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 彼得·沃森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原作名: 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译者: 张凤 / 杨阳
出版年: 2019-10
页数: 1316
定价: 248.00
装帧: 精装（上下册）
丛书: 世界思想史
ISBN: 97875447790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恰当地将《梦的解析》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的四大理论基石首次获得了集中阐述：无意识（the uncounscious）、心理压抑（repression）、幼稚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导致恋母情结）以及对心理的三重划分（tripartite division）：自我（ego），即自我意识；超我（superego），即广义上的良知；以及本我（id），即无意识的原始生物表达。
开始与另一位杰出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 合作。当时他已是维也纳最德高望重的医生之一，治疗过很多著名的患者。他有两项主要的科学发现：其一是发现了迷走神经在调节人体呼吸运动中的作用，其二是发现了内耳中的半规管具有控制身体平衡的功能。
但布罗伊尔之于弗洛伊德乃至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性，在于他在1881年发现的“谈心疗法”。
1900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一场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 有生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雨中，他踏上了克里特岛北岸干地亚（现希腊港口伊拉克利翁）的土地。
一个克里特岛的农民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克诺索斯（Knossos） 偶然发现了一批大罐子和若干具有迈锡尼特征的陶器碎片。
埃文斯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文明，一个此前完全未知并可以说是由第一批开化的欧洲人建立的文明。他将自己的发现命名为米诺斯文明（Minoan）。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作家的经典，也是因为虽然这些青铜时代的克里特人崇拜各种动物，但似乎对公牛和弥诺陶洛斯（Minotaur，牛头人身怪物） 的崇拜占主导地位。
1900年3月24日，在阿瑟·埃文斯登上克里特岛两个星期后，正当他揭开伟大发现的第一块面纱时，荷兰植物学家胡戈·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 在同一个星期完成了一块进化论的拼图。他在曼海姆向德国植物学会宣读了一篇名为《杂交的隔离法则》的论文。
他在曼海姆会议上宣布，其实验结果表明，一种植物的特征和这种特征的遗传，“都是由某些确定的单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每种特征（比如雄蕊的长度或叶片的颜色）“都对应着一种特殊形式的材料载体”（德语原文所用单词为Träger，也可以解释为“传递者”）。他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要素在传给下一代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虽然他的表达稍显粗糙，只说出了一种直观的感受，但德弗里斯在曼海姆的那一晚已经对后来出现的基因（genes）概念下了定义。
他就接着说出了一番影响至今的话：“这两种命题（指基因及其显/隐性）实际上很早以前就由孟德尔（Pater Gregor Mendel） 首先阐述过了。德弗里斯提到的这篇论文，正是帕特尔·格雷戈尔·孟德尔所著的《植物杂交试验》。
4月24日，就在德弗里斯发表其研究成果整整一个月后，卡尔·柯伦斯（Carl Correns） 在《德国植物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页的报告，名为《格雷戈尔·孟德尔关于物种杂交的行为规则》。柯伦斯的发现与德弗里斯非常相似，他也做了文献回顾并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同年6月，《德国植物学会学报》再次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豌豆的人工杂交》的论文。该文的作者是维也纳植物学家埃里希·切尔马克（Erich Tschermak），他在文中阐述了与柯伦斯和德弗里斯基本相同的结果。
在这个羽翼未丰的新世纪的前六个月里，已经产生了弗洛伊德学说和作为达尔文主义基石的孟德尔遗传学说。这两种知识系统分别从迥异的角度呈现出对人类的解读。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属于或表现为科学思想，并且都致力于将潜藏在人类视野范围之内无法触及的力量或实体昭然于世。在这点上它们与病毒颇为相似。此时距病毒被发现仅有两年时间，弗里德里希·洛夫勒和保罗·弗罗施已证明造成口蹄疫的元凶就是病毒。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确实存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无线电波和细菌的发现，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许多自然元素都存在于人类的肉眼和听觉感官所及之外。对于弗洛伊德学说和孟德尔学说而言，其重要性在于它们的发现都是对基本原理的解析，使人们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自然，并进而影响了每个人。
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时年42岁。
18世纪初，艾萨克·牛顿曾将原子设想为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19世纪早期的化学家如约翰·道尔顿等，已经被迫接受了原子是组成元素的最小单位这一概念。
物质和能量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奠基人、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 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曾在1873年提出，原子之间的“虚空”充满了电磁场，能量以光速在其中移动。
1887年，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 发现了电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无线电。在接下来的1897年，接替麦克斯韦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J.J.汤姆孙（J. J. Thomson） 进行了他著名的阴极射线管实验。管的两端皆由金属板密封，管中的空气被抽出以形成真空。如果随后将金属板连接到电池上并产生电流，人们就能观察到管中的真空空间发出的辉光。此辉光由负极板（阴极）生成，并被正极板（阳极）吸收。
通过系统地控制实验条件，他证明了阴极射线实际上是从阴极喷发并被阳极吸引的微小粒子。他发现粒子的轨迹可以被电场和磁场改变乃至形成曲线。他还发现，该粒子比氢原子还要轻，堪称已知的最小物质存在单元。汤姆孙确凿无疑地发现了物质的一种基本单位。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实验建立起物质粒子理论的雏形。
这种粒子，或者说汤姆孙当时所称的“小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电子。
普朗克对原子的存在形式首先发难：他质疑牛顿/麦克斯韦构想中原子是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这一概念。他提出质疑的一大理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该定律由普朗克在柏林的一位前辈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按照普朗克本人所学的知识，经典的热力学第一定律（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可以这样解释：设想一位建筑工人将一块很重的石头搬到屋顶。石头将一直维持相应的能量并处于屋顶上，直到将来某一时刻重新落回地面。根据第一定律，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然而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指出，第一定律并没有给出完备的理论。能量的损耗发生在建筑工人费力搬运石头的过程中，以导致工人流汗的热能的形式耗散了。这种损耗的能量被克劳修斯称为“熵”（entropy），它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形式的能量虽然并没有从宇宙中消失，但再也无法恢复其原本的形式。克劳修斯因此得出结论，世界（宇宙也是如此）必然总是倾向于增加混乱，随着熵的不断增加，最终油尽灯枯，走向灭亡。这一理念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宇宙是一个单向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本质上是对时间的一种数学表达。
所谓的黑体问题（black body problem）：一个完美的黑体能够百分百地吸收所有波长的电磁辐射。这样的物体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但也有类似的物体：比如碳黑能够吸收所有辐射的98%。根据经典物理学，一个黑体应该只能根据其温度发出辐射，而这种辐射应当在每个波长一齐发出。换句话说，它应该只能发出白光。
同年12月14日，普朗克在柏林物理学会发表演讲，宣布自己已经构建了完整的理论。该理论的一部分是关于这种小股能量规模的计算，即普朗克所称的h，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普朗克常数（Planck's constant）。根据计算，其值为每秒$6.55×10^{—27}$尔格（尔格是很小的能量单位）。他对黑体辐射的观察结果表述如下：虽然特定颜色的光的能量束是一样的，但比如说红光，其能量束就要小于黄光、绿光或蓝光。当一个物体刚开始受热时，它先发出能量束较小的光。随着受热增加，它就能发出能量束相对较高的光。普朗克将这种非常小的能量束定义为构建整个宇宙的基本且不可分割的组成单位。它之于能量辐射，就像原子之于物质世界。普朗克将其称为“量子”（quantum）。
1900年10月25日，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搭乘从巴塞罗那开来的列车，抵达在巴黎的奥赛火车站。他的作品探索真实与虚无，潜入外貌的表面之下，探究尚未被理解的自然隐藏结构之间的关联。毕加索关注性焦虑、“原始”心态、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物）以及现代知识光芒照耀下的古文明发源地。在他的抽象拼贴画中，工业材料和批量生产材料被赋予意义，旨在产生愉悦感的同时制造同样威力的不安（“一幅画，”他曾说，“就是破坏的总和。”）。如孟德尔、达尔文、弗洛伊德、J. J.汤姆孙和普朗克等人的思想一样，毕加索的作品对人们迄今用来给现实分门别类的范畴提出了挑战。
社会哲学家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 所谓的两种“世界观”之争。他对这两种世界观的定义是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但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重复了一对由来已久的对立关系，它源于19世纪初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街坊邻里鸡犬相闻的亲密感也因此逐渐变成了都市中“原子式”的孤立个人，虽然疯狂地往来奔忙却无法相互温暖，而这一对立关系也曾引起弗洛伊德的关注。普里布拉姆认为个人主义者笃信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经验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而另一方面，普遍主义“先假设永恒存在于精神之外的真理，且这些真理的正确性无法检验……个人主义者发现真理，而普遍主义者体验真理”。
弗洛伊德和他的无意识理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治疗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的教条核心（即社会弊病甚至折磨人体的疾病都无药可救）漠视进步主义，它与经验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科学方法截然相反。在当时的维也纳非常流行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美学也是此观点的一丘之貉。匈牙利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将印象主义的精髓定义为一种“表现城市生活的瞬息万变、紧张节奏以及突然、热烈却总是昙花一现的印象”的城市艺术。这种对幻灭和短暂体验的关切与治疗虚无主义的观点相符，认为世界无法改变，只能顺其自然，袖手旁观。
但有两位年轻人却力图以不同的方式打破这一局面，他们是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他们来自一个由放荡不羁的文艺青年组成的团体，被称为“青年维也纳”，常常聚集在格林斯坦咖啡馆。这个团体的成员还包括杰出的记者、散文家及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以及团体领袖、报纸编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他主编的《时代报》是当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论坛。而另一份杂志《火炬》也不遑多让。该杂志由这个团体的另一位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主编。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的职业生涯与弗洛伊德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他也是一名神经科医师并从事神经衰弱症的研究。他声名远播的还是《古斯特少尉》和《通向野外的道路》这两部作品。《古斯特少尉》是一部持续的内心独白，故事以一个小插曲开篇：一个“粗俗的平民”公然在歌剧院拥挤的衣帽间里触碰了古斯特少尉的佩剑。这个小动作让少尉陷入了困惑的泥沼并不自觉地开始了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独白。在《古斯特少尉》中，施尼茨勒仍然主要立足于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口吻，但在他提到少尉自以为遗忘的童年时，叙述中却暗含了精神分析的理念。而《通向野外的道路》则更多地探索了个体本能的、非理性的侧面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这本书的戏剧冲突来自对几位犹太角色受阻或受挫的职业生涯的审视。施尼茨勒控诉反犹主义，不单是因为它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新的狭隘文化的象征，反犹主义产生于衰败的唯美主义和大众社会的到来。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比施尼茨勒更进一步。他创作于1900年之前的两部最著名的诗歌《提香之死》和《傻子与死神》都质疑了艺术作为社会价值之基础的资格。对霍夫曼斯塔尔而言，问题在于虽然艺术可以给美的创造者带来自我实现，却未必能给不具有创造才能的社会大众带来同样的感受。他说：
如果圣化不从外部降临，
我们的当下将空洞而凄凉。
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在诗作《古花瓶上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明确。该诗讲述了一个古希腊花瓶画家之女的故事。她有一个当铁匠的丈夫，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她心中感到不满。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成就感。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想起父亲在花瓶上绘出的神话图案。那些图画表现出众神的英雄壮举，而那样壮丽的人生才是她的心之所向。最终随着一位半人马的出现，霍夫曼斯塔尔让她梦想成真。她为自身命运的转机而欢欣鼓舞，立刻想要抛弃她过去的生活，与半人马一起远走高飞。但可惜的是，她的丈夫不这么想。如果他不能拥有她，那么别人也休想。于是他用长矛杀死了她。总之，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很残酷，但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毫不含糊：美本身是矛盾的，可以变得危险甚至可怕。本能的生活往往顺其自然，但自有其吸引力。无论它的表达对自我实现有多么至关重要，本能的生活仍然是危险的定时炸弹。换言之，美学从来都不是独立而被动的：它意味着判断和行动。
布伦塔诺的主要兴趣是尽可能以科学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科学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科学，采用历史分析的形式。对于布伦塔诺来说，哲学是周期性循环的。如下表所示。
| 阶段/周期 | 古代 | 中世纪 | 现代 |
|---|---|---|---|
| 求知 | 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 托马斯·阿奎纳 | 从培根到洛克 |
| 实践 | 禁欲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 | 邓斯·司各脱 | 启蒙运动 |
| 怀疑主义 | 怀疑论者和折中主义者 | 奥卡姆的威廉 | 休谟 |
| 神秘主义 | 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 卢勒和库萨 | 德国唯心主义者 |
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 与弗洛伊德同年出生，并与弗洛伊德和孟德尔同样出生于摩拉维亚。他的观点是，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世界。而他对上述理论之争的贡献，以及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便是“先验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的概念。在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意向对象/意向作用（noema/noesis）二分法。他认为意向对象本身是一个永恒的自在命题，而且是正确而完全的终结。比如，不管人们是否想到上帝，都可以说上帝是存在的。相反，意向作用则是更加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概念——这在本质上与布伦塔诺在解释思维“意味着”某物体时的意思是一样的。胡塞尔认为意向对象和意向作用都存在于意识中，而他的突破在于提出意向作用也是一种意向对象，即意向作用存在于自身，也因自身而存在。
胡塞尔在今天已被尊为20世纪西方哲学大陆学派的鼻祖，该学派的成员包括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与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创立的“分析学派”分庭抗礼，后者在北美和英国影响较大。
布伦塔诺的另一位著名继承者是格式塔（Gestalt）哲学和心理学之父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埃伦费尔斯改良了布伦塔诺的观点，认为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格式塔质的倾向”，也就是说，自然界中存在着一定的“整体”，供思想和神经系统预先体验。
奥托·魏宁格 （Otto Weininger，1880—1903）臭名昭著的理论。在他的编辑将文章标题改为《性与性格》之后，论文于1903年出版并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本饱含狂热的反犹主义和放肆的女性歧视论的书。曾有人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男性和女性的“原生质”来解释，而魏宁格则将这一理论变本加厉，认为每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性欲。
天主教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他的成名源自出版于1886年的拉丁文著作，题为《性精神病态：法医临床研究》。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克拉夫特—埃宾为性设定了严格的底线，认为性的唯一功能是在婚姻制度内繁衍后代。而他的文字也相应反对了许多他眼中的“性变态”。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越轨之举”，也是使他的研究背负恶名的原因，是他所创造的“受虐倾向”（masochism）一词。
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841—1918）于1894年受命设计维也纳地铁，在此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比亚兹莱（19世纪末英国伟大的插画家）式的想象力”，因而声名大噪。瓦格纳遵循着“功能决定形式”的格言，其突破在于不仅使用了现代材料，而且向大众展示了这些材料。
阿道夫·洛斯（Adolf Loos，1870—1933）的思想则更加尖锐。他的理性主义与瓦格纳的理性主义不同：它更具革命性，但仍然保持了理性主义的本性。他宣称，建筑不是艺术。“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私事。艺术作品就是要将受众从他们的舒适区中赶出去。而房子却必须为舒适服务。所以艺术作品是革命性的，而房子则是保守的。”他认为人类在物质文化中生活，很容易成为物质的奴隶，而他想重新建立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适当”关系。设计不如艺术，因为设计是保守的，而当人们能明白两者间的区别时，就能得到思想的自由。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尝试传递一种重要的主张。当非理性和本能已经成为生活的主导，理性主义要如何才能成功？理性真的是正确的前进方向吗？本能是一种更为古老也更加强大的力量。是的，它可能更加返祖也更为原始，有时也是一种黑暗的力量，但否定它的益处何在？
非恩斯特·马赫（ErnstMach，1838—1916） 与布罗伊尔同时但完全独立地发现了内耳中的半规管（semicircular canals）对维持身体平衡的重要性。其次，他运用特殊技术，用照片记录了子弹以超音速飞行的画面。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子弹产生了两道冲击波，一道在前，一道在后，这是由于子弹高速运动产生的真空造成的。这一发现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制造出接近音速的喷气机至关重要，这也是人们使用“马赫数”（Mach number）来描述超音速（如协和式喷气机的速度）的渊源所在。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继承了阿图尔·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赋予它现代的、后达尔文主义的转向。尼采的主要思想（虽然他从未系统地予以阐述）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两大集团之间形而上学的斗争。其一是表达“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领导集团，他们是文明的基石（创造价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另一集团则是缺乏“权力意志”的被领导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罗大众。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他的思想很快由生物学扩展到人类社会的运作。达尔文主义首先在美国大行其道。（1869年，达尔文被授予美国哲学学会名誉会员称号，这比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还要早十年。）美国的社会学家，包括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和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布朗大学的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Dewey），以及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和约翰·菲斯克（William Fiske）等人，都在达尔文“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背景下辩论和探讨政治、战争以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的问题。
