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桦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15-12
页数: 408
定价: 5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56359
- 第一篇早年的故事（1927——1948；矣则，昆明）
- 第二篇激情的青春十年（1948——1959；南盘江北岸地区，玉溪）
- 第三篇生活的断层（1959——1979；元江，新平）
- 第四篇华彩人生篇章（1979——1996；玉溪卷烟厂·上）
- 第五篇行在人生巅峰期（1988——1998；玉溪卷烟厂·下）
- 第六篇果夺锦标（1999至今；狱中，玉溪，新平）
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活着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泸西午街铺，那是个小镇，那天刚吃完午饭，队伍刚刚换完班，我所在的连队正好被换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我和连部的通讯员坐在一起，我记得他的脸上长了好多麻子，很好玩的一个人。记不得我们当时正在说什么，突然一颗炮弹就飞过来，刚好插在我俩中间。我事后才知道那颗炮弹是缓爆炸，引线长一些。他突然一脚把炮弹蹬（踢）了出去，就是几秒钟的事，炮弹一下就爆炸了，喷了我一身的碎石碎草和土，乱七八糟的。我大叫：“你搞什么？！”那个通讯员说：“你还叫，我把炮弹蹬下去了，不然我两个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个通讯员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是起义过来的，对打仗比较熟悉。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距离我很近，随时都有可能死，也随时都有可能活，真的是生死一线间。
所以我从那时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没有任何意义。
我和我的堂兄弟们当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尽管我想象不出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为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所以眼前的苦并不算得什么。跟着共产党干，风险是有的。不过不管了，我们都相信解放后就好了，一切都会好了。
许多随部队南下的干部对云南当地情况不了解，也缺乏和当地老百姓的沟通，机械执行上面的征粮任务。有的干部征不到粮或征不够粮，认为老百姓有意对抗新政府，结果就把部队的强硬作风摆出来，将不交粮的农户吊起来进行惩罚，一些干部甚至还动手打人。这下对立情绪更严重，征粮越发进入困境。
但褚时健征粮却一直出奇的顺利。一个村的征粮任务，规定两个月完成，褚时健10天就完成了。“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感情我都有，能够为他们着想，万事就都谈得拢了。”
“让农民认账。”这是褚时健征粮的基本原则。征粮的政策是田多多征，田少少征。他的方法是，白天叫上农民代表一起到田里去看看，量量，晚上回到村里和农民们一起开会商量要交的数量。“我知道农民的心思，谁都想少交一些。”结果可以预料，报上来的亩产数量都少得离谱。褚时健也不着急，坐下来和农户一起抽上水烟，慢慢说话：“老倌，你这个数就不合了。我也是农村人，你说你这一亩地只有300斤粮食收，哪个都不信。这一亩田，大小八九百斤粮食是有的，我让你全部都交，就是我不合适了。留你全家的口粮，你拨拨算盘，一亩交个700斤总合适吧？”
农户说不出话来，知道这个小褚干部了解情况，说得也合情合理，自己家毕竟也留了粮食，所以一般也就同意了。“好了好了，你样样都搞清楚了，骗不到你，交了交了。”
也有固执的，坚持按自己说的数来交，褚时健应对得不慌不忙：“这个粮国家肯定要收的，这是国家大事。今天我来和你评500斤、600斤一亩，你们一家都有足够的粮食吃；明天另外的干部来，评你个900斤；再碰到粗暴点的，把你吊起来问你要粮，到时你干不干？”“十几万大军等着要吃饭，我们云南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多的土地，负担这点不算多。人家打仗我们给点粮，总要为国家做点事情对不对？你回去想想，想一晚上，明天来告诉我你交多少粮。”
