政府正在与学生代表对话。官方的广播敦促学生考虑国家利益，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学生们仍然拒绝离开广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支持他们。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在此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讲话，但就在这一天，有大约200名绝食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广场上的绝食者还有大约3100人。邓小平很难忘记不断恶化的局势。
戈尔巴乔夫在5月16日下午会见赵紫阳时说，他已经见过邓小平，但现在见到赵紫阳总书记，全部协议才算是得到了正式认可。赵紫阳解释说，邓小平仍在工作，中国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因此1987年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由邓小平同志掌舵”。赵紫阳的支持者后来解释说，赵紫阳理所当然要纠正戈尔巴乔夫的印象，因为他与邓小平的见面也是正式的官方会见。赵紫阳后来也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
在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之前，邓小平已经在考虑如果学生不撤离广场的应急方案。后来，当戈尔巴乔夫结束访问，外国媒体的主要人员也都离开后，5月17日下午4点，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军委的联络员杨尚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与会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紫阳解释说，局势很严峻，每天仍然有30万到40万人在示威。他认为除非撤销严厉的“四二六社论”，学生们不会自愿离开广场。
听过其他人的意见后，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做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的要求。假如中国领导人也做出让步，中国就完了。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在1986年采取果断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关闭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有助于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成功恢复了秩序。邓小平相信，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果断措施。但是邓小平认为，现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复秩序，需要动用军队。
李鹏和姚依林马上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虽然胡启立也有些顾虑，但只有赵紫阳明确反对。赵紫阳发言时，有人提醒他少数要服从多数领导。赵紫阳回答说，作为党员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个人意见。
会议一结束，赵紫阳就请他的助手鲍彤为他准备一份辞职信。赵紫阳知道，这一决定意味着他官场生涯的结束。
当天晚上赵紫阳尴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在没有邓小平在场的情况下研究如何贯彻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赵紫阳在会上宣布，他不能执行戒严决定。次日上午凌晨5点，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了他对学生的关切。赵紫阳拿着手提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他说，他也年轻过，也参加过游行，并不想后果会怎样。但他劝说学生放弃绝食，爱惜身体，以便积极参加“四化”建设。这是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杨尚昆得知赵紫阳要递交辞职信时，他劝赵紫阳将其收回，以免向公众暴露领导层内部已经公开分裂。赵紫阳拒绝主持宣布戒严的会议，但他确实同意收回辞职信。尽管没有辞职，但他以身体太劳累为由，请了3天病假。正是在这3天内实行了戒严。
李鹏在5月22日的日记中承认，军队在50个小时里无法移动。他又说，邓小平担心有可能“军心不稳”。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这么多青年人反对士兵们，军队还能维持秩序吗？士兵是否会受到学生的影响，失去遵守纪律的决心？有些士兵看上去又累又饿。
5月22日星期一早上7点，部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开始撤离时却发生了混乱。有些市民认为军队只是想换一条路线进入市中心，因此继续阻止他们移动。不过到5月24日时，部队都已撤到市郊驻扎下来。戒严令并没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随着部队的离去，示威群众开始庆贺胜利。
5月20日一过，军队暂时撤退后，李鹏努力争取全国高层干部的支持。在5月20日以后几天的李鹏日记中，满是与全国各地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的记录，他在电话中解释发生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并记下了他们表示拥护北京领导层的决定。据李鹏的记录，到5月21日时已有21位省级领导表示支持戒严。邓小平则一直忙于和其他元老协商，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支持。陈云在这场危机中也支持邓小平，他说，坚定立场绝不后退，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也会见了李先念、乔石、彭真等老干部，以确保上层思想统一。
5月中旬万里正在北美访问。中央领导人通知他不要直接回北京，而是先去上海。5月26日凌晨3点万里到达上海机场，迎接他的是江泽民和丁关根，丁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向万里通报了形势。第二天丁关根根据北京的指示，向万里做了更全面的汇报，江泽民交给了万里一些由北京准备的文件，解释为何要让赵紫阳下台。
为了陆续赢得群众的拥护，邓小平需要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新领导人，并在军队占领天安门后向社会公布。5月19日实行戒严的前一天，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邓小平表扬了江泽民的果断行动：他以巧妙的方式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而没有引起强烈反应。江泽民从1983年到1985年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曾在1985年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时，江泽民作为市委书记接待他们，他们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作为较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工作了3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务。此外，他立场坚定，致力于改革，了解科技，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这些都是邓小平认为领导国家所需的很重要的品质。
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还在考虑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是一位能干的改革派领导人，将让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分管宣传，宋平既有经验，人缘也好，善于处理困难的组织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将进入政治局。李鹏已经证明能够坚定贯彻邓小平的意愿，将继续担任总理，姚依林仍担任副总理。新的任命将立即宣布，并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确认。赵紫阳将离开政治局。
决定了新的领导班子后，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两个留任的人——李鹏和姚依林——见了面。邓小平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秩序，需要新的面孔。他还鼓励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打击腐败，向群众表明党的领导人在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江泽民等新领导人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需要采取一些大力的行动来证明他们致力于改革的决心。邓小平认为江泽民不应该带着他在上海的班子来任职，相反地，他要求大家团结在江泽民周围，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新的领导班子一到位，邓小平就会宣布他彻底退休的打算。
江泽民并不知晓这些高层对他的未来角色进行的讨论。5月31日李鹏打电话通知江泽民立刻飞到北京，但没有解释理由。江泽民抵京后，李鹏对他说邓小平要见他。第二天邓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为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私下拜见了另外两个元老陈云和李先念，并立刻开始为自己的新工作做准备。
在解释动用军队的理由时，邓小平承认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如果让示威和贴大字报的现象继续下去，就没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说，党的领导人要解释恢复秩序的决定，说服各级干部，让他们相信对抗议者采取行动是正确的。
在6月3日前的几天里，学生开始觉察到军队调动的一些迹象，6月3日之前，学生有几次用投票表决是否继续占领广场。大多数人都投票赞成留下，因为主张离开的人已经用脚投了票。但是在6月4日前的几天里，一些学生领袖试图与政府谈判。