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有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实际上，正是斯宾塞而非达尔文，创造了著名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格言，而斯宾塞也很敏锐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可以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作为耶拿大学的一名动物学家，海克尔就像接纳自己的第二天性一样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支持强大的国家政权。正是他的这一观念，加上他好战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主张，致使人们将他视为纳粹的支持者。
克莱芒丝·奥古斯特·罗耶（Clemence August Royer） 在其著作《人类与社会起源》中就采取了强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将“雅利安人”视为优于其他种族的群体，而为了发展的利益，与低等种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 于1902年发表了《互助论》，在其中他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认为虽然竞争是不争的事实，但合作也同样如此。
乔治·瓦谢·德·拉普热（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1854—1936）在对古代人类头骨进行研究后认为，种族是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物种，种族差异是“先天的、不可磨灭的”，任何认为不同种族能够整合为一体的想法都是违背生物学规律的。
身兼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所有的生物体都为生存空间展开竞争，竞争的优胜者将失败者扫地出门。这场斗争延伸到人类社会，成功的种族必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避免种族的衰退。而对于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来说，种族斗争“对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出生在布达佩斯，是一名犹太教拉比的儿子。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两卷本的《堕落》。尽管长达六百页，它仍成了国际畅销书。诺尔道深信“一种严重的精神疫情、类似黑死病的堕落和歇斯底里”正在影响欧洲，削弱欧洲人的生命力，并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斜视、失聪、生长缓慢……悲观、冷漠、冲动、情绪化、神秘主义以及是非判断能力的丧失。”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政治影响，就是随着20世纪到来而兴起的优生学运动（eugenics movement）。这场运动最直接的发起者和真正的始作俑者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于1904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优生学的本质在于“劣等”和“高等”是可以被客观地描述和测量的——这就是拉普热描述种族间头骨差异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观察结果也以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为开端，这个悖论让他非常着迷。他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男性（和少数女性）表现出积累财富的动力，但同时也表现出“极度的禁欲主义”，对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所能换来的世俗快乐完全不感兴趣。其实很多企业家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厉行节约”。答案来自他所谓的“现世禁欲主义”的清教主义，这是一个他参考了“感召”的概念后扩展出的新概念。伯认为，它同样不存在于天主教的教义之中。它仅仅起源于宗教改革，而它背后的思想在于，个人道德责任的最高形式以及向上帝履行其义务的最佳方式，是去帮助他此时此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同胞们。换句话说，天主教徒的最高理念是通过出世和冥想来净化自己的灵魂（正如隐修的修士所为），而新教徒则恰恰相反：成就感源自帮助他人的举动。
“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有三种含义，我们需要加以区分。
- 它的第一种含义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历史片段。在这段时间里，现代世界开始逐渐清晰，科学开始作为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而蓬勃发展，而非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附庸。现代主义的第二种、也是最常见的含义是指一场主要发生在艺术领域的运动，由法国的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发起并很快扩大。第二种含义本身又含有三大要素。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它相信现代世界同已经逝去的所有时代同样美好和令人满意。
- 现代主义的第二种含义中的第二大要素是指：现代主义是一种城市艺术，让城市变成了文明的“风暴中心”。印象派作为现代主义最早期的形式之一，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其目的就是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对这些短暂的瞬间早已司空见惯。最后，现代主义激励并倡导新事物高于一切，同时意味着
“先锋派”（avant-garde）的存在。他们是一群艺术和知识精英，凭借其智慧和创造力鹤立鸡群，虽然他们肩负领导民众的责任，却也注定要与民众对立（虽然很多时候并非有意为之）。 - 现代主义的第三种含义被用在有组织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背景下。在整个19世纪，天主教教义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威胁。年轻的神职人员急于要求教会对新的科学发现做出回应，尤其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德国考古学家在中东圣地的发现做出回应，因为这两者与《圣经》存在许多矛盾。
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印象派开始，但他们所推崇的实验革新又带来了表现主义，即通过对线条和色彩进行夸张和扭曲的方式探索情感的影响。野兽派（Fauvism）是其中最富硕果的运动，尤以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的画作为代表。1905年，在巴黎的秋季艺术沙龙上，马蒂斯、安德烈·德兰、莫里斯·德·弗拉曼克、乔治·鲁奥、阿尔贝·马凯、亨利·芒甘和夏尔·卡穆安的作品被集中在一个大厅内进行展示，而这间大厅的正中还颇具匠心地摆放了一座由15世纪的佛罗伦萨雕塑家多纳泰罗创作的雕塑。批评家路易·沃塞勒（Louis Vauxcelles）看到这样的布置，即中央的雕塑安静地注视着四周墙上狂乱而扭曲的色彩时，不由感叹道：“啊，多纳泰罗被野兽包围了。”野兽派因此得名。
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 在观摩过《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后，他很快意识到毕加索的风格才是前进的正路，因此他改变了方向。随着立体主义逐步形成，有两年的时间，他俩相依为命，并肩思考和工作。
布拉克把所有的景物都简化成了“小小的立方体”。立体主义（Cubism）诞生了。立体主义是一种更为安静而内省的艺术，并具有特定的目标。“毕加索和我，”布拉克说，“都致力于对匿名性格的探索。我们倾向于抹去自己的个性特征以发现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立体派作品的作者签名都位于画的背面。
从艺术史上看，立体主义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是20世纪艺术的主要枢纽。以印象派为起点的艺术进程至此到达顶峰，而通往抽象艺术的大门也就此打开。
1866年，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出生在莫斯科。他朝着抽象前进的步伐不紧不慢、深思熟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直到1911年，康定斯基创作了三大系列的作品，分别名为《印象》、《即兴创作》和《构图》，每幅作品都有编号，并且都彻底抽象。
在19、20世纪之交活跃着六位伟大的哲学家。除去1900年之前逝世的尼采，剩下的五位分别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埃德蒙·胡塞尔、威廉·詹姆斯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柏格森受弗朗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影响颇深，他主张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应当有一道鸿沟般的分野。他说，用来探索物质世界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精神生活。
真正为柏格森建立起世界声誉，并使之远播学术界之外的，是诞生于1907年的《创造进化论》。柏格森的中心观点是，时间是真实的。这算不上原创或是激动人心，但细节中却暗含骚动。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他声称未来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对他来说，时间分为两种类型，即物理时间和实际时间。他说，根据定义，我们通常理解的时间涉及记忆；而另一方面，物理时间由“一长串近乎完全相同的片段”组成，其中属于过去的片段几乎瞬间消亡。然而，“实际”时间是不可逆的——相反，每一段新片段的色彩都来自过去。他最后的结论，同时也是人们最难以接受的观点是，由于记忆对时间至关重要，时间本身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的。（这也是宗教法庭最为反对的观点，因为这是对上帝领域的干涉。）以此为基础，柏格森进一步认为已知的宇宙演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心理学过程。柏格森由此呼应了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他认为进化远不是“遗世独立”的真理，其本身就是心理的“意向”和产物。
柏格森真正吸引法国人，继而影响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是他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坚信人类选择的自由，以及生命力（élan vital，即活力）超越科学的影响力。
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柏格森的哲学是堕落的象征，是一种返祖观念的集合体，在其中，科学的精确性被神秘主义的漫谈所取代。
儒学最初从天地秩序中吸取根本能量和基本类比。简单地说，儒学是由等级分明的尊卑关系构成，进而形成生命的管治原则。“父尊子卑，男尊女卑，君尊民卑。”依此，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履行的社会角色；社会中存在着“个体行为应符合的社会期望，而该期望是按照惯例固定下来的”。孔子本人描述的层次结构是这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实际上意味着，“君尽君的责任，臣尽臣的义务。父尽父的仁慈，子尽子的孝道”。只要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则可保天下太平。儒家学者重视“举止得体”，遵循礼教。礼教是一种道德准则，强调耐心、和平、忍让、尊老、尊师等美德，最重要的是文雅的人道主义，即以人为本，将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儒家还强调人虽然生来并无区别，但并不完美，而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成仁”进而成为他人的楷模。成功的先贤都是视“仁义”高于一切的人。
最初构想出现代大学的人是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化学教授。艾略特在意的不只是规模的扩大：“他大力修改了课程模式；建立了专业学院并使之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还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成了所有有志涉足研究生教育的美国大学的楷模。”
最重要的是，艾略特遵循了德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在思想领域，约翰·费希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伊曼努尔·康德等重要人物将德国学术界从对神学的愚钝依赖中解放出来。因此，德国学者在哲学、语言学和物理科学等领域与欧洲同行相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70年代的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但威廉·詹姆斯于1906年对其思想进行了更新并广为传播。
实用主义的深层思想是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使之摈弃唯心主义教条并服务于由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严谨的实证主义标准。詹姆斯在皮尔斯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哲学应当平易近人的观念。他认为，哲学是生活中的客观事实，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哲学。
詹姆斯于1902年出版过一部重要作品《宗教经验种种》。他认为哲学首先应该是实用的，而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一观点来自皮尔斯。
真理之美并不能使其恒久不朽。这就是真理之所以美好的原因：顾名思义，它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詹姆斯用他的这套方法来面对许多形而上的问题，这其中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他的论点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真的存在灵魂这样的东西，它与意识的关系又是什么？詹姆斯写道：过去的哲学家曾提出了“灵魂物质”的概念来解释某些类型的直觉体验，比如一个人曾以不同身份生活过的既视感。但如果你将意识拿走只依赖“灵魂”，这现实吗？灵魂能脱离意识而存在吗？不能，他说。因此，何必还要专注于灵魂这档子事呢？
继皮尔斯和詹姆斯之后，约翰·杜威成了美国第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
杜威对科学的热情体现在他建于1896年的学校的校名上：“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其办学宗旨是：每个孩子都承担着个性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后果。首先，孩子的天性决定了其自身能力的局限。从更积极的角度说，应当发现孩子内在的兴趣和品质以找到可能的“成长点”。成长对20世纪初“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的倡导者来说是一个重要概念。杜威认为，自古以来社会就被分成了有闲贵族阶层和工人阶级，他们分别是知识的保管者和实践者。他认为，这种分离是致命的，尤其在一个民主国家。依托阶级路线的教育必须废除，那些不适合民主、工业化和科学时代的传统学习观念必须被抛弃。
哈佛还提供了一门关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的《科学管理原理》的研究课程。对于泰勒来说，公司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之上——他致力于向世人展示管理的科学，并用他为众多公司改进效率的例子来阐明这一观点。
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他向在场听众介绍的内容堪称整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原子的基本结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三篇伟大的论文陆续发表，分别是3月的量子理论、5月的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和6月的狭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认为光也是由离散单位，即光子（photons）构成的。对爱因斯坦以外的科学家来说，量子理论之所以不易接受，一大原因在于，多年的实验表明，光具有波的性质。在爱因斯坦的第一篇论文中，他在开篇就展现出开放的心态，而这样的心态将使物理学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赫赫扬名。他也因此提出了迄今为止不可想象的观点，认为光时而是波，时而是粒子，二者兼具。这一被称为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duality）的概念也最终成为量子力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基础。
在关于量子理论的论文发表两个月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第二项伟大的研究成果，讨论布朗运动。大多数人在上学的时候都已经熟悉这种现象：将花粉的小颗粒悬浮在水中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大小不超过百分之一毫米的颗粒会在水中或颠簸或曲折地前后运动。爱因斯坦认为，这种“舞蹈”是由于花粉颗粒受到水分子的随机撞击而产生的。
但真正让爱因斯坦声名远播的成就，来自他于同年6月发表的第三篇论文，即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正是这一理论催生了他的结论$E=mc^2$。
“为$C_{7}H_{38}O_{43}$干杯。”这条化学式给出了塑料的化学成分，而在当今世界，塑料可能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化合物了。从飞机、电话到电视、电脑，现代生活如果没有塑料将无法想象。这一伟大发现的缔造者就是莱奥·昂德里克·贝克兰（Leo Hendrik Baekeland）。
最具独创性的当数最早诞生于1910年的一本大部头著作，与艾萨克·牛顿的名作《数学原理》同名。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堪称20世纪读者最少的伟大著作之一。
1905年，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伦敦大学学院生理学教授E. H.斯塔林将一个新词汇引进了医学术语之中，而这个新词将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思考方式。这个词就是激素（hormone）。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黑人的灵魂》（Souls of Black Folk）总结了杜波依斯近十年来的社会学研究和思考。它不仅证实了美国黑人被蚕食的投票权和逐渐增长的幻灭情绪，更毋庸置疑地证明种族歧视在住房、健康和就业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他和其他二十九人在安大略省的伊利堡秘密集会，组织了日后闻名的“尼亚加拉运动”（“Niagara movement”）。“尼亚加拉运动”是首个公开的黑人抗议运动。
这场名为“马奈和后印象派画家”的展览由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策展，并得到了艺术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协助。
在弗莱眼中，塞尚、梵高和高更虽然在当时的英国几乎不为人知，但他们是现代艺术直接的先驱者。弗莱力图展示出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Post-impressionist）之间的差异，而他认为后印象派画家才是更伟大的艺术家。他认为，后印象派的目的是捕捉“世界的情感意义，而印象派只是单纯地记录世界而已”。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的含义可以通过一个模型来解释，正如狭义相对论可以通过灯光下旋转的铅笔投射出或长或短的影子来解释一样。想象一下，一块带边框的橡胶薄板，就像一幅裱好的油画画布般水平放置。将一枚小弹珠或一颗小钢球滚过橡胶板，那么它将沿直线滚动。然而，如果你在橡胶板的中心放置一个很重的球体，比如一枚球形炮弹，那么由于重球压迫橡胶板，小弹珠在向重球滚动时就会呈曲线运动。实际上，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认为的当光接近大型天体（如恒星）时将发生的现象。时空将发生弯曲，光也一样。
尼尔斯·亨里克·大卫·玻尔（Niels Henrick David Bohr） 的突破性发现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他将卢瑟福、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统一了起来，确立了物质的量子（即离散）性质、原子的稳态以及化学和物理之间联系的本质。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于两年前发表的《无意识心理学》。荣格的著作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第一次重要的分野。此