第二天，农户都来报数：“褚组长，就按你说的嘛。你说多少是多少。”
有理有节，有软有硬，农户们从没接触过这么年轻、这么会说话的干部。如此一家一家做工作，褚时健说自己半个月就完成了粮食入库，而同时开始征粮的一些干部却连征粮的数量都还没定下来。
“跟农民商量事情，或者跟其他什么人商量，把双方利益摆平，话就好说了。你的征粮任务重要，他的肚子也重要。做事做实事，说话说实话，大家都信任你。哪个服你的强迫？一杆枪顶上去逼人家听话，白天听你的话，晚上他就暴动了。事情做公平了，利益平衡了，他心里舒服，你喊他暴动他也不暴动。”
褚时健一直说自己受中庸思想影响大，什么事情都不想一条路走到绝。“留点余地，心慈一些，善一些，对大家都好。”
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滇越铁路跨江大桥大花桥警卫班及沿路几个警卫班的铁路警察也都叛乱了。甫一回到，褚时候即被下枪，五花大绑起来。叛变了的班长问褚时候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到华宁西山参加造反，褚时候只回答：“不去。”
当晚，褚时候即被带着前往西山。一行人仓皇赶路，准备过了南盘江后翻山到西山与叛匪大部队会合。经过南盘江上的糯租大桥时，叛变人员发现后面有解放军的护路部队追了过来，警卫班班长认为带着褚时候麻烦，于是令人将褚时候手脚打断，从几十米高的大桥上扔下南盘江……
褚王氏得到消息，几乎发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沿着江流，一路喊一路找，几天时间，几乎走到了开远地界，但儿子的尸体始终未见。
“妈，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住？”褚时健问母亲，母亲憔悴不堪，回答大儿子：“你兄弟死了，我去干什么？！”褚时健不再问，他能体会母亲的心痛。
仅仅几个月后，只有47岁、内心折磨的褚王氏因为腿上的毒疮，不治而逝……
那大概是褚时健自出生以来最黑暗的几天，对于一个不到23岁、没有成家、早年丧父的小伙子来说，母亲意味着世间所有的温暖、希望和归宿，于褚时健而言，还有一份怜惜——对苦难生活中一直坚韧支撑家庭的母亲的怜惜。而今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他自己的情感世界似乎也塌了一半。本来就不擅长表达感情的褚时健越发不敢直视内心，他本能地让自己变得粗心一些，他尽量不去想母亲，不去想自己的几个弟弟，不去想堂哥褚时仁。生命之痛、之烦恼在年轻的他那里已经慢慢累积成茧，做事，工作，不断地工作，成了他往后的生命里最大的精神寄托。
又是几月过后，褚时杰牺牲在进藏途中的消息也传来。褚家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又贡献了一个年轻的生命。那时，褚时健正埋头于华宁风起云涌的征粮工作中，他是华宁县有工作能力、有思想、懂政策的干部，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弟弟褚时佐、妹妹褚时英在母亲死后便跟在大哥褚时健身边，“我走哪里就带他们到哪里”。
完成了征粮工作，褚时健旋即又投入“减租退押”和“土改”的工作中。1952年，因为工作出色，他成为华宁县盘溪区的区长。
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这两场运动里，地主阶级是“阶级敌人”的身份，是镇压对象。正因为此，文化水平、出身各异的干部们在执行中央的“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政策时，出现了堪比战争时期的你死我活的激烈场景。抄家、吊打地主、地主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事情频繁发生。
褚时健的做法不一样。“共产党的干部不能走到这一步。基本人性我们还是要有的。”
褚时健自己去找地主们谈，给他们讲形势，告诉他们现在的政策就是要没收他们的浮财。如果家里真的有，现在不拿以后也要拿出来，熬几年，吃苦的是地主自己。
褚时健也注意在没收地主财产时，不武力不暴力，适当给地主留下生活费。“何必做得那么绝？都解放了，还搞阶级对抗？如果一刀切，那就成了整个阶级都是打倒对象，共产党的政策是争取大多数，这样做不合共产党的政策。”
褚时健有心得，开展任何工作，前提是要大家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所以思想工作很重要。他习惯站在对方立场去分析事情利弊，得失也讲清楚。