据一些传言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4点半到5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地承认了此前可能有人遭到射杀。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中弹。很多人想搞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数，但各种估计数目出入极大。中国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死亡数字很大，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
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老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要坚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
在11月7日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了江泽民。杨尚昆成为第一副主席，他弟弟杨白冰取代他成为军委秘书长。政治局表彰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做出的伟大贡献。11月8日全会结束后，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他过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与他握手，然后他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举行他的退休宴会，饭菜是由为他做了30年饭的厨师准备的。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我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谢你们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我衷心感谢全体同志。”邓小平退休的这一天柏林墙被推倒，但他的退休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11月10日，也是邓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邓小平向他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他请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布什，其中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设想：（1）中国允许正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异见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前往美国，（2）美国取消一部分对华制裁，（3）双方设法签订一到两项重要往美国，（2）美国取消一部分对华制裁，（3）双方设法签订一到两项重要的经济合作计划，以及（4）江泽民访问美国。几个月后的1990年5月，布什宣布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已经同意让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出国。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1991年8月20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叫到一起，让他们增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的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假如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再次保证，强调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
1988年和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冬时，曾经与江泽民和接替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做过交谈。朱镕基在北京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把他视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满自信的领导能力，又有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难得的改革魄力。1990年2月，邓小平会见了朱镕基和上海其他党政军干部，与他们讨论如何为当地的发展点火。
2月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对李鹏总理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有一件事还是要给你讲一讲，你要更多地关心一下上海浦东的发展。”两周后的3月3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向他们宣讲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又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定于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将要研究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草案。在会议前夕的12月24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再次给他们上课，讲明加快发展的道理。他强调了在2000年以前让经济翻番的重要性，鼓励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担风险。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副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但是邓小平的课依然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他多次请求，七中全会仍然受到谨慎的稳健派主导，他们更加担心的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经济过热。
江泽民并没有在春节给邓小平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在2月3日，即邓小平离开珠海5天后，江泽民打电话给邓小平拜年。他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成了更大胆的改革者。
当邓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车时，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达到了目的，现在江泽民要加快发展与改革了。确实，从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日报》的人对邓小平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当乐观，大胆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最终无法避免被全国的读者看到，当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江泽民通过从珠海得到的报告认识到，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江泽民从邓小平的南行中，能够看到他争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领导人的很多支持。
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春季，在公开场合，他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行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一个他估计能得到邓小平赞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月12日，在做了这次重要讲话3天以后，江泽民去问邓小平，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显然它是被打算用来取代“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邓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邓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不出意外，反响果然不错。
在中共十四大之前不久，邓小平让他的长期盟友、与他一起南行的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退了休。邓小平指定77岁的刘华清——他能听从江泽民的领导——和江泽民的盟友曾庆红取代了他们。邓小平早先曾对江泽民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邓小平与杨尚昆和杨白冰关系密切，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领导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
| 年份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
|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 9.2 | 14.2 | 13.5 | 12.6 | 10.5 |
| 消费价格指数% | 3.4 | 6.4 | 14.7 | 24.1 | 17.1 |
按照中共十四大和1993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把增长率定为8%或9%的政策，更多的地方投资和建设项目得到了批准。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后的几年里，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其规模也是前无古人的。实际上，从1992年到1999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0%。
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至1991年，外国直接对华投资陷入停滞，平均每年只有40亿美元；但是从1992年到1999年，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外国制裁的逐渐减弱，每年吸引的外资平均为350亿美元。快速增长引发了又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但朱镕基在1995年以软着陆方式控制住了这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