D. H.劳伦斯（D. H. Lawrence） 的《儿子与情人》涉及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弗洛伊德特征：恋母情结。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身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阿德勒极力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与他自创的心理斗争思想熔为一炉，最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性欲并不是主要的性能量，它只是具有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对于他来说，对力量的追求是生活的主要动力，而“自卑情结”则是塑造人格的指导力量。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在此后的很多年间变得非常流行。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决裂发生在1912年底至1914年初。这次决裂的缘起在于，首先，虽然荣格起初对弗洛伊德推崇备至，但他也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修正。第一，荣格认为性欲不像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是单纯的性本能，而是一种“心理能量”。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荣格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独立于弗洛伊德，自行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决裂发端于1912年，发生在他俩从美国返回，以及荣格发表了第二部分的《转化的象征》之后。这篇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论文发表在《精神分析年鉴》上，是荣格首次公开宣扬他所谓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思想。荣格认为，深层次的无意识是由每个人共享的，它是“种族记忆”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对于荣格来说，这就是精神疗法的意义所在，即与集体的无意识进行关联。
根据荣格的理论，我们的心理结构分为三层：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来说，他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著作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回应。不过，若非维特根斯坦已经接触到了真正的死亡威胁，他也不大可能获得创作《逻辑哲学论》的契机和灵感，或者《逻辑哲学论》也不会完全具有其自身的风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来到位于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躲避战乱。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在苏黎世湖边完成了《尤利西斯》大部分的创作。
还有一位当时尚不知名的德国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兼天主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身份于一身），关于创办文学评论一事，巴尔于1916年拟就了一份计划，正是在他的介绍中第一次使用了“达达”（Dada）这个词。在战争时期，达达主义将戏剧奉为最可宝贵的人类活动。“我们厌恶屠宰场般的世界大战，转而投身于艺术，”阿尔普这样写道，“我们寻找一种基本的艺术，我们认为它能将人类从那个年代激烈的疯狂中拯救出来……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无个性的、集体化的艺术。”达达主义旨在疗救将人类推向灾难的病态思想，并使其恢复健康。达达主义者质疑，在科学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光芒下，最广泛意义上的艺术是否具有可行性。他们怀疑现实能否被代表，认为根据科学的观点，现实太难以捉摸，因此在道德上和社会上都半信半疑。如果要说达达主义真的看重什么的话，那就是实验和探索的自由。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1878—1935）早期作品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象派，但也汲取了很多塞尚和高更常用的大胆而单调的色彩，以及野兽派（尤其是马蒂斯）的风格。1912年前后，马列维奇的作品开始分解成一种立体主义的形式。
马列维奇的作品也因为运用抽象和三维形状（三角形、圆形和矩形），且几乎没有颜色变化而被认为类似于诗歌。
马列维奇力求表现出简单、明晰和洁净的艺术风格，他认为这些是数学的特质，是优美简洁的形式，是自然的基本形状，甚至是奠定立体主义根基的抽象现实。
马列维奇可能彻底改变了绘画，但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本身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它最接近于革命的形象和目标。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才能拯救德国。他认为自己的作用就在于将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救赎并移植到“更为重要的国家”——德国，因此亟须一种新的政治范畴：他将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熔为一炉，诞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它号召人们舍弃美国和英国倡导的“现实自由”，“通过为有机整体履行个人义务”实现对“内在自由”的追求。这一观点影响了很多人，迪特里希·埃卡特便是其中之一。他帮助建立了德国工人党，而该党的党徽正来源于埃卡特之前所在的泛德图勒会。这一象征“雅利安人生命哲学”的十字徽记，即卐字，第一次具有了政治意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认为，新旧世界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战争打破，需要重新建立。欧洲剩余资本在新世界的投资为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所需的食品和物品。因此，市场必须更加自由，而非遭到控制。但是控制正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的影响。凯恩斯的观点并非出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而是基于全欧洲的立场。只有通过这些举措才能消灭大规模人口增长带来的隐患，从而避免进一步的残杀。
随后的1922年在思想史上堪与1913年这一奇迹年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一年中如潮水般涌现了一批开天辟地的作品：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 S.艾略特的《荒原》、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九卷《所多玛和蛾摩拉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实验小说《雅各的房间》、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以及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它们都是20世纪文学体系的奠基之作。
优生学者成功地让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案》获得通过，但生物学领域的战斗并未因此偃旗息鼓。次年，由于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审判，生物学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早在1910年，基督教长老大会就起草了一份“五个基本信条”的清单，并将其视为基督教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基督的神迹、童贞女之子、耶稣复活、耶稣受难（理解为赎人类的罪）以及《圣经》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传达。而最后一条正是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的焦点所在。
斯科普斯所使用的亨特教材将进化论描述为事实。控方认为，这违反了田纳西州的法律。进化论只是违背《圣经》的一种理论，不应该被断言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在2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收音机潮”（radio boom），撇开广播不谈，四种新的传媒实体应运而生。它们是《读者文摘》、《时代周刊》、“每月读书会”和《纽约客》。
这是一项对1890至1923年间当地报纸为各种新闻题材分配的报纸版面百分比的分析。
| 品类 | 1890 | 1923 | 变化百分比 |
|---|---|---|---|
| 漫画 | 0.2 | 14.6 | +7300% |
| 女性新闻 | 0.5 | 3.4 | +680% |
| 体育 | 3.8 | 13.2 | +347% |
| 商业 | 3.4 | 6.6 | +94% |
| 公共事务 | 9.1 | 15.7 | 72% |
| 科学 | 2.0 | 1.0 | -50% |
| 故事 | 5.4 | 1.9 | -65% |
| 农业 | 4.3 | 1.1 | -74% |
| 政治 | 17.3 | 1.2 | -93% |
存在着第三类团体，他们处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仍然希望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但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经过改造才能保持可信度。这一团体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法兰克福集会，为自己命名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三位成员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法兰克福学派在早年因复兴了“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而为人所知。马尔库塞认为，异化基本上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人和女人不可能通过工作满足自身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存在错误，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才能消除异化。
这种观点塑造了学派的第二种、也许是最持久的学术创见：将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marriage of Freudianism and Marxism）。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他看来，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原始驱动力，尤其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扎根于社会框架之中，而社会框架决定了它们展示自己的方式。弗洛伊德曾认为压抑必然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因此必须增加侵略性并以越来越大的量来进行释放。因此正如马克思的预言所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引发自身的混乱。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个贡献，是对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做了更为全面的分析。学派通过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等跨学科方法，检验了他们眼中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西方文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至于技术进步的高度变成了我们眼中对人类进步的否定：人性丧失、兽性大发、刑讯作为审讯的‘常规’方式死灰复燃、核能的破坏性发展、生物圈的污染，还有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些情况？”。他们宣称认清了一种“辩证关系”，即西方世界的进步时期和压抑时期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每次压抑时期通常都比前一次更长，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以至于20年代末期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就，西方文明所积累的数量惊人的社会财富没有被用来构建更加高雅和人性化的社会，却被越来越多地用在防止这种社会的形成上”。
对海德格尔来说，生命的核心事实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只能通过尽可能准确的描述来面对这一核心事实。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过去三四百年间都得到了发展，所以“西方人的主要使命一直是征服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就好像自己是主体，而自然是客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困境在于知识的本质：“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知道？”自从笛卡尔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极为重要。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理性和智慧“根本不足以指导人类揭开存在的秘密”。实际上他一度甚至说“思想是理解的死敌”。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正被不由分说地推入世界，等到我们习惯了这个世界之时，我们却又面临死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死亡是继存在之后生命的第二个核心事实。他说，我们永远无法体验到我们自己的死亡，但我们可以害怕它，这种恐惧是非常重要的：它为我们的存在赋予了意义。我们必须在世界上花时间创造自己，“前进到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还没有被创造的未来”。海德格尔思想的另外一个元素对于理解他的思想至关重要。海德格尔将科学和技术视为意志的体现，是对我们控制自然的决心的反映。不过他认为，人性有着不同的侧面，而这在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海德格尔说，一首诗的中心环节是“它逃避我们意志的要求”。“诗歌不是诗人下定决心写出来的，它是一个自然流露的过程。”
乔治·卢卡奇从布达佩斯流亡维也纳，“仍不可救药地忙于密谋的［共产党］工作，追查携党的经费潜逃的人。”
尽管困难重重，但卢卡奇仍于1923年发表了日后令他声名远播的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该书包含九篇关于文学和政治的论文。就文学方面而言，卢卡奇的理论是，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始，小说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其中一派主要描绘“自我（或英雄人物）与环境（或社会）之间的不相容”，这一派的作家包括塞万提斯、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等，他们将这种不相容描绘为“逃避现实世界”。另一派包括古斯塔夫·福楼拜、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等，他们“在浪漫主义的幻灭中醒来”，参与真实生活，但同时清楚，正如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人类无法进步。换句话说，这两种做法基本上都是反实证、反进步的。卢卡奇从文学转移到政治，认为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赞美个人主义和竞争，反映在文学和生活上，其立场就假定社会“受一成不变的规律支配，就如同自然界的物理定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则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该秩序承认人性可以改变，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结合也存在新的可能性。卢卡奇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向资产阶级解释这种一分为二的状态，以便他们能理解终将到来的革命。
1924年，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的第二年，一群身在维也纳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在每周四聚会。最初他们的组织名叫恩斯特·马赫协会，后来在1928年更名为维也纳学派（the Vienne Circle）。
学派的精神导师是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他生于柏林，和学派的许多成员一样，也接受过科学训练。他在1900至1904年间是马克斯·普朗克门下的一名物理学家。石里克麾下共计二十余名学派成员，包括来自维也纳的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一名博学的犹太学者；来自耶拿的数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曾是戈特洛布·弗雷格的门生；同为物理学家的菲利普·弗兰克；精神分析学家海因茨·哈特曼；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 以及偶尔参与的卡尔·波普尔，最后这位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石里克将20年代在维也纳逐步形成的哲学类别命名为“一致的经验论”。不过在他于1929年初访美国，以及1931至1932年再访美国之后，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这一术语逐渐浮现，并得到了长期沿用。
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反对任何诸如“在科学和常识的普通世界之外，即能够通过感官认识的世界之外，可能存在另一个世界”的提议。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所有无法通过实证进行检验、证实的陈述都是荒谬的。因此神学、美学和政治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遭到了摈弃。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问道：如果我们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感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只限于科学家对人体的了解，如果所有对价值、伦理和美学的普遍原理和探讨都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那么我们该怎么活下去？他认同人类思想的陈旧范畴（种族主义思想的“折中方案”或是宗教）已经毫无用处，但问题是我们该用什么来替代它们呢？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同样痴迷于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以及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对抗。
卡夫卡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都必然屈服于更强大的力量，而他们并不真的理解这些力量。他曾说过：“我有时认为没人能像我一样理解人类的堕落。”然而，卡夫卡还认为即使屈服也无法带来满足，在这点上他与海德格尔分道扬镳。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在年仅26岁时便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巴特菲尔德推翻了目的论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一条贯穿过去与现在的直线）。对巴特菲尔德来说，“进步”的观念很可疑，同样可疑的还有如下概念，即在任何冲突中总是好人获胜坏人失败。
普遍的看法（即他所谓的辉格观点）认为，从开始的天主教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现代世界，这条直线式的发展一帆风顺，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路德促进人类更大自由的意图。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观点假定了“事件虚假的连续性”：辉格史学家“喜欢想象宗教自由是从新教中美好地产生，但实际上它是从完全不同的事物中痛苦而勉强地产生的，那就是宗教改革之后悲惨的世界”。巴特菲尔德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言，这种习惯的动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源自当代政治。现代历史学家对民主自由思想或自由主义传统的热情使他们得出结论：过去的人们也在朝着这些目标努力。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趋势的一大后果，就是辉格史学家过分喜爱对过去进行道德判断：“对他们来说，子孙后代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而史学家就是子孙后代的声音。他们的特点就是往往自视为法官，但实际上单凭他们的方法和才能只适合担任侦探。”这种道德判断的流行导致辉格史学家犯了另一个错误，认为有意识的罪过比无意识的错误更邪恶。巴特菲尔德为这样的立场感到不安。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历史所能做的就是以越来越多的细节和越来越少的删节来接近其主题。对他来说，所有的道德判断都是多余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进入过去年代人们的思想中，也因为历史上的重大争论并不在“正邪”两派之间展开，而是在对立群体之间（不一定只有两个）展开，而他们持有关于事件和社会走向的对立思想。用现在的观点评判过去，这为过去的事件强加了现代的心态，而这些事件本不能用这种方式加以理解。
巴特菲尔德的观点是对进化思想的一种抑制，但也只是抑制而已。
物理学黄金年代的所有开创性工作集中在欧洲的三个地方：英国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以及靠近德国马尔堡的古老大学城哥廷根。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取得的成果相当于炼金术士孜孜以求的目标，即将一种元素嬗变为另一种元素，在他的实验中是将氮元素嬗变为氧元素和氢元素。（历史上首次）人工嬗变的发生机制也非常明确：一个α粒子，即原子量为4的氦原子核。它在轰击一个原子量为14的氮原子时，取代了一个氢原子核的位置（卢瑟福很快将其命名为质子，proton）。因此这里的算法变成了：4+14—1=17，生成氧同位素$O^{17}$。