论办事能力，褚时健在一众干部中算得上出类拔萃。他最擅长和人谈话,化解对方的思想心结。在人事工作上，一纸公文还得加上干部的协调能力，政策规定才能执行下去。褚时健总是能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就把事情处理了。他和人谈话从不谈大道理，但总能抓住对方的心思，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谈通了。因此，他有了办事能干的名声，也交了不少朋友。
人哪，打击是经常的，你自己心里要有谱气，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我那个时候显得比别人都要扛得住，一是我心里有谱气，第二个，也要感谢我老伴儿当时去陪我。我被打成“右派”算是我们这个家庭第一个大的打击，她那个时候要是离开我，我也说不出什么。很多“右派”的妻子都是这么熬不住苦，没办法就离了。我老伴儿没有离开我，元江那么苦的条件，温度上来动不动就40摄氏度，住的是个破房子，吃的又没保证。她一个城里长大的小姐，抱着娃娃就过来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是体会到了。我现在偶尔还在想，当时她理解我，我却没理解她，有时她抱怨几句、怪怪我，我还接受不了，现在想来，还是太年轻了。
有她们在农场一直陪着我，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条件不管再差，不管别人把我打到多低，我们的家庭还在，互相之间就有安慰，比其他人要好了很多倍。这就是我那时候人生信念的最大保证了。
我老伴儿这个人，有时候好像个性很强。我们有时候也吵吵架。哎呀，但是吵吵后我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嘛！尤其是我划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觉得她的人品非常好，人品过得了关。
1958年我被划成了“右派”，照说是一个大坎坷，但是你看，我收获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要对那段岁月说声感谢？
罗载兴是湖南人，早年在四川跟着基督教会的美国牧师学了不错的医术。新中国成立后牧师们都被认为是特务，被驱逐回了国，罗载兴也到云南玉溪参加了工作。没想到在“镇反”运动中，罗载兴被指是“美国间谍”，革命群众对罗载兴拳打脚踢，逼他说出和境外敌对势力联系的电台放哪里了。罗载兴不堪被打，只好随口说电台在当时四川那座教堂的屋梁上，还编出了“长江”、“黄河”之类的呼叫暗号，因为考证起来困难，他又屡次被毒打。褚时健这时正好随工作队到了罗载兴所在的地方。褚时健明白，罗载兴不是什么特务。“太明显了，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能是什么特务？哪有那么多间谍特务？”褚时健不让群众再打罗载兴，同时悄悄告诉罗载兴，不要再胡认什么电台之类，那会把自己置于更糟糕的境地。“什么长江黄河的，你乱编的是不是？”罗载兴叹着气点点头：“看电影《渡江侦察记》学来的。”
失去消息多年，两人没想到竟在元江这么一个荒僻之地又再见面。这一次，该罗载兴救褚时健了。他仔细看了看褚时健的口和鼻、眼，很肯定地告诉褚时健：“你得的是很严重的疟疾。我今天要是没来，你恐怕要死在这里了。”褚时健点点头，他相信罗载兴的话。
罗载兴从药箱子的最底层拿出了一粒药，给褚时健吃下。他告诉褚时健：“这是德国药，叫奎宁。特效药，好得很。这三颗我存了好多年了。”临走，罗载兴告诉褚时健，自己明天会再来，如果今天这颗奎宁起了效，明天再吃一颗，应该就好了。如果这第一颗没有效果，恐怕褚时健的病就比较麻烦了。
第二天，褚时健发现自己的鼻血不再流了，烧也退了。
20年后，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罗载兴也平反回到玉溪，但却没有合适的工作。褚时健见到罗载兴，听说情况后，不假思索：“我申请调你来烟厂的医务室，合适你。”
一直到退休，罗载兴都在玉溪卷烟厂和褚时健做着同事。
人有时并不太了解自己，须到了特定环境后，潜在的性格才显现出来。褚时健到了元江的农场后才发现，其实自己的性格里有知命的一面。经历了世事变迁，他当然坚强和有力量，但是，他愿意把这些强韧藏在顺命的表面之下。“不然又能怎么办呢？”他说。
同到红光农场的前华宁县委书记每次碰到褚时健总是很绝望，总是一肚子气。褚时健劝他：“老田，你莫生闷气了，有什么用？”褚时健不做没用的事，“我不生闷气，我找事情做”。后来褚时健还邀请老哥们儿田书记到玉溪卷烟厂做党委书记，但对方经历“右派”的低谷生活，心里对再革命、再生产已经毫无激情，退而选择做了地区工会主席这一四平八稳的职务。
