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彼得·德鲁克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译者: 余向华
出版年: 2006-3
页数: 194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德鲁克管理经典丛书
ISBN: 9787111186601
成功的社会生活可以建立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理念之上，而无论这种社会的物质现实和社会问题是否与其已经适应的社会相同。
一个社会，可能立基于专门用于组织特定物质现实的观念和信仰之上。或者，它也可能依托于其环境大不相同的基础。不过，它必须总是能够将客观现实组织为处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它必须掌控这一物质世界，使其对个人而言具有意义且可以理解；并且，它还必须建立起合法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
以信仰、目的、欲望和价值观等观念领域为一极，以事实、制度和机构的实践领域为另一级，二者同时构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本质所在。两级之间偏袒存毁一方，就不是政治学了。如果只有观念这一级，则政治学就会等同于哲学或伦理学；而只有实践这一级，则政治学无异于人类学或新闻学。
仅当社会的意志、目标、观念和理想从个人的意志、目标、观念和理想角度看有意义时才存在所谓社会。
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该社会就难以作为社会正常发挥功能，整合维系社会的力量只能依赖于野蛮残暴的武力——暴政、奴役、内战。
公司的政治目的，是基于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这一原初性权力的基础之上创立合法的社会政府。而公司正是形式最为纯粹的契约社会。
契约论的目的在于，解释政府和社会是区别并独立于个体成员的存在，并证明这种存在的正当性。通过将每个成员的个人财产权交托给公司管理，公司的社会契约实际上已创造出了一个社会实体。
权力归于合法性政府——就公司而言则归于正式组建起来的管理层。管理层之所以拥有合法性权力，乃是因为它来源于个人财产权。因为只要是基于个人财产权的，其权力就都具有合法性。
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一社会才能功能运转正常。如果工业体系的成员不能被赋予他们今天仍然缺乏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崩溃瓦解。群众并不会奋起反抗，他们将陷入消极冷漠、怠惰无为，他们对于自由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逃避，因为如果缺乏了社会性意义，这种责任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种威胁和重负而已。
希特勒主义，不仅仅是创立功能性工业社会的一种尝试——一种几近成功的尝试，而且它还是一种寻找新的社会理想来建基社会的尝试。并且它正是始于对自由本身的放弃，这种自由曾被作为重商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辩护其社会理想、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正当理由。
在纳粹组织中，个人被赋予的身份和功能独立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独立于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功能。至少从理论上说，而且从实践上也大致如此，一个人在纳粹组织中的等级地位与其财富、收入或者原有社会中的地位均毫不相关。惟一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领导素质和对元首的忠诚。
纳粹经济机器之所以强大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财产权已不再是工业体系内部权力的基础这一事实的理解察知。纳粹从来不理睬那些持股股东们——现代工业制度法律上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们只是绕开持股股东，让其获得红利，再设法掏出来缴税或“自愿”投资于政府债券。虽然持股股东还保留有部分名义上的法律权力，但政治当局会寻求让他们不去行使这些权力。“清算”持股股东，容易引起政治骚乱，而使其瘫痪无效也容易如此。此外，在纳粹看来，财产的国有化很可能只会一无所获；因为工业体系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并不是依托于财产，而在于实际控制。
除了战争与征服，希特勒主义再也找不出任何别的什么来充当工业社会的基础，这一点最终将拯救那些痛恨和排斥纳粹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人。
纳粹分子除了战争和征服之外，再也为其社会找不到任何别的什么赖以生存的基础了，因此他们的社会也就还算不得是一个功能社会。
自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组织原则。它并非是一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自由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原则。只有当一个社会以自由为原则来组织基本信仰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自由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基本范畴构建在负责任的个人决定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拥有的就是一个自由社会。
只有社会基本范畴才可能有自由或不自由之分，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既存在选择，又存在责任。
只有看到人本质内在的不完美且无法臻于完美负责，自由社会才有存在的可能。
每一个人为的绝对物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它否定选择而赞成主张人类行为“必然性”的决定论。它废弃责任而崇尚专制，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任何行动只要与掌握绝对真理的极权统治者的命令或要求相一致，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自由要成为可能，只有假定真正的绝对物必然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责任。
政府的基本决定——即政治的实质，不可能受对号入座的规则所支配，否则就无决定之说了。不过，同样正确的是，决定的形式、自由政府行使权力的技巧和方式方法，必须是可预测和公开的，且受制于某种非人力因素——换句话说，权力的行使要受制于客观的程序规则。
最佳政府不是计划出来的，它不能由法律制度的手段来担保。因为最佳政府是无数无形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的道德特性和某些政治家的个人才智。相对于民主政体，君主政体或寡头政治在本质上无所谓更好，也无所谓更坏。而要假设说这些政体中存在某一种可能比其他政体更好，这甚至都不太可能成立。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理性是绝对的。
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通向政治效率只有一条路，即极权主义。
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是多么虔诚地反对革命极权主义，他们都只能增添革命极权主义的力量。
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必须达到哪些条件。
首先，它必须给予工业体系里的个体成员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它必须能够将所有个体整合融入一个社会目的。它必须赋予个人的目的、行为、欲望和理想以社会性意义，同时也必须赋予组织、制度和群体目标以个人性意义。
其次，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必须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它只能将其权威的来源置于某些道德原则之上，这些道德原则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用来践行这种统治的制度，则必须是谋定而后动、特为实现社会的基本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最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治政府和社会治理必须是分离的，二者必须彼此独立于对方。互不隶属，每一方都必须受到限制，同时每一方都必须限制、制衡和控制另一方。二者最终都服务于同一社会目的。政治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正式的司法原则，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正式框架。社会治理的基础必须是对实质性社会目的的实际承诺，因为正是通过社会治理社会实体找到了其制度性组织。
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核心事实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还未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与工厂有关的权力，无论是在工厂内部还是工厂之上，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工业世界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差不多已经将这一权力从以前的掌握者即公司管理层的手中成功夺取了过去。
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继续把持着社会权力，那么自由就无法得到维护，人们所能畅想的最大希望就是指望一种“开明的”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如果恢复旧的公司管理层的社会治理，社会就不能够发挥功能——假定这种恢复是根本可行的话。因此，要使一个社会既保持自由，又具备功能性，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工厂发展成为民主自治性的社区。工业社会，只有在工长赋予了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功能成功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基于其成员的责任和决策之上时，工业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