尼尔斯·亨里克·大卫·玻尔（Niels Henrick David Bohr） 终最终为化学和物理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必然联系。1922年，玻尔表明原子结构与19世纪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绘制的元素周期表有着紧密的联系。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实现了第一次突破，解释了电子如何以一定的形态绕原子核旋转，以及这一发现如何有助于解释不同的物质晶体发出的光谱特性。这一自然轨道的想法还将原子结构与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概念联系在一起。现在，玻尔进一步认为，连续轨道的电子壳层只能容纳规定数量的电子。他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即某些元素之所以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外层电子排布，而这些外层电子是化学反应中最常用到的。例如，他将钡和镭这两种元素进行了比较。两者都是碱土金属，但原子量差异很大，分别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在第56和第88号元素。玻尔对此的解释是，原子量为137.34的钡具有的电子壳层由内到外依次含有2，8，18，18，8和2（一共56）个电子。原子量为226的镭具有的电子壳层分布则依次为2，8，18，32，18，8和一2（共88）。除了解释它们在周期表中的位置，这两种元素的最外电子层都含有两个电子，这意味着钡和镭的化学性质相似，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泡利的贡献是证明了每条轨道都不能容纳超过两个电子。一旦轨道上含有两个电子，这条轨道就“满了”，其他电子则被排斥，被迫进入下一轨道。这意味着，内电子层（一条轨道）不能容纳两个以上的电子，第二层（四条轨道）不能容纳超过八个电子。这被称为“泡利不相容原理”（Pauli's exclusion principle），其美妙之处部分在于扩展了玻尔对化学性质的解释。
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在这寒冷清新的环境中产生的想法后来被称为“量子奇异性”的第一个例子。海森堡认为，我们应当停止设法将原子的内部活动具象化，因为不可能直接观察这么小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测量其属性。所以，如果某些东西在某一时刻被测得呈连续状态，而在另一时刻呈离散状态，那就是现实的状态。如果两次测量结果都存在，说它们不一致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只是测量而已。
1925年，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 在巴黎发表了一个新理论，这让理解海森堡的想法变得更加容易。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曾指出，迄今为止都被视为波的光，有时也可以表现出粒子的特征。
奥地利人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 的研究。他对海森堡的看法感到困惑，却着迷于德布罗意的想法。他补充了这样的观点，即沿着轨道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其运动方式不像行星，而像波。此外，这种波的模式决定了电子轨道的大小，因为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轨道，波必须符合一个整数而不是分数（否则波将陷入混乱）。这反过来决定了轨道离核的距离。薛定谔的研究在1926年春夏的《物理年鉴》上以四篇长论文的形式发表。这些论文行文考究，解释了玻尔的轨道位置。支撑其理论的数学基础也被证明与海森堡的矩阵类似，只是更为简单。
海森堡扪心自问，莫非在原子水平存在认识的极限？为了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它必须撞击锌硫化物屏幕。但是这会改变其速度，意味着它不能在关键时刻得到测定。相反，如果用一个粒子散射的伽马射线测量其速度，比如，将其撞向不同的轨道，而它在测量时间点上的确切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它假定电子的确切位置和精确速度不能同时确定。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后期，各种异常现象逐渐出现，其中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就是原子量和原子序数之间的关系。原子序数是由原子的核电荷数和质子数决定的。因此，氦的原子序数为2，但其原子量为4。对银元素来说，相应的原子序数和原子量分别为47和107，铀元素则是92和235（或238）。当时的一个普遍理论认为，原子核中存在着额外的质子，与电子结合从而保持中性。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理论上的异数：要将电子这样微小而轻质的粒子封闭在原子核内，需要极强的能量。而当原子核受到轰击，其结构发生改变时，这种巨大的能量应该表现出来，然而这从没发生过。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忙于用其他轻量元素重复氮的嬗变实验，所以查德威克几乎无暇他顾。然而，就在这些异常现象没有表现出圆满解决的迹象之时，他转而接受了卢瑟福的看法：中子（neutron）这样的粒子一定存在。
德国物理学家沃尔特·波西（Walter Bothe） 在1928至1930年间研究了诸如锂和氧等轻元素被α粒子轰击后释放出的γ辐射（一种强光）。奇怪的是，他发现不仅硼、镁、铝等元素可以释放强烈的辐射——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α粒子使这些元素发生了衰变（正如卢瑟福和查德威克已经表明的）——但铍元素同样可以释放强辐射，而它并不会在α粒子作用下发生衰变。波西的实验结果让剑桥的查德威克和身在巴黎的居里夫人的女儿艾琳·居里（Irène Curie） 以及她的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Frédéric Joliot） 大为震惊，他们纷纷采纳了这个德国人的方法。很快，两个实验室都各自发现了异常现象。查德威克的学生H. C.韦伯斯特在1931年春天发现“α粒子射入方向上［铍释放出］的辐射强度要大于相反方向上的辐射强度［即更具穿透力］”。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该辐射是γ射线（也就是光），那么它应该均匀地朝各个方向发出，就像光从灯泡中发出一样。另一方面，粒子的行为则与此不同，它很可能被撞向α粒子的射入方向。查德威克认为：“这就是中子。”
爱因斯坦的方程预言，宇宙必然要么膨胀，要么收缩。这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它看起来如此怪异，甚至爱因斯坦本人也这么觉得，以至于他运用计算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使他理论中的宇宙保持静止。年轻的俄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 是第一个促使爱因斯坦重新自我审视的人（“宇宙常数”实际上是弗里德曼的用词）。
在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宇宙学家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 和其他科学家以弗里德曼的思想为基础，逐渐充实并完善了对均匀膨胀的宇宙的几何描述。
人们发现从螺旋星云发出的光会向光谱的红色端偏移。而多普勒效应（Doppler effect）能够说明这种现象具有怎样的意义。多普勒效应以其发现者克里斯琴·多普勒的名字命名，他是奥地利物理学家，于1842年首先解释了这一观察结果。当一列火车或一辆摩托车朝我们行驶过来时，它发出的噪音会发生改变，然后当它经过并离我们而去之时，它发出的噪音会再次发生变化。原因很简单：随着火车或摩托车逐渐靠近，声波也离观察者越来越近，其时间间隔会缩短。当火车或摩托车逐渐远离，相反的效应也出现了。噪音的声源一直在远离，所以声波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长。而光也会产生与声波大致相同的现象：光源向某处接近时，在该处就会观察到光向光谱的蓝色端偏移；而当光源远离某处时，光则向光谱的红色端偏移。
1929年，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 总共收集到了24个不同星系的信息，他观察和计算的结果简单而令人激动：他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星系离我们越远，发出的光产生的红移就越强烈。这被称为哈勃定律，虽然原始的观察是基于24个星系做出的，但自1929年以来，该定律已被证明适用于成千上万的星系。
20世纪理论化学的最大突破出自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 之手，他关于化学键的思想与基因和量子等概念具有相同的基础性意义，因为它表明物理学是如何支配分子结构，而结构又是如何与化学元素的性质乃至外观相联系的。
就他自己的兴趣——化学键的性质而言，收获最为丰盛的要数他对苏黎世的那一次造访。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不太出名的德国人：沃尔特·海特勒（Walter Heitler） 和弗里茨·伦敦（Fritz London），他们开发了一种将电子和波函数应用于化学反应的思想。简单说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两个氢原子彼此靠拢。每个氢原子都由原子核（质子）和一个核外电子组成。随着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其中一个的核外电子会受到另一个的原子核的吸引，反之亦然。在某一点上，其中一个的核外电子会跳入另一个原子的怀抱，而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另一个原子身上”。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电子交换”，并声称这种交换每秒钟可以发生数十亿次。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子们“无家可归”，它们之间的交换构成了将两个原子彼此“黏合”的力量，“建立起具有一定长度的化学键”。他们的理论将泡利、薛定谔和海森堡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他们还发现这种“交换”决定了分子的结构。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初，他发布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全都来自同一个项目，也全都与化学键（chemical bond）有关。他在海特勒和伦敦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早期对生命的基本成分（碳）的实验，以及后来关于硅酸盐的实验都表明，这些元素可以根据其电子关系进行系统分组。这被称为“鲍林规则”。他指出，其中一些键的键能比其他键要弱，这有助于解释化学性质。比方说，云母是一种硅酸盐。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它们会裂开形成薄而透明的片状。鲍林成功地表明，云母的晶体在两个方向上具有很强的键能，而在第三个方向上的键能则较弱，这与观察结果完全一致。
收音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后，在20世纪20年代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电视于1928年8月首次面世。而另一个应用物理学的发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英国人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 历尽艰辛开发成功的喷气式发动机（jet engine）。
哥德尔定理非常难以理解。我们也许可以先阐明两个要素：其一，“任何一致的形式系统中都将存在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证的命题”；其二，“算法形式系统的一致性不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证明”。
十五年来，卡伦·霍妮一直在魏玛德国担任正统的精神分析师，她的作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涵盖了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的观点，霍妮对弗洛伊德的主要批评是他的反女权主义偏见（她的早期论文包括《女性的恐惧》和《阴道的拒绝》）。但她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过于生物化，对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抱有“深刻的无知”（她是对的）。此时，精神分析学本身也分裂成了左右两翼。右翼的主要特征在于聚焦于生物学方面，愈发深入地探究婴儿时期的经验。梅兰妮·克莱因是这种方法的领袖，她是弗洛伊德的德国弟子，后移居英国。而精神分析学的左翼大致包括霍妮、埃里希·弗洛姆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等人，他们更加关心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1931年，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 出版了《美国文明中的黑人》，第一次给出了一幅美国黑人的统计图像，而黑人取得的进步或进步的缺失都可以通过这幅图像得以衡量。该
在1929至1936年间，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创作了四部传世杰作，分别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以及《押沙龙，押沙龙！》（1936），其中后两部专门探讨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如果说种族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痼疾，那么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的则是阶级。在这里，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股灾之后，有一个人为宣传英国的下层阶级与极度贫困之间的紧密联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对作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来说，资本主义需要持续的扩展、更大的功率、更大的覆盖范围和更快的速度，本质上正是资本主义驱动了技术的发展。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感到不满，是因为虽然新生代技术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来临，但社会关系仍处在古生代技术时期的困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权，即当时的工作对绝大部分的人仍是异化的。
长期性失业为针对科学的怀疑论提供了理由，随着20世纪30年代向前推进，宗教开始重申自己的权威。在这场重申宗教权威的运动中，最不同寻常的成分是由伯明翰主教欧内斯特·威廉·巴恩斯（Ernest William Barnes） 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它们于1933年结集出版，名为《科学理论与宗教》。
巴恩斯不但是一位数学造诣颇深的科学家，还是理学博士和皇家学会院士。他希望表明的是，作为一位神学家，他了解大量现代科学知识，而且不惧怕科学。他讨论了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以及地质学、进化论和数学的最新进展。巴恩斯完全支持粒子物理学、相对论和时空的新进展，宇宙膨胀的新概念以及地质学关于地球的年龄和岩石记录生命的发现。他笃信进化论。
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占有宇宙中所有物质的“宇宙心识”，而宇宙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意识和良知，以产生善，以及最重要的是，产生美。他对永生的观点是，不存在诸如“灵魂”之类的东西，而人们在生前创造的善与美会在他们身后继续存在。但他也说，他个人相信来世。
伯特兰·罗素 出版了一本短小精悍的作品《宗教与科学》。写道：“我的结论是，虽然科学的确不能决定价值问题［英奇的观点］，但这是因为价值问题根本无法在知识上进行决定，它们存在于真理和谬误的领域之外。无论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知识，都必须通过科学方法来获得。而科学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人类则无法认识。”
西班牙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于1930年出版的《大众的反叛》对科学发起了完全不同的攻击。奥尔特加是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在退化，原因在于大众社会里毫无特征的异化之人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发展所致。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属于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称尼采主义者。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艺术的去人性化》中，他认为“现代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将公众分为两大类：能够理解现代艺术的人和不能理解的人”。他认为精英，即“具有精细感官的少数特权者”能借助艺术的手段认识自己，并将自己与“死气沉沉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而大众则是“历史进程中的惰性物质”。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的《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是对20世纪思想可能催生的可怕后果的一次悲观体验。
赫胥黎在书中的攻击对象主要是生物学、遗传学、行为心理学和机械化。《美丽新世界》设定的时间是在很久以后的未来，AF 632年（AF代表福帝纪元，大约是公元2545年）。技术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一种被称为“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技术可以让一个卵巢在某种条件下生成一万六千人，这对孟德尔法则的数学运算堪称完美，它也构成了新社会的基础，在那个社会里有比现在更多的完全相同的人。还有新式的巴甫洛夫婴儿训练法（书籍和花朵被与有害的电击联系在一起），以及“睡眠教育法，婴儿们借此学到阶级意识的雏形”。性行为受到严格控制：妇女只能使用怀孕代用品，还有被称为马尔萨斯带的药囊带，里面装的不是子弹而是避孕药。多配偶制是公认的准则，而一夫一妻则是丢脸的事。组建家庭、为人父母等概念都已过时。想要花时间独处、谈恋爱和享受读书的乐趣都是“不当之举”。
艾伦·图灵（Alan Turing） 一眼就看出，至少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图灵机问题。他的回答是建造一台能够执行高速运算的电磁装置，从而接收被恩尼格玛打乱的消息，并从中寻找任何可能的规律。这台机器被命名为“巨人”（Colossus）。第一台巨人机（经过十个版本的修改终于变得可以操作）直到1943年12月才建造成功。机器的细节在很多年里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但目前已知某个版本有1500个电子管，在后来的版本中，改为用2400个真空管来进行“二进制”计算（也就是说，所有信息都包含在“二进制数字”，即各种0或1的组合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巨人机如今被认为是电磁数字计算机的先驱。
约翰·冯·诺伊曼（Johann von Neumann） 也开始将《论可计算数》中的想法付诸实践。这将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造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比巨人机更加庞大，拥有大约19000个电子管。
在雷达的发展进程中，三大观察结果融合到了一起。首先，自从海因里希·赫兹于1885年首次证明无线电波与光波之间的相互关联之后，人们便明白金属片之类的物体能够反射这些波。其次，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大气层中发现了一个广阔的带电层，它也起着反射无线电波的作用——该层原名亥维赛层，以发现它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后来被称为电离层（iononsphere）。最后，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的原型电视机实验中发现，飞行器会干扰无线电波的传输。
随着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他的两个理论相对较快地得到了接受，但另外两个则不然。进化的思想本身（即物种的变化）很容易掌握，“分支演化”的概念同样易于接受，即所有的物种都源自共同的祖先。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则是逐渐进化的想法，以及进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此外，尽管达尔文著作的标题是《物种起源》，但他没能提供物种形成的报告，没能解释新的物种是如何出现的。这造成了三大主要领域的分歧。分歧的主要观点表述如下：第一，许多生物学家相信“突变”，即进化的过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跳跃式前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进化是渐进式的，为什么没有在化石记录中得到反映？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过“进化中途”的物种？第二，还存在“定向进化”的概念，即进化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注定了的，生物体会莫名其妙地走向它们最终的进化命运。第三，人们普遍相信“软”遗传，这一理念更出名的说法是获得性遗传或拉马克主义。
辛普森是迈尔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他观察了进化演变的速度和突变率。他也成功证实了已知的基因产生的突变率能够形成足够的变异，进而说明我们在地球上所见的生物多样性。因此，经典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加强，而所有挥之不去的跳跃进化论、拉马克主义和定向进化论都被一扫而光。这些理论最终在1947年普林斯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尘埃落定（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在此之后，所有对进化论有兴趣的生物学家通常都自称“新达尔文主义者”。
埃尔温·薛定谔 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薛定谔做了两种尝试。他思考了物理学家会如何定义生命。他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生命系统会从秩序中吸取秩序，即“从合适的环境中啜饮秩序”。他认为，这样的过程不能用蕴含熵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因此他预测，虽然生命过程终将可以通过物理学加以解释，但它们将包含物理学的新定律，在当时还无从知晓。也许他的另一种说法更有趣、当然也更有影响力。这是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待遗传的基本结构：染色体。
薛定谔表明，从已知的物理学知识来看，基因必须是“非周期晶体”，也就是说，“一个由重复单元组成的规则阵列，但其中各个单元都不尽相同”。
薛定谔更进一步，推断基因必须由一种很长、高度稳定且含有一种密码的分子组成。他将这种密码与摩尔斯电码相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数量很少的基本单位也能产生极大的多样性。因此，薛定谔是使用“遗传密码”一词的第一人。