在老白眼里，这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右派”和自己没有隔阂，说话实实在在，他不认为他是个该打倒的人。老白以一个农民最朴实的心态来对待这个朋友，有时家里悄悄弄了点吃的，他会包上一些送到农场给褚时健：“来，来！我们两个悄悄把它吃了，你今天在食堂肯定没吃饱。”
在生活的最底层，摈弃身份的交情，最真实最长久。
褚时健1961年离开红光农场，20多年后又重回故地。他专门准备了七八斤烟丝，拎着去找几十年没见的老白。没想到出来的是老白的儿子，他告诉褚时健，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听说是去炸鱼，炸药引线点着了，但老白扔出去慢了，把自己炸死了。”……褚时健把烟丝留给了老白的儿子：“可惜了，你爹是个好人。”
和这些普通的、真诚的老百姓之间的友情，几乎贯穿了褚时健的一生，在他低谷时如此，高峰时也如此。正是这些充满了人间气息的交往，超越中国最主流的社会背景——政治——超越体制，超越人与人的所谓阶级差别，逐渐成就了他最接地气的企业家精神：认真、踏实、人本、心无旁骛。
一年多前，她跟褚时健提出过分手，原因是自己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她心中无限委屈，觉得自己这么落后，会拖了褚时健的后腿。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褚时健：“我们分开吧……”褚时健接到信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她教书的学校，夫妻俩谈了很久。事后马静芬想起，褚时健根本没有和她谈分不分手的事，他只是帮她分析了为什么入党申请被停止的原因，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了很久。谈完，褚时健就回了玉溪。这件事后，马静芬心里知道，自己和褚时健是不会分开的。作为妻子，她虽然觉得褚时健粗心了一些，有时让自己很生气，很怀疑自己是否选择错了人，但她从未想过要离婚。至于“右派”身份，那不是国家划的吗？和她马静芬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做落井下石的事情。”马静芬说。
褚时健有劲无处使，牛羊马根本不是本地的品种，养起来很难。职工们吃了多年大锅饭，早就懒洋洋地不想干活儿，褚时健有时甚至几天见不到人。
他每日只好扛枪巡山，也想想到底该怎样才能把这个畜牧场管好。初来乍到，他想先把情况摸熟悉再说。职工看他都觉得奇怪：这个“右派”哪里来这么大精神头儿，整天问这问那，扛着枪到处走到处看，丝毫不像被打倒过的人。
“我哪里闲得住？那么个地方，不干点事情，要把人憋坏了。国家给了你点事情做，还是要做好。”褚时健的想法和他们不一样。
1963年5月，褚时健一家在堵岭农场仅仅待了11个月后，农场因为只剩下200多人而被政府解散，农场的人搬迁到附近的漠沙农场，两个农场就此算合并了。这时，普朝柱找到褚时健，问：“要跟着去漠沙农场还是另外找个单位待着？”
褚时健说了长久想说的话：“不想在农场待了，够了！去个稳定的地方吧，让姑娘好好读个书。”
褚时健再去县里开会，普朝柱告诉他：“县里商量过了，你去曼蚌糖厂吧。”褚时健点点头：“好。”
他其实并不了解曼蚌糖厂，但他信任普朝柱。况且，“县里已经商量过了”，他没有他选，只有一条路：服从。然后，出发。
……
只是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个转折点，无意中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
厂里的党支部书记和厂长都没怎么在意这个新来的副厂长，反正这个职位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在换人，谁来谁走他们并不关心。对于60年代国营工厂的领导人来说，把工厂按部就班地维持下去，机器能在该开的时候开着，人在上班的时候在岗位上，就算尽到了职责。至于效益什么的，国家没要求，自己也不用在意。所以褚时健刚来的时候干了些什么，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不太过问。一个“右派”分子又能干什么呢？