在他的推理基础上，薛定谔得出结论，基因一定是“一个大的蛋白质分子，其中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基团，每一个杂环，都起着独特的作用”。他说，染色体是用密码书写的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薛定谔的基本贡献是将新的物理学应用于生物学，因此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就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奥斯瓦尔德·托马斯·艾弗里正在发现位于基因核心的“转化因子”不是蛋白质，而是脱氧核糖核酸，或称DNA。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坚决反对凯恩斯和马克思。
熊彼特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稳定的：对雇员、雇主和顾客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带来利润，投资也不会带来财富。工人基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劳取酬。言外之意，利润只能来自创新，在一定时期内（在竞争对手迎头赶上之前）降低生产成本，用余钱追加投资。这就得出两种结论。第一，资本主义的推动力不是资本家本身，而是企业家，他们发明新技术或新机械，以便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才干无法传授、无从继承，他认为，本质上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活动。他的意思是，在任何城市环境中，人们都会有创新的想法，但是哪些人能够想到新的点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出新点子，又会如何处理这些点子，却是无法预测的。资产阶级的行动并非源于任何理论或哲学，而是源于实用的利己主义。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完全矛盾。第二，企业家创造的利润是不长久的。无论哪种创新，最终都会被工商业领域的其他人迎头赶上，最终达到新的稳定。也就是说，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具备周期性繁荣和衰退的特征。
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同为乔治·劳德利奇公司出版）中，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反对计划，断然将自由与市场相联系，认为这有助于建立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spontaneous social order）。他批评曼海姆的观点，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实验”，在1944年，这种实验还有待验证；他提醒读者：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方式，一种保障内部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功利手段”。他承认市场还不健全，所以不能迷信市场，但是他再次提醒读者，市场和法律法规是同步发展的，部分程度上说，这是对市场缺点的回应：市场和法规二者是启蒙阶段相互交织的成就。针对曼海姆重视掌握更多社会学知识的观点，他这样回应：市场是“盲目的”，其后果是无法预测的，部分程度上说，这也是市场的意义，是市场对自由的贡献，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因此，他认为，原则上计划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哈耶克进而提出三大理由说明计划体制会“使情况糟糕至极”。第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能够认清观点，不会人云亦云，也不认可任何阶层的价值观；第二，集权主义者发现，他们更容易吸引轻信的人和温顺的人；第三，相对于正面事项，群体更容易就负面事项达成一致，如仇视外国人或仇视其他阶层。
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并将其用于政治学。他认为，这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政治的出路与科学的出路相同：它们“永远只是暂时的，总有改进的余地”。因此，他才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贫乏，研究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从而找到治理社会的“铁律”。波普尔认为，历史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对历史的解读。第二，他认为社会科学要是有点用处的话，就应“具备预言的能力”。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历史主义就奏效了，人的作用或责任就会减弱，甚至可能消失。在他看来，这是无稽之谈。他排除了“理论史”像理论物理学那样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波普尔的书中包含了批评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名篇章。
由于蔑视柏拉图，波普尔受到了批评，但是他显然认为柏拉图是个机会主义者，是黑格尔的先驱。他认为，黑格尔的教条主义的辩证观导致了存在的就是好的，从而得出“强权即公理”的结论。波普尔认为，这不过是对辩证法特点的误读。他说，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试错法，它是一种科学方法，黑格尔认为正命题产生反命题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点是浪漫的，却是错误的。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对立面的产生，正命题会自行修正。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错误的先知，因为他坚持社会的全面变革，而波普尔却认为这必然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它不科学，无法检验。他本人认同渐进式变革，这样，每引入一种新的元素都有可能加以检验，看看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没有改进。 波普尔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例如，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设想已经在西方社会成为现实。但是，他的观点是：这是通过非暴力的渐进式变革达到的。
与哈耶克一样，波普尔也赞同政权最小化，政权存在的理由是维护正义，即不恃强凌弱。
1933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带着β衰变（beta decay）理论横空出世（不过《自然》杂志曾经拒绝过他的一篇论文）。这与原子核如何以电子的形式释放能量有关，在这一理论中，费米提出了“弱作用力”的观点。这是一种新型的力，它使自然界中基本力的种类增至四种：万有引力、远距离的电磁力、亚原子层面的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警句，即人“被判自由”。萨特追随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但前者对他的影响更大。萨特认为，人是孤立的，逐渐受到物质主义、工业化、标准化和美国化的侵袭（注意，海德格尔曾经受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影响）。萨特认为，在那样一个黯淡的世界，生活是“荒诞的”（absurd，著名的萨特用语）。萨特还说，这种荒诞性是一种空虚，它使人滋长“恶心”（nausea）感，即新版的异化。
与萨特一样，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也痴迷于研究人在冰冷的宇宙中的“荒诞”处境，他毕生都试图揭示如何去面对可能（或必将）要面对的局面。1942年，他创作了《西绪福斯神话》，这本哲学随笔最初是本地下刊物。他认为，人必须认清两件事：人能依赖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头脑；宇宙是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生活就是奋斗，我们都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一旦我们停下来，石头就会再次滚下去。这看似徒劳，也许确实是徒劳，但生活就是如此。
找到不少20世纪的痕迹，正是这些痕迹使其拥有丰富的内涵。两个流浪汉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等待戈多。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等、在哪里等、等了多久、还打算等多久。等待这一行为，以及众多的沉默和啰唆协力将时间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观众们其实也在沉默和啰唆中等待。在迷惑和撩拨观众的同时，《等待戈多》带来了一种未曾有过的体验，促使观众思考。（该剧的法文标题是En attendant Godot；“attendant”这个词包含了“关注”的意思，突出了等待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待戈多》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正相反。普鲁斯特是无中生有，而贝克特是有中生无，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迫使观众思考有或无到底是什么、有何区别（令人想起沃尔夫冈·泡利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是有而不是无？）。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 谈道，这不仅仅是苍白；交流不仅愚蠢、无用、荒诞，而且好笑。我们得到的要么是陈词滥调，要么是臆测，游离于现实之外，以至于我们无法搞清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虽然贝克特喜爱卓别林，但是他的用意完全相反；剧中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跟英雄沾不上边，他们的滑稽搞笑无法引起我们的共鸣。它令人毛骨悚然，它有意如此。贝克特打破了所有的界限。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占据了空间和时间；在早期的法语版本中，“波卓”和“幸运儿”被说成是“斯大林式的滑稽角色”；这出剧关乎人性（宇宙）堕落、衰退、冷漠；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说，剧中人物被扔进了一个没有目的或本质，只有感觉的世界。他们必须耐心等待，因为对于未来即将发生什么，甚至是除了死亡还有没有别的未来，他们一无所知。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一直相伴，直至剧情最高潮，这是该剧谱写的一个积极乐观的调子——这是戏剧家艺术的范例，简直无法超越。弗拉季米尔喊道：“咱们已经履行了约定，一切都结束了。咱们不是圣人，可是咱们已经守了约。有多少人能吹这个牛？”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汉娜·阿伦特试图为其早期著作阐述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她觉得，现在社会面临的基本困难是，现代人在政治上有疏离感（相对于心理学角度）。普通人无法获得政治精英所拥有的信息，官僚现象比比皆是，一个人、一张选票并没有多大意义。这种情况现在变得更加突出，因为随着巨型公司的发展，个人更难掌控其工作，能使人感到愉悦的技术工作越来越少，收入也更难保证。人类日趋孤独，但又清楚自己无法孤立地行动和生活。正如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 扬—布鲁尔所说，她给出的方案是超前的；阿伦特认为社会将逐渐向她所说的政治人格化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一问题政治（环境、女权主义、转基因食品）。她说，这样的话，人们能够像专家一样知识广博，可以努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并能收到一些效果。有关政治人格化的问题，阿伦特的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后期，它将成为集体生活的重要元素。
1955年《健全的社会》一书的出版证明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才是走得更远的那个人。他没有盯着大众社会的缺点，而是考察了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即我们能否认为全社会都处在不健康的状况。对很多人来说，弗洛姆的中心概念过于狂妄、毫无意义。但是他正面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承认他的书吸收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和托尼在《贪婪的社会》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他提醒读者，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贪婪社会的疾病”）。弗洛姆从人们熟悉的统计数据入手，他发现，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美国和其他新教国家（如丹麦、挪威、瑞典）的自杀、谋杀、暴力、吸毒和酗酒比例更高。因此他认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些社会的病情更严重。他的其他观点则掺杂了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他认为，最重要的现实是，“19世纪，上帝死了，而20世纪，人也死了”。资本主义有种种优点，它本身也是众多自由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措辞相当简洁：“工作可以定义为执行机器完成不了的动作。”他用现代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的工作毫无个性、无聊、没意思，而且引发了各种问题。诸如“反常”和“异化”等词汇再次出现，但是弗洛姆的批评意义主要在于，他认为现代工作的束缚型体验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健康。他写道，大众社会将人变成商品。“人的价值在于他的销路，而不是爱和理性等人文素质或艺术能力。”在书的末尾，弗洛姆强调了爱的作用，他认为爱是一种“艺术形式”，因为超级资本主义的一大灾难是“人”与同胞之间的关系受到伤害。异化的工作损害友谊、公平和信任。里斯曼曾经说过，年轻人更关注人际关系和受欢迎程度，但是弗洛姆担心，人们会变得更加冷漠；如果人人都是商品，那么人与物品就没有区别。
社会之所以出现弗洛姆描述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巨型公司或“组织”，W.H.怀特（W. H. Whyte） 在次年发表的《组织人》中特别谈到了这一问题。与弗洛姆的书相比，这本书更尖锐、更具煽动性，但是两本书的主题有大量交叉。怀特的书文笔更好（他曾经是《财富》杂志的记者）、更直截了当，他只阐述战后美国人民“他人导向”的生活和文化，没有给予过多的同情。怀特认为大型组织吸引并培养某一类型的个体，因此就应该有一种心理学来适应公司或组织的生活。首先，他看到组织内部的新教伦理在衰退，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都有明显衰退。人们知道加入一个组织的办法是成为群体的一员，要合群，不要“给人添麻烦”。怀特说，组织人比较保守，而且组织人是为别人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怀特认为这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认为公司的主要动机是“归属感”和“团结精神”。
如果将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的众多著作按发表时间排列，它们依次是：《权力新贵》（1948）、《白领》（1951）、《权力精英》（1956）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这些著作都反映了他的主要观点，即本质上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大问题：“劳动力问题在国内政治中走向终结，同时，苏联从盟友变成敌国，共产主义也成为一大威胁。当劳工运动从社会运动变为利益集团时，理想国的终结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与自由。”
“意识形态终结”这个题目在20世纪下半叶一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不过雷蒙· 阿隆 最初认为“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是件好事，因为他认为意识形态会阻碍人们建设一个进步的国家。阿隆特别指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三大主要意识形态正走向穷途末路：国家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在于，国家变弱，变得相互依赖；自由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在于，它无法“给予集体感或认同感”；而马克思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贝尔认为，在美国，这整个过程走得太快太远了。他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一套执政观点，还应该是“充满激情”的，试图“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观点。因此，意识形态就呈现出世俗宗教的某些特点，但是绝不可能取代真正的宗教，因为意识形态没能解答有关存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死亡。贝尔认为，意识形态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是奏效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道德的引导，并且反映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真实差异。但是多年以来，这些差异已经逐渐模糊，原因在于：福利国家出现、社会主义国家暴力压迫人民，以及新的禁欲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出现（它打破了人类本性可臻完善的浪漫想象）。至少对贝尔以及对美国而言，大众社会是一个富足乐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差异已经降至最小，还形成了思想共识。鲜血、汗水和眼泪已经远离了政治。
1958年，英国教育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 写了一部讽喻作品，嘲弄那些想当然的说法。《知识精英的崛起》表面上讲的是2034年的事情，主要内容是基于某个没有明说的“骚乱”而写的一份“官方”报告。讽喻的核心是摒弃生活中的传统原则，代之以成功原则（智商+努力=成功），即“贵族统治”被“精英统治”取代。
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精英的崛起”以积极的口吻描述了高智商人士走向权力中心的过程；第二部分“下层社会的衰落”则轻松谈及这些社会系统工程何以眼看就要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扬没有表态；他只是为双方的争论添把火：如果我们真的全心全意地高唱“机会均等”的颂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他的主要观点是这种做法将使优生概念走向畸形，新的下层社会（即愚蠢人士）将没有名符其实的领袖，而新的高智商的上层社会将想方设法维系权力。在此，他“揭示”到了2034年，人们已经能够预知三个月大婴儿的智商；结果可以想象，婴儿黑市出现了，高智商的家长把自己生的笨孩子卖掉，换取笨家长生的高智商孩子。这个做法一经报纸披露，即引发了“骚乱”，一帮群龙无首的愚笨暴民旋即发起松散的反抗，最后当然不可能成功。
扬将贝尔、里斯曼和米尔斯的论断推向了极致，并得出了相应的逻辑结论：人的身份将不再由政治决定，人也不再是存在主义的生物。人的身份是心理的、生理的，是在出生前就已经确定的。如果我们不小心，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T. S.艾略特 认为，也许文化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权力精英需要文化精英，因为文化精英是最好的解药，能够为任何社会的权力掮客提供最好的批评，批评会推动文化进步，防止文化停滞或衰退。因此，他认为社会必须有阶级，阶级是个好东西，不过他希望不同阶级之间充满变数；他认为达到理想状态的主要障碍是家庭，家庭很自然地想为后代获取特权。他认为，文化显然在发展，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优秀，但这不值得忧虑，也不是种族主义的借口（不过后来有人指责他是反犹主义者）。艾略特认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较高的、发展更好的层次将运用自己掌握的怀疑主义的知识对低层文化发挥积极影响。艾略特认为，这就是知识的目的，也是知识对幸福和公益的最大贡献。
晶体管实际上是世纪初的两项发明的进一步发展。1906年，李·德·弗雷斯特（Lee de Forest） 偶然发现：在真空管的电流场中加入一个通电的金属丝网，就可以“放大”发出端的电流。这一自然放大成为后来电子革命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德· 福雷斯特的发现的进一步发展却落在了固态物理学的范畴内，因为更好地认识电本身就是粒子物理学的成就。如果外壳层电子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外壳层不“饱满”，固态结构就能导电（这要追溯到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和莱纳斯· 鲍林对化学键及其如何影响化学反应的研究）。铜能导电，因为铜的外壳层只有一个电子，而别的材料，如硫不会导电，因为硫的所有电子都紧贴着核。因此，硫是绝缘体。但不是所有的元素都这么简单。“半导体”（如硅或锗）物质含有少量的自由电子，但不是太多。每个铜原子都含有一个自由电子，每一千个硅原子则含有一个自由电子。随后，科学家发现这些半导体有着不寻常的、极有用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传导（和放大）电流，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们又是绝缘的。曾经被巴丁和布拉顿占了上风的肖克利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做出了第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半导体晶体管，而且能够批量生产。这种晶体管由硅和锗组成，上面还有三根金属线。通常人们称这个装置为“芯片”。
本质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问题是伪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了语言的误导。P. M. S.哈克曾经为《哲学研究》写过四卷评注，他说，类似的语法掩盖了深奥的逻辑差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哲学问题经常不是为了追求答案，而是为了找寻意义。‘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迷惑理解力的斗争。’”例如，“动词‘存在’看起来与‘吃’或‘喝’这类动词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问学院里多少人不吃肉或不喝酒，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我们问学院里有多少人不存在，这就无意义了。”
这不只是个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的根本观点是哲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问题消失，就好像绳子上的结，拆开了就消失了。换句话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提供新的信息，而是［重新］整理我们已有的知识。”维特根斯坦认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重新彻底整理语言。凭一己之力，谁也办不到。于是，正如赖尔的做法一样，维特根斯坦首先关注身心二元论。他进一步将身心二元论与他所说的身脑二元论联系起来。他说，这两种二元论都是误解。当意识与“大脑中的自我审查机制相比较的时候，意识就被误解了”。他举了疼痛为例。他解释说，人有痛苦的“有”不同于他有一分钱的“有”。“疼痛不会周游世界，而一分钱可以，它不受任何拥有者的支配。”同样，我们在说自己疼痛之前，不会先去检查是否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呻吟是痛苦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内在”生活、“内省”和私人经验都被误解了。这个人的疼痛与那个人的疼痛相同，就好像两本书都拥有红色的封面一样。而红色不是抽象的存在，疼痛也不是。关于内省，维特根斯坦认为，所谓的心智活动并不需要“心智”：“下定决心是指做决定，犹豫不决是指还有待决定……有一个说法叫内省，但它不是一种内心感知……它只是唤起记忆，设想可能的情境，想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感……”“我想赢”不是对心理状态的描述，而是反映。维特根斯坦认为，“精神”生活的“内在”和“外在”只是隐喻。我们可以说牙痛是身体的痛，而悲伤是心理的痛。但是悲伤的痛不同于牙痛，它不像牙痛那么“伤人”。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心智的概念，我们对待“大脑”要慎重。感觉到痛苦、希望和失望的是人，而不是他的大脑。
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中，伯尔赫斯·弗雷德·斯金纳（Burrhus Fred Skinner） 的目的在于为其余的各种行为提供简单理性的解释，他认为许多行为用巩固原则就可以解释得通。本质上，斯金纳想要证明的是，大部分行为（包括信仰、某些精神疾病，有时候甚至包括“爱”）都可以通过个人经历，以及过去受到奖惩的程度来理解。例如，“你应该带把伞”可以意味着“你将被强化带伞这一行为”。“这句话可以清楚地解读出至少三层含义：（1）保持干燥对你有益；（2）带把伞可以使你在下雨的时候不被淋湿；（3）可能要下雨……‘应该’是个讨厌的词，如果听者不带伞，会觉得内疚。”基于此类行为解读，斯金纳认为酗酒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因为酗酒者可能发现了酒精的奖励效果，酒精可以使他在社交情境中感到放松，离开酒精他可能感到不安。他反对弗洛伊德，因为他认为精神分析对“深度”心理学的关注是一种执迷不悟；它自我宣称的目标是要发现“内在的、其他情况下不易察觉的矛盾、压抑和突发行为。生物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在精神表象掩盖下发生激烈挣扎而引发的相对不重要的副产品”。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行为是根源性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而斯金纳认为，神经症行为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一旦消除了神经症行为，也就消灭神经症了。
到20世纪60和70年代，他的理论风行一时，很多诊所采纳了“行为疗法”。这些机构在治疗中并不关注所谓的潜在问题。例如，有个人总是觉得自己脏，不断强迫自己用毛巾清洗，那么医生并不追究他内心为什么觉得自己“脏”并且需要使劲地洗，而是就他哪天不取毛巾清洗给予奖励（食物）。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认为，大脑中有普遍的、与生俱来的语法结构；换句话说，大脑的“布线”以某种方式管理着语言的语法。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有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有两个层次，表层和深层，不同的语言在深层结构上比在表层结构上更为相似。
氢弹的本质是：当原子弹与氘或氚一起爆炸时，会产生地球上闻所未闻的高温，熔化两个氘核，并释放出大量的结合能。早期计算显示，它引起的爆炸相当于1亿吨TNT，同时将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废墟（为了方便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炸药总量大约相当于300万吨TNT）。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小岛伊鲁吉拉伯岛（Elugelab）上，世界上第一个热核装置（氢弹）投入测试。观察员们在40英里外看到数百万加仑的海水变成蒸汽，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泡，火球绵延3英里。爆炸结束后，伊鲁吉拉伯岛完全消失，人间蒸发了。
评论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Isaac Rosenfeld） 和西奥多·索罗塔洛夫（Theodore Solotaroff） 注意到艺术领域发生了“地动山摇的变化”，他们认为，由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艺术家已经“从马克思转向了弗洛伊德”。艺术的基本准则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适应世界”。
这正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他们可能自视前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们确实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总是拒绝赞助人和艺术商人的谄媚，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问题是，艺术家想要表现的东西变了。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批评也是个人的、心理学的、内部指向的，不再指向周围的外部社会，正如保罗· 克利在1915年所说：“世界越可怕，艺术就越抽象。”
由于抽象表现主义缺乏明确的意义或社会内涵，它不断受到批评，一场长期变革的序幕就此揭开。
这种变革的极端例子是波普艺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 和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都认为波普艺术本质上不利于先锋艺术的传统功能。很少有流行艺术家经历过抽象表现主义者经历过的贫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本人尽管来自移民家庭，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每年的广告收入已达5万美元。
波普艺术的重要特点是，它不仅不批评而且还赞美流行文化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波普艺术家（罗伯特· 劳申伯格、贾斯珀· 约翰斯、詹姆斯· 罗森奎斯特、克拉斯· 奥尔登堡、洛伊· 利希腾斯坦和沃霍尔）都对大众文化、广告、连环画和电视中出现的形象做出回应。
尽管波普艺术始于抽象表现主义，但是此后，艺术家却不再提出“另类看法”，或者不再以提出“另类看法”为己任。相反，他们已经成为构成当代的他者导向的富裕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各种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了当时并不流行的观点，即自由主义的意义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在19世纪时是指经济自由主义，信奉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如今则信奉具有善意的中央政府会带来平等。他的首要目标是要为自由主义恢复过去的原义，其次是指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回归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当人类获得经济自由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1963年3月，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发生黑人骚乱，市内商业区发生经济抵制，警察署长，外号“公牛”的尤金· 康纳下令警方包围教堂，阻止人们离开。事后（在耶稣受难节）被逮捕的人中有来自亚特兰大的34岁的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他因为发表演讲鼓吹非暴力行动而闻名。在狱中，金受到一群白人牧师的谴责。他的回应是《伯明翰狱中来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长达19页，字迹潦草地写在信封、厕纸和报纸边缘空白处，由他的支持者偷偷带出监狱。它生动而雄辩地阐述了伯明翰人（白人）如何“使黑人群体别无他法”，只能采取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抵抗。
1963年8月28日，大约二十五万人聚集到华盛顿广场，其中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是白人。那天人们真正记住的是金的演讲。他在过去的演讲中曾经用过一个短语“我有一个梦想”，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一次，他更是格外用心。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认为，历史上有三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字母表的发明、书籍的发明，以及首个电子媒介即电报的发明，不过他认为电视的诞生也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
他认为，字母表的发明本质上摧毁了部族人的世界。部族人的特点是口头文化，虽然这个世界主要是听觉的，但是各种感觉都处于平衡状态，“谁也不会明显地比别人懂得更多”。他写道：“即使放在今天，部族文化也无法理解个体的概念或分离而独立的公民概念。”语音学字母表的出现仿佛给这个世界“投放了一枚炸弹”。字母表不同于象形文字，其组成要素本质上是无意义的、抽象的；它们“削弱了听觉、触觉和嗅觉的地位”，提高了视觉的地位。其结果是，完整的人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人。“只有字母文化作为社会和心理组织的手段成功地掌握了相互关联的线性序列。”他认为，与“文明”人相比，部族人相互间的相似性更小，书籍的到来加速了人类日渐相似的过程，导致民族主义、宗教改革运动、“流水线及其产物工业革命、有关因果关系的整体概念、笛卡尔和牛顿的宇宙观、绘画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年表以及内省的心理模式（它极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倾向）”。但是，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麦克卢汉认为，这个过程正被逆转，我们将看到一种复活的部族人。
使麦克卢汉声名大噪（抑或声名狼藉，这取决于你的态度）的观点是“媒介就是信息”以及他将媒介分为“热”（hot）媒介和“冷”（cool）媒介的做法。“媒介就是信息”有两层意思。第一，如上文所述，媒介决定生活中很多其他东西；第二，我们都设想媒体报道“故事”或“新闻”的方式与事件的实际内容同等重要。换句话说，内容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电子媒介还传播态度和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集体体验，他认为这意味着一种部族化的回归。
面对一张高清照片，观众能毫不费劲地看出它所传递的信息，这就是“热媒介”。另一方面，面对一幅漫画，观众需要费点力气才能完全理解它所传递的信息，这就是“冷媒介”。收音机是热媒介，电视是冷媒介。讲座是热媒介，研讨会是冷媒介。在电视文化的时代，政治领袖比传统的政治家更像部族首领：他们不仅是追随者思想上的领袖，还要发挥情感和社交作用，使支持者/追随者感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这些完全改变了自由的概念：“开放社会是语音文字的视觉产物，与今天重新部族化的年轻人无关，而作为言语、耳鼓和听力技术产物的封闭社会就此获得了新生。……识字的人是异化了的、心灵干涸的人；重新部族化的人得以学会一种更加丰富、充实的生活……他们在情感上深刻意识到自己与全人类相互依赖。在陈旧的‘个人主义’的纸媒社会，个人只能‘自由’地被疏离、异化，是被剥夺了部族梦想的无根的局外人；新的电子媒介环境迫使人们承担义务、亲身参与，满足人类更为复杂的精神和社会需求。”麦克卢汉清楚如何换个角度看待熟悉的范畴，他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可能会每天减少五小时的电视播放时间以促进大选期间的报纸阅读量，或者委内瑞拉为了缓和政治紧张的局势可能会鼓励民众看电视。在麦克卢汉看来，所谓“公众”就是指“支离破碎的个体以特定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就像生产线上的齿轮一样，虽然各不相同但又能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运行”，这一概念不如“大众社会”的提法受欢迎，因为后者“鼓励个体多样性，与此同时，个体对每种刺激因素都会即时做出反应并相互影响”。
另一种非常类似的看法来自法国作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 于1967年发表的《景观社会》，德波认为景观（主要是电视主导的社会，同时还包括体育运动、摇滚音乐会、精心安排的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产物。他说，景观基本上包括统治阶层“连续不断的自夸式独白”和其他人的顺从：“观众仅仅与中心保持单向联系，观众之间相互隔离……观众在哪儿都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景观的社会功能是具体制造异化……与景观相对应的是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商品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殖民……满眼都是商品；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商品的世界。”在德波看来，景观社会远谈不上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而是异化的最终形式，之所说最终，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充分地享受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消极的看客而已。
德波在其中认为景观社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最终之平庸的胜利。
景观社会意味着人类在朝着更高的自我意识前进时最终遭遇失败。人类不仅殚精竭虑、备受奴役，而且连生命都遭到否定；人类受到以景观社会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诱骗，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则认为，正义先于自由，罗尔斯在1971年完成并于一年后发表的《正义论》，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社会应该在事实上保障绝大多数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因此，了解何为正义，如何获得正义就变得至关重要。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在思想体系中头等重要”，对正义的最好理解是“公平”。罗尔斯提出的实现公平的方法广受关注。为了实现公平，他提出了“原初位置”（originalposition）和“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观念。
在原初位置，假定订立契约（用契约规则治理社会）的个人是理性而无知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富裕还是贫穷、老迈还是年轻、健康还是柔弱；如果有神的话，他们不知道要追随哪个神；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种族，是聪明还是蠢笨，不了解自己缺乏或是拥有哪些天赋。在原初位置，谁也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人们是“在无知之幕的背后选定了”正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用这种方法，无论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参与选择的人“会告诉彼此，他们是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条件下相互合作的，即在自由、平等、公平的情况下会一致同意的条件”；“一个社会如果用公平面对正义，那么这个社会要形成自发方案也就为时不远了，因为它符合自由和平等的人在公平的情况下都会赞成的某些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成员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承担的义务也是自愿的”。罗尔斯还说，在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的前提下，还有两个正义原则，其顺序是这样的：（1）每个人都平等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又不妨碍他人的自由；（2）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应得到妥善的安排，（a）使人们有理由希望这两种不平等对自己有利，（b）使其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责相关联。换句话说，罗尔斯写道：“一切社会价值（自由和机遇、收入和财富、基本的自我尊重）都应该是平等分配的，除非这些价值中任何或所有的不平等分配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他的后一个观点更具争议。例如，他认为自我尊重是“善”，是正义社会中理性的人自然应有的品质。他谈到了妒忌和耻辱。这些直接导致他与哈耶克等人产生了分歧，罗尔斯认定社会正义实际存在；而以赛亚· 伯林则认为，对于某些特定群体而言，不存在充分的积极自由，因为人们没有像处于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后的理性人那样对待这些群体。因为正义的第一原则（正义视同公平）优先于第二原则，所以弱势群体的基本自由应优先于财富或收入的不平等，无论这种不平等是多么地对所有人有利。换句话说，假定黑人在白人的统治下比黑白混合的统治下（比方说）状况好得多，如果与白人相比，黑人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那么这仍然是错误的（非正义、不公平）的。权利的平等高于一切。
罗尔斯提出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是为了得出正义（公平）的社会所要遵循的原则。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 对此提出了批评。诺奇克更多地继承了哈耶克的传统，倾向于首先考虑事物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组织情况，而不是像罗尔斯那样首先假定存在某种完美的世界。1974年，他发表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回应。诺奇克在书中指出，一切“模式化”的正义（如“平权行动”）从道义上看都是错误的；与放开的权利相比，它侵犯的个人权利更多，因此，相对于它惠及的人数，弊大于利。诺奇克认为，罗尔斯的论点中有诸多逻辑错误，但是他最重要的实质性观点是向任意社会情境提供“权利”的概念。处在罗尔斯的原初位置、身处无知之幕后、建立社会规则的个人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特征——财富、地位、智慧等。诺奇克认为，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的原初位置学说不充分。逻辑上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拥有各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平等，但这属于特殊类型的不平等，正如一个人拥有较多某样东西（比如智慧）在本质上不等于社会上的其他人拥有的就少、情况就会更糟糕。一个人拥有的天赋才能较多并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人会被剥夺那种才能。因此，强迫社会成员消除天赋差异及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是错误的，诺奇克如是说。
B.F.斯金纳（B. F. Skinner） 于1972年发表了谈论自由的杰作《超越自由与尊严》，他首先关注的不是平等及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而是自由的基本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著作极具哲学性。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生物学家，斯金纳认为人性是进化的产物（因此，很大程度上有遗传学根据）和对环境的适应。在斯金纳看来，改变（意指改善）人类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环境。他的第二个论点是，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从未存在过，也不会存在。人性是人的（进化）历史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人本身就受到一定的控制。对斯金纳而言，自由只是一种状态，一种人不觉得自己受到控制的状态。他说，自由主要不是指感觉，而是指行为。换句话说，自由是指环境中缺乏令人厌恶的刺激物，我们所说的自由感实际上源于这种刺激物的缺席。对拥有不同历史的不同人群来说，这些负面刺激物是不一样的，不过他在书的末尾几章中试图勾勒出一种负面刺激物处于最低水平的文化。斯金纳希望看到人类发展出一种行为技术，这种技术承认：人性，即由众多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天性，是影响基因构造的各种偶然性发生作用（奖惩）的结果。斯金纳认为，不存在自主的人，或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获得真正的自由，轻松面对自己的真实天性，那么我们就要弄清自主的限度。
1967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发表了《新工业国》一书，描述了一种新的商业经济秩序，他断言，这种秩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性质。首先，他说，与世纪初相比，20世纪60年代大型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福特、洛克菲勒、梅隆、卡耐基和古根海姆等人都是企业家，冒着巨大的风险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此时，这些公司已经成熟，公司的性质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公司不再由身兼领导和股东的那个人经营，而是由经理人经营——加尔布雷思称他们为技术阶层，原因日益明显，他们只拥有少量股份。加尔布雷思说，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如今，公司理论上属于股东所有，但是股东只在名义上掌管公司，这对民主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第二，大规模生产昂贵而复杂的产品的成熟公司实际上对冒险或竞争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他们希望政治和经济稳定，那样才能（在一定限度内）预测需求和需求增长。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现象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成熟公司实际上更偏爱计划经济。
加尔布雷思说，新的工业国家的其他一切都发源于这两个事实。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需求受到调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国家和公司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部分来自广告等手段（加尔布雷思相信，广告对现代社会的诚信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可怕”效应，以至于我们麻木到不觉得自己有多虚伪）。加尔布雷思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多的重要决策依靠不止一人拥有的信息。技术与此有很大关系。一个后果是新型专业化：涌现了一批人，从传统眼光看来，他们并没有专业技能，但现在他们却掌握新技能，懂得信息评估。因此，信息本身变得重要起来，掌握信息的人即经理人和技术人员构成了“内幕阶层”（insider class），股东则是“外行阶层”（outsider class）。
1975年及1976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又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关于第一个观点，他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书名做出了最好的概括。贝尔认为，生活分为三个“领域”（realms，自然、技术和社会），它们确立了经验的基础。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领域。前工业社会可以视为“与自然的竞争”，人们主要通过狩猎、掠夺、耕作、捕鱼、采矿和林业活动努力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工业社会是以人机关系为中心的“与生产环境的竞争”，主要经济活动是“生产和加工有形商品”，主要职业则是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和工程师。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基于信息的‘知识技术’与机器技术同时兴起”。后工业社会的工业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交通和公用事业，金融和资本交易，卫生、教育、研究、公共管理和休闲。贝尔说，在这些领域，科学家居于“核心地位”：“鉴于信息的产生是主要问题，科学是最重要的信息源，那么科研机构、大学和研究所的组建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此一来，一个国家的科学实力彰显了其国力。”结果，工作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它的焦点不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服务业的扩张为女性的经济独立提供了基础，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工业社会是精英领导的社会；短缺现象发生了变化“——商品短缺的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和时间的短缺。”最后，贝尔还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位置”（situs）的东西，即“一种纵向社会秩序，与横向社会秩序如阶级相对”。贝尔提出了四种功能“位置”（科学、技术、行政、文化）和五种机构位置（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所、社会福利部门、军队），这种划分与电子邮件组织架构怪诞地平行（见第42章）。不过，除了位置以外，贝尔还指出了一个“知识阶层”（主要是科学家）。
贝尔说，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知识产权不再为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因为致力于扩大科技产出的计划需要的是全国性的组织，地区性组织或本地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治成了后工业社会的‘指挥部’，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起到了协调作用。”
1976年，贝尔发表了第三个“重要观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部作品也有三个主题，围绕当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三大不可调和的矛盾展开。这些主题分别是：（1）禁欲苦行主义的资本主义（为马克斯· 韦伯所定义）与后来的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2）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主义通过先锋派不断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否认过去，致力于无休止的变化，相信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3）法律和道德相分离，“特别是在市场成为所有的经济关系甚至是社会关系（如公司对员工的义务）的主宰之后，以及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合法权利优先于其他主张（即便是道德性的主张）之后”。
换言之，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追求效率与现代文化之追求自我实现之间存在矛盾。贝尔还认为，文化之所以头等重要，首先是因为艺术（披着现代主义的外衣）不断地寻求“创新的形式和感觉”；其次是因为，文化现在不再是权威道德的来源，而是“新的愉悦感的生产者”。贝尔认为，现代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走向终结，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枯竭。“社会和艺术在市场中相遇，其结果是审美情调和高雅文化的概念不复存在。”但是，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大众媒体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新事物，又同样孜孜不倦地向人们灌输新形象，撼动传统观点，“宣扬古怪离奇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年龄、性别、阶级和宗教的社会学类别对于人类行为的传统研究变得不那么可靠了——“生活方式、价值趣味和审美偏好变得更加独特、有个性。”贝尔说，其结果是混乱和不统一。过去，多数文化和社会是统一的——古典文化追求德行，基督教围绕神定的等级制度获得统一，早期工业文化围绕“工作、秩序和理性”获得统一。但是，当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错位。事物在技术经济层面还受到“效率、理性、秩序和纪律的控制……而支配文化的却是即时的感官和情绪满足及自我的放纵”。贝尔认为，这些矛盾暗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与之相关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筋疲力尽的现代主义、乏味的共产主义生活、烦闷的不羁自我和无意义的划一的政治颂歌，所有这些都暗示一个漫长的时代正在逐渐走向终点。”人们要为现代主义付出巨大的代价：“现代性即个人主义，个人努力重塑自我，如有必要，还要重塑社会，以便加以设计和选择。……它意味着拒绝‘天’定或神定的秩序，拒绝外部权威和集体权威，将自我作为行动的唯一参考点。”“现代性中无疑存在着自我的道德权威。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自我——通过享乐主义、占有欲、信仰、道德利己主义或是感觉主义。”当然，技术也与这种变化有关，特别是汽车。“封闭的汽车成为中产阶级的私密壁橱，年轻人大胆地在此释放性压抑，打破旧禁忌。”广告也发挥了作用，“宣扬挥霍浪费而不提节俭，炫耀奢华而不提禁欲苦行”。金融服务推波助澜，过去引以为耻的负债如今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也许贝尔最深刻的观点是，现代文化强调体验，尤其是将观众置于中心的体验。观众与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对话已经没有意义了。由于艺术的感染力是向情感发出的，一旦体验不存在，这种感染力也就消失了。观众头脑中的对话也就不再继续了。贝尔认为，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实际上没有文化。
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 和许多其他人认为，加尔布雷思和贝尔描述的变化引起了文化性质的转变，以至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反文化（counter-culture，即反主流文化）。
看待反文化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作新左派的“软着陆”，我们知道，新左派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早期形成于西方国家，缘于苏联和恐怖的斯大林主义的幻灭，特别是苏联于1956年悍然入侵匈牙利。但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马克思早期作品即《经济和哲学手稿》的发现，这部作品著于1844年，但直到1932年才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这些新发现的手稿才广为人知。在美国，还有一个因素；新左派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休伦港宣言》，这份宣言于1962年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组织发表，其中提到：“我们认为人是无限宝贵的，人们追求理性、自由和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施展。……我们反对把人还原到物的地位的去人格化。……孤独、疏离、隔绝这些词描述了当今人与人之间的遥远距离。要改变这些主要趋势，光靠完善人事管理或是改良设备是办不到的，只有当人类的爱战胜人类对物的盲目崇拜，才能扭转这些趋势。”异化概念支撑的是反主流文化，后者像另一个先驱“垮掉的一代”一样，拒绝大众社会的主要观念。
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萨克在发表于1970年的著作《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中记录下这些观点。
罗萨克明确道，反主流文化是年轻一代的反叛，不外乎反对科技的还原论。罗萨克说，年轻人厌恶“技术专家型”社会的走向，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其抗议表现为选择另类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鲜活体现。在罗萨克看来，反主流文化有五个要素：各种另类心理、东方（神秘）哲学、毒品、革命性的社会学，以及摇滚乐。这些要素以这样或那样的集体形式，为取代技术专家型社会的另类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行的基础，有助于对抗“正常”生活的异化。反主流文化有很多方面，包括自由大学、自由诊所、“食物共济”（帮助穷人）、地下出版物、“部族”家庭。罗萨克说，“一切都受到质疑：家庭、工作、教育、成功、育儿、男女关系、性、城市化、科学、技术和进步，等等。财富的意义、爱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一切都需要审视。‘文化’是什么？谁来决定什么是‘优秀’、‘知识’或‘理性’？”
他称：“人们能够察觉到年轻人的一系列思想和经历，将米尔斯的左派社会学、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格式塔疗法无政府主义、诺曼·布朗（Norman Brown）的天启肉身神秘主义、艾伦·沃茨（Alan Watts）的禅式精神疗法，以及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自恋结合在一起，世界及其苦痛最终可能在个人的迷幻空虚中变成一颗尘埃。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发现社会学让位于心理学，政治集体让位于个人，在深层非知识力量面前，自觉表达行为消失。”他说，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在思想上排斥“伟大社会”。
罗萨克首先提到的是马尔库塞和布朗，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认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异化是一种心理学状态，不是社会学状态。解放是指人的解放，而不是政治的解放，因此，要在变革的社会中找到出路，首先要出现一系列与众不同的个人——比如说，他们在性的意义上是解放的，或者他们摆脱了要求按规定方式行事（例如职场）的“行为原则”。马克思认为，当人类受制于贫穷时，就面临“贫苦”，马尔库塞则认为，物质极其富有时，人们会面临心理贫苦，此时人们被贪欲和“微妙的技术压抑”所支配。
另一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 也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员。马斯洛受到迈克尔· 波拉尼的《个人知识》（1959）和托马斯·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的启发，在《科学心理学》（1966）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客观这种东西，即便在物理学科也不存在。所谓秩序的“发现”其实是将秩序强加给无序的世界，好比科学家在整齐中发现了美，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在那儿”发现了什么真正的秩序。秩序的强加贬低了主观经验的价值，而后者却无比真实。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认为，沉迷于自我是反主流文化的自然发展（但并不健康）的结果，接下来的个人解放运动则伴随着性革命、毒品尝试和新心理学。沃尔夫说，那是异化（马克思）、失范（迪尔凯姆/涂尔干）、大众人（奥尔特加· 伊· 加塞特）和孤独人群（里斯曼）导致的结果。
沃尔夫指明了“我时代”，但是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教授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 则更进一步，以“我时代”（the Me decades）和旋即为人所知的“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为主题大做文章。在《自恋的文化》（1979）中，拉什的论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同时也多多少少暗示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整体发展导致了自恋人格的形成，并进而主宰了整个文化。
拉什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是“期望值递减年代的美国生活”，开篇这样写道：“［美国］在越南的溃败，经济停滞，自然资源眼看面临枯竭，使上流社会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进而蔓延到社会其他层面，人们对领导者丧失了信心。”自由主义（莱昂内尔· 特里林在世时伦敦唯一的把戏）现在“在思想上破产了。……它所培植的科学，曾经自信满满，以为可以驱除时代的黑暗，如今却不能为那些本该阐明的现象做出可信的解释。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失业和通胀缘何可以并存；社会学不再努力勾勒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理论；理论心理学避开弗洛伊德的挑战，纠缠于琐碎的细枝末节。……人文学科士气低落到了承认人文研究无益于了解现代世界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拉什说，经济人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终产品”——心理人。拉什不喜欢这种心理人。经过一番铺垫之后，他猛烈抨击了在他看来本质上受到如今自恋人格影响的各种社会领域：工作、广告、体育运动、学校、法院、老人和两性关系等。
他的首要目标是“觉知运动”（the awareness movement）。“在意识到用任何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不可能改善生活之后，人们转而相信重要的是提升精神生活：关注自己的感受，吃健康食品，学习芭蕾舞或肚皮舞，潜心研究东方的智慧，慢跑步，学习交往，克服‘享乐恐惧’。”与史蒂夫· 布鲁斯的观点一样，拉什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治疗情感”期：他说，治疗方法已经确立了其作为朴实个人主义和宗教的继任者地位，对此，他形容其为反宗教。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方法将最终取代政治。诺曼· 梅勒的《为我自己做广告》、菲利普· 罗斯的《波特诺的抱怨》和诺曼· 波德霍雷茨的《发迹》都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沉迷自我的好例子，意欲与身边的贫穷、种族主义和不公正等可怕现象绝缘。新的自恋（the new narcissism）意味着，与政治变化相比，人们更关注个人变化；交友小组、精神治疗小组等其他形式的知觉训练实际上有助于消灭有意义的精神层面的私生活——在“一种亲密接触的意识形态”中，私生活被公开了。这削弱了人们的个性特点和真正的创造性，却更具时尚和潮流意识。拉什说，因此，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持久的友谊、爱情和成功的婚姻，反过来又将遭受各种挫败，重新开始整个循环。他还指出了自恋社会的不同面向：炮制“徒有虚名”的名人、体育运动从拼搏努力堕落为商业娱乐、学校和法院日趋放任，所有这些都把“个人发展”的需求置于求知和惩罚的老派想法之上（从而更温和地对待年轻人，不再向他们灌输曾经被视为传统的朴实个人主义）。
拉什说，现代（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被困在自我意识的牢笼中；他“渴望真情流露的逝去的纯真。他无法不计后果地表达情感，他怀疑别人表达的真实性，因而就自身的行为他很难从观众的反应中获得慰藉”。因此，拉什和汤姆· 沃尔夫一致认为，觉知运动、沉迷自我和情感治疗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骗局。
罗萨克、沃尔夫和拉什都注意到，对很多人而言，传统宗教的私人、忏悔和匿名特性正在让位于觉知运动的公开、亲密和自恋特性。换言之，一种信念或信仰正让位于另一种信念或信仰。
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他曾因揭示基因材料合成蛋白质的机制而获得1965年诺贝尔奖。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中，莫诺谈到了自沃森和克里克发现双螺旋体以来的最新生物知识，努力探寻生命的定义，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进而探索生命对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的意义。
莫诺虽然是位生物学家，但他的重要见解是：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学现象，甚至是一种数学现象。他最初的目的是要揭示宇宙中的实体如何在遵循宇宙法则的同时又“超越”这些法则。或者，正如他所说的，进化没有赋予存在的“义务”，但是它的确赋予了存在的“权利”。在莫诺看来，20世纪两项伟大的知识成就（自由市场和晶体管）都显示了生命的重要特点：扩充。这一规律允许组成部分自发且自然地在其所属的系统中产生更多的组成部分。照此推理，原则上生命并不独特。
他进而提出，由于核酸能够“精确地”自我复制，进化才得以发生，因此，这意味着只有偶然因素才能产生突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宇宙曾经具有、现在仍然具有偶然性（从统计学的角度，因此也是数学的角度来看）。他感到，这一点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进化不仅仅适用于有生命的物体：适应是时间的另一种表述，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功能。生物作为孤立的、完备的能量系统，似乎违背了熵的内涵，只可惜进化不可能倒退，这便是时间的功能。这就意味着，生命是暂时的，因其本质上是物理现象：不同的生命形式相互对抗，直到形成更大的无序状态。
同样富有争议但又没有末日论嫌疑的是，早在E. O.威尔逊和理查德· 道金斯等人的著作之前，莫诺就提出，观念、文化和语言是生存的工具，神话（他避免使用宗教这一术语）中含有生存的价值，不过它们终会被取代。（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和犹太教比印度教更“原始”，并认为后者比犹太基督教更长久。）他觉得，进化理论是“盲目”的过程，不指向任何目的性结论，它所概括的科学方法是最“客观”的世界观，原因在于没有哪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接近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科学驳斥并取代了一些观点，如泛灵论、伯格森的活力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它自认是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因而莫诺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世界的方法，还是一种其他社会机构能够从中受益的伦理姿态。
他并非看不到这种姿态引发的问题。“现代社会靠科学维系，依存于科学产品，它对科学的依赖不亚于瘾君子对毒品的依赖。它把必要的物质推给知识的根基——基本伦理，把道德弱点推给已经被知识毁坏、但它仍想参照的那些价值体系。这种矛盾是致命的，我们看到，这使我们陷入困境。创造了现代世界的知识伦理是唯一能与现代世界共存的伦理；一旦被理解和接受，它就是能够引导世界进化的唯一伦理。”
这次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要我们假设他是一只动物，发现了食物——一丛蘑菇，共8只。他给每只蘑菇+6分（这些分值仍然是完全随意的）。他写道：“这些蘑菇很大，我只能吃掉其中3只。我要不要发出‘食物呼叫’，把我的发现告诉别的动物呢？谁能听到呢？兄弟乙（它与我的相关性是1/2，即它与我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堂兄丙（它与我的相关性是1/8）和丁（没有特别的关系：它与我的相关性没有实际作用，可以忽略）。如果我对自己的发现缄口不言，那么我的净得利益是我吃掉了3只蘑菇，每只蘑菇得+6分，一共+18分。如果我发出食物呼叫，我的净得利益就需要稍微计算一下。我们4个人将分享8只蘑菇。我能吃到2只蘑菇，每只得分+6，我的总成绩是+12。但是当我的兄弟和堂兄分别吃自己的那两只蘑菇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因，所以我也能得到一些分值。实际得分就是（1×12）+（1/2×12）+（1/8×12）+（0×12）= 19.5。自私行为获得的相应净得利益是+18：呼叫带来的结果只高了一点点，但结论是明确的。我应该发出食物呼叫；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而言，利他主义对我的自私基因有利。”道金斯最主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把基因视为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核心单位：基因是一种自我复制的单位，它“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兴盛，清楚了这一点，其实一切就一目了然了：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和人类的亲属模式和行为就可以解释了；利他主义是明智的，非亲属群体（如种族）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沃尔夫的《我时代》和拉什的《自恋的文化》都强调个性化和自私。这些书各不相同，表面上有不同的目标，但引人注意的是，它们都有着自私的主题。与约翰· 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联系在于，“原初位置”和“无知之幕”实际上与自私的基因所处的位置完全相反：罗尔斯说的是，谁也不懂得遗传，正因为不懂，我们才希望走向真正公平的制度，拥有剔除自私的生活方式。在罗尔斯的原初位置，当然没有鹰或鸽子，也没有其他亲属。罗尔斯的体系很清楚道金斯类型的论点并努力避开它。丹尼尔· 贝尔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罗尔斯的观点抛弃了达尔文主义的一些矛盾之处。道金斯的观点与市场体系有相似之处，部分原因是他将行为结果与数值相联系，尽管简单化了，但结果（得失）十分真实。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不朽的遗产，那要数他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即语言没有内在意义，讲话者表达的意思与他本来的意义多少有出入，听者/说话者必须尽自己的本分。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特别指出，现代社会委派人文科学工作者作出决策，进而控制和监督其人口。他说，这些人文科学“已经颠覆了基于主权和人权的古典政治统治秩序，代之以通过规范人类行为行使权力的新政权”。正如马克· 菲尔普所说，我们现在知道，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正常的孩子”是什么样、“心理稳定”是什么样、“好公民”是什么样或“完美的妻子”是什么样。科学及科学家在描述何为正常的同时，也定义了何为不正常。这些规则——“言语规则、经济理性规则和社会行为规则”——定义了我们是谁。在福柯看来，“人类作为一种普遍范畴，内部就有‘存在规则’，这种观点是……启蒙运动的发明”，这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靠的。他著书的目的是帮助解构这个观点，他认为不存在“单一的、连贯的人类境况”。福柯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一致性。他最重要的著作研究的都是社会机构的历史：《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4）、《知识考古学》（1969）、《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971）、《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认知考古学》（1972）、《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性史》（1976）。
但是，也不能据此认为，福柯只写精神病学、刑罚学、经济学、生物学或哲学的历史。他还努力揭示：知识结构是如何反映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正常人、正常思想或正常身体的定义为何既反映了“真相”，又是一种政治建构。福柯写道：“我们臣服于权力制造的真相。”他说，人文科学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可以合法地管控人口，找出疾病、骚乱和偏差的征兆并对它们加以治疗，使它们在种种监控体系的密切注视下恢复正常功能”。很明显，这些正是菲尔普强调过的“纪律”。正如拉康认为意义是一种“重构活动”，福柯之所以称自己的作品是“考古学”而不是历史学，是因为福柯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发掘，它们不仅描述了过去，还进而重现“被埋葬了”的知识。
让·皮亚杰认为完美的生命是一种生物范围内的获得性结构，各具创意。心智会逐渐发育或成熟，但是其过程却急不得。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对生命的理解会受到数学和语言知识的调节，本质上说，数学和语言是两种思维逻辑系统，有利于我们应对世界，反过来又利于改造这个世界。在皮亚杰看来，心理结构的发育程度及其与世界匹配的程度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和适应力。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说，纵观历史，人们并不像尊重口语那么尊重书写，认为书写不够可靠、不够权威、不够真实。另外，书写还具有“支配”性，这使书写显得“异化”，对经验“施暴”。
德里达的看法与拉康、福柯和皮亚杰一样，他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心理建构，它（可能）使人区别于其他有机体，语言是基本的思维工具，因此大概是理性所必须具备的（不过也可能出错）。在德里达看来，一旦我们怀疑语言，“怀疑它能否准确表述现实，一旦我们意识到所有的个人都是民族中心主义、前后矛盾、某种程度上不合逻辑、过于简单化……那么我们就会对人有新的认识”。意识不再是其表象，理性、意义，甚至意图都不是。德里达质疑，一个人所表达的单一话语即使对他本人而言是否只具有单一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对讲话人而言，还是对听者或读者而言，话语的实际意义可能多于或少于其表象。
德里达将这种意义上的差距或“近似”称为“延异”，进而提出了他所说的“解构”（deconstruction），后来解构风行了很多年，直至声名狼藉。正如克里斯托弗· 约翰逊在评论德里达的思想时所说，解构是后现代论点或观点的重要元素，它使一个文本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解读方法。德里达并非完全武断或乖张。他想说的是（固然危险），不仅人们的话语有无意识的成分，而且跟任何人对那些话语的经验相比，话语本身的历史更丰富，所以几乎任何人说的任何内容都比他要表达的意思更为丰富。这也只是常识的延伸。德里达引发争议之处或不合常识之处在于，他认为语言的性质使说话者对他所说的或所写的内容有何意义丧失了权威。相反，他认为““意义存在于语言结构本身：我们用符号思考，而符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在德里达看来，这破坏了我们（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事务不可能取得进步，也绝不存在知识的“积累”，不存在“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比昨天的知识‘更好’、‘更全面’”，原因很简单，旧的词汇已死，不过“那也是一个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意义”。
德里达认为，人类处境的主要方面是它的“未定”性质，我们不断地赋予经验以意义，但从不确定这些意义是否“真实”，无论如何，“真实性”本身是个无用的概念，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真理是多元的。”不存在进步，不存在“我们只要多读书、好好过日子就能掌握的真理：一切都是未定的，而且永远如此”。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准确知道我们要表达什么意思，别人永远不会如我们所愿、或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理解我们。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和德里达想到了一起，经验数据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因此，尽管斯大林统治的国土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他（阿尔都塞就是如此）仍旧忠诚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还认为，过多因素决定了历史：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因素在内的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于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现象，所以不可能弄清具体原因：“换句话说，人们没有办法确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因此，一个人可以自行确定历史上起作用的是什么，由此构建他的意识形态。正如经济决定论不能被证实一样，它也不能被证伪。历史理论是个人自己得出的结论；一定如此，因为它不容许经验主义的、理性的论证。”阿尔都塞说，不管怎样，个人是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以至于他们的意图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通常所有的社会都有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家庭、媒体、学校、教学，它们宣传和接受观点，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真正拥有自我意识。“这些机器作用的结果是，我们借由它们获得了身份。”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阿尔都塞思想的中心是超结构的相对自治，他剔除了马克思很重视的虚假的阶级意识，“换掉了虚假的意识形态意识和个人身份意识，目标是使人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无知，创造接纳变化的环境”。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的目标在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现代综合。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在世时的社会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工人阶级早就“融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一种革命力量”。
哈贝马斯说，将人类社会生活当作一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来研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现代思想文化有高估科学地位的倾向，认为科学是“就自然世界和社会领域而言，我们能掌握的唯一有效的知识种类”。第二，科学“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以为人类是能干的、理智的行动者，非常了解其行动的原因”。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与自然科学家无异，他说，不可能有关乎人的“铁律”，否则，就没有人这种东西了。他说，相反，人类会反思、自省，他们做什么都有目的、有原因。自然科学再怎么也解释不了这一点。他另一个观点更具原创性，他认为，知识是有助于解放的：“人类越了解自身行为的根源和行为所处的社会制度，就越有可能逃离之前支配他们的樊篱。”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说，精神分析领域有个著名的例子。分析者的任务是阐释患者的感受，如果成功，患者就能更大程度地用理性控制其行为——意义和意图变化，这是自然科学无法阐释的情况。他希望有一个解放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更加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哈贝马斯说，事实上，不存在各种知识都适用的单一模式。相反，知识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分论点，概括如下，引自吉登斯：
| 人类社会的面向 | 知识构成的旨趣 | 研究类型 |
|---|---|---|
| 劳动 | 预测和控制 | 经验分析科学 |
| 互动 | 理解意义 | 历史阐释学科 |
| 统治（权力） | 解放 | 批评理论 |
最上面一行是“硬科学”，中间那行是心理分析活动和哲学活动，最下面那行是包括本章所有思想家在内的批评理论。福柯、德里达等人都赞同，对知识和权力之关联的理解是最有利于解放的思想层面。
法国思想家（以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后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作者似乎不愿放弃马克思的观点，有些作者似乎热衷于修正他的观点，但是没人愿意全然弃置他的观点于不顾。与经济决定论或基于阶级的动机相比，他的“虚假意识”观点更多地被沿用，这个观点是指，知识和理性向来由社会的权力关系所打造和调和——知识、阐释和理解总是为目的服务的。康德说，不存在纯粹的理性；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告诉我们，不存在纯粹的知识，理解这一点就意味着解放。不过并不能说这些思想家反科学（尤其是皮亚杰、福柯和哈贝马斯，他们知识渊博，不至于如此肤浅），但他们的确感到，科学绝不是唯一值得掌握的知识类型，用它来解释我们知道的许多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作者并没有完全忽视进化，但他们不太了解自己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快速发展的遗传学研究和行为学研究。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的观点是，现代文化比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还要丰富，现代男女被各种象征和符号包围，这些象征和符号传达的有关现代世界的信息不亚于传统的文字形式。在《神话学》（1957年出版，但是到1972年才译成英语）中，巴特主要探讨了当代社会的具体领域，他选择的主题与他短文的内容一样引人关注。本质上，他指出了当代文化的某些领域，并称我们不应该既不考察又不反思，就让这些现象从我们身边掠过。例如，他分别写过文章谈人造黄油、牛排和薯条、肥皂粉和清洁剂，追寻这些现象的“细微意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实际上预言过，伴随着通货膨胀，即将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零增长，而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滞胀”，到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批坚定的“供给派”经济学家，他们拒绝凯恩斯主义，相信如果大幅降低税收，就会有更多的钱“供给”经济领域，经济将会快速增长，也就不用担心支出了。与此同时，1979年，英国的玛格丽特· 撒切尔上台，一年后，美国的罗纳德· 里根当选总统，随后这些经济观点得到了贯彻。在美国，里根年代的一大特点是庞大的预算赤字，直到90年代美国还在填补这些赤字，其二是华尔街的行情惊人反弹，1987至1992年间一度疲软，但随即恢复了迅猛的增势。在英国，股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私有化政策创新，让公共事业大多回到了私人手中。就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言，私有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些别扭、过时的企业被改造成高效率的现代化公司，至少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承担的成本确实下降了。私有化观点很快被广泛传播到西欧、东欧、亚洲和非洲等地。
传统观点认为，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增长减缓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出在技术层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是经济学家中准确揭示这一成因的第一人（他于1987年获诺贝尔奖）。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增长来自技术革新——今天经济学上称之为“索洛剩余”。很多技术突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随后的和平稳定时期，这些革新结出了累累硕果。然而，所有这些高科技产品，无论是喷气式飞机、电视机、洗衣机、慢转唱片、便携式收音机、汽车，一旦达到饱和，一旦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就无法再进行名副其实的革新了。1970年左右，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实放慢了。保罗· 克鲁格曼在其经济史研究中以波音747飞机为例强调了这一点。直到2000年，很多航空公司的骨干机型仍然是这种1969年就开始交付使用的机型。经济增长减缓的第二个原因出在社会学层面。20世纪60年代，婴儿潮一代步入成年；在此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很多设想受到了批评，一些时事评论员发现整体教育水平下降了。克鲁格曼写道：“下层阶级的扩大明显拖了美国经济的后腿。……有个貌似正确的观点认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没有经济动力、教育水平下降、下层阶级的崛起等社会问题在生产力减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三个原因出在政治层面。这是弗里德曼的论点，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只有降低税收和抑制调控才能释放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力量。
索洛等人的观点流行于20世纪50和60年代，被纳入旧增长理论。本质上，它说的是，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但没人能预测何时会有创新，创新带来的收益将是暂时的，经济将一度繁荣，然后慢慢趋于平稳。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 进一步完善了这种观点，他揭示说，创新还能再产生大约30%的深层收益——因为工人的工作也是一种学习，他们的技术越来熟练，工作速度越来越快，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这意味着经济繁荣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即使如此，收益递减的规律仍然适用，经济增长将渐渐趋于平稳。
新增长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芝加哥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率先提出，并由索洛加以完善。它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政府的大量投资和私人的积极性可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别的不说，它能使劳动力接受教育、积极性更高，能使他们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很出色，原因有二。首先，卢卡斯来自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却提出了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开支的观点。其次，它标志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大联合：它最终认可了大卫· 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里提出的论点，即“他人导向”的人喜爱创新。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后来拥有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双重教职，撰写了相当多的论文和著作，努力使经济学脱离他所谓的弗里德曼夫妇和货币主义者的狭隘兴趣。他提出了“福利经济学”，它本质上越过市场运行，审视贫困机制和“需求”的概念。
森的首要成就是，他发现的众多技术手段使政府能够计算出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多少穷人，以及不同领域的确切需求水准如何。在这里，经济学和社会学又走到了一起。宽泛地说，还有两种思想促成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一是他实现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森从他观察到的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出发：很多人并不穷，却关注贫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消灭贫困可以提高效率，而是他们觉得贫困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个人行为往往合乎伦理道德，自身利益并非头等大事。他指出，这不仅违背了弗里德曼夫妇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违背了一些进化论思想家的观点，如E. O.威尔逊和理查德· 道金斯。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中，森引用了著名的“囚徒困境”游戏，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也用过。森指出，在进化情境中，合作可能是更可取的，然而从理论上来说，在工业或商业背景中，自私策略是个人更可能采取的策略。但在实践中，人们总是采取各种合作策略，因为人们的观念中不仅有自己，也有别人；他们有集体观念，并想维持这种集体观念。换句话说，人们普遍具有不完全自私的生活伦理观。他认为，这些发现对社会经济组织、税收结构、针对穷人的经济援助和对社会需求的认可等都有间接的意义。
森真正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著作是《贫穷和饥荒》，这是他于1981年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就业项目撰写的报告，在报告中考察了四次大的饥荒：分别是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约150万人饿死；1972至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10万多人死亡）；1973年萨赫勒干旱和饥荒（10万人死亡）；1974年孟加拉国洪水和饥荒（约2.6万至10万人死亡）。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每次饥荒中，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食物供应量并没有明显下降；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在很多受灾区，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实际上上升了（例如，在埃塞俄比亚，14个省中有6个省的大麦、玉米和高粱的产量超过正常水平）。相反，森发现，饥荒中常见情况是，洪水或干旱之类的自然灾害：（1）使人们认为食物会短缺；（2）同时影响某些人口（农民、劳工和农业工人）的挣钱能力。拥有食物的人囤积居奇，物价上涨的同时，大部分人收入锐减。洪水意味着土地上没有活儿可干，干旱迫使穷人离开居所，因为他们不能通过耕种挣钱，支付租金。但是，正如森所说，主要因素是“权利”的丧失：他们能用来换取食物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市场体制的失败，因为市场体制的运行正是基于人们对当前情况和即将发生的情况的判断。但是，客观地说，从总的食物供应量来说，市场是错误的。森的分析令人吃惊，部分原因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它违背常理、违背常识，还因为这表明市场会使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