他把糖厂22个榨糖点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开了个生产会，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为哪样亏损？因为成本核算没搞好。”他掏出小本子，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的燃料要5斤4两，再加上人工费、运输费、机器损耗费，我们不亏哪个亏？
糖厂多年来一直亏损，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来没有哪位厂长给工人们说过这些话，丁连祥等做负责工作的工人听得心服口服，觉得这个“右派”副厂长的确有些不同。但问题也来了：“厂长，话说得倒是容易，我们也想少花钱多办事，但成本咋个降？”褚时健说：“你们莫急，我们慢慢整。”
第一步，敲锅。糖厂传统的榨糖流程是：在靠近甘蔗地的地方搭个窝棚，把简易的压榨机抬上去，把甘蔗榨出汁，再在土灶上支上几口锅熬煮。为了防止红糖煮煳，需要人不停地用棍子在锅里搅拌，等水熬干了，就制出红糖来了。这种榨糖的方法是当地代代相传的土法，据说已经沿用了几千年，从未更改。褚时健注意大多数工棚里熬糖的大铁锅由于长年在野外烟熏火烤，锅底四周被泥巴和锅垢糊了厚厚的一层硬壳，只有最底部的一小圈能够受热。他让工人们把锅垢敲掉，增加锅底的受热面积，从而减少了木柴消耗。
然后是改灶、改燃料。糖厂的燃料一直是两种：褐煤和木柴。对于木柴，糖厂是高能耗。山上的树是不能砍的，柴是当地老百姓做饭的主要燃料，能给糖厂使用的很少，有也是高价格、高成本。糖厂本来就亏损，也不太买得起，所以就大量使用褐煤这种煤化程度非常低的低价煤作为燃料。褚时健在车间盯着锅炉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是哪个开了褐煤这个头的？”他在生产会上给工人们解释，褐煤结构太松，往往没燃烧尽就全掉下来了。“你们昨天有没有看见我捅了好几下炉子？有没有注意那些没烧尽的煤全从炉条里掉了下来？1元钱买来，5毛钱都掉下来浪费了。糖咋个有利润？”
柴和煤都不理想，那烧什么呢？褚时健指指厂房外成堆的甘蔗渣：“你们多看几眼就晓得了，天然的燃料！”工人们面面相觑：蔗渣？其实糖厂的甘蔗在工人看来已经算是充分利用了。甘蔗在榨完糖以后，因为还明显残留有含糖的水分，工厂会用来酿酒。尽管酒的品质非常一般，但总还是可以换一点点收入回来。褚时健还想怎么用呢？他要把甘蔗渣再次利用做燃料。
但是，毕竟还是残存有水分，手一摸就知道轻易燃不起来。褚时健已经考虑过并且悄悄自己试验了几次。他让工人把甘蔗渣堆高，一层压一层，半个月后，甘蔗渣内部的温度就升高了，水分自然就蒸发了，大概只需要蒸发到一半水分的时候，褚时健让工人把甘蔗渣放进炉子，一点火，一下就着了。榨糖厂，多的就是甘蔗渣，燃料以后就不是问题了。
仅仅这两项调整和改造，燃料消耗就大幅降了下来，成本降下来很多。褚时健刚到糖厂大半年，利润已经开始快速提升了。褚时健接着又在厂里搞了一次改造，那就是把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增加到了6个。原因是褚时健觉得甘蔗的糖分远远没有榨干净就被拿去酿酒或当燃料了，太可惜。他对工人说：“眼睛一看就知道没榨干净嘛，你看还是湿的，小孩子拿过去还能当糖嚼一嚼。”一根甘蔗伸进滚筒，“哗啦”一下就出来了，太快太粗，很多糖还没榨出来。褚时健让技术人员加上3个滚筒，分两组榨，3个滚筒一组。出糖率一下就从9%上升到10%了。再加！他又让技术人员加了一组滚筒，一共9个，这下出糖率接近理想了：超过了10%。如今时光流转，现代化榨糖设备的出糖率已经高出很多，但在当年，要提高两三个点的出糖率，简直难乎其难。
褚时健在糖厂一年后，1963——1964那一个财年，糖厂传出爆炸性好消息：当年纯利润是8万元。这个数字是褚时健的记忆，而丁连祥牢牢记住的是11.7万元。“我们厂从来都是亏损，褚厂长一来我们就开始挣钱，而且是11.7万元，我记得很清楚！太多了！”
对于技术改造所付出的成本，褚时健觉得非常值得。“不放成本进去，技术一直落后，生产提高不了。其实生产提高了，投进去的钱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他认为自己的技术改造从来就不怎么花钱：“我们每年从利润里拿出3万块钱来做技术改造，第二年的收获就很不简单了。”
褚时健本来就是爱动手的人，进了糖厂后，他连烧氧焊、烧电焊等技术也都学会了。
“没有技术搞不成伙食。”糖厂的人都记得褚时健这句话。所以他特别看重厂里的技术人员。他看中了邻县糖厂的一个技术员，想把他调过来。他让丁连祥去做工作，他给了丁连祥一包木耳，让丁连祥去那边后送给对方。丁连祥看看报纸里包的木耳，有点为难：“厂长，我们是去挖墙脚，少了点不？”褚时健挥挥手：“可以了！礼轻情意重，去吧。”丁连祥知道那木耳是褚时健自己从家里拿出来的。
后来技术员成功调到了曼蚌糖厂，褚时健还想办法把技术员的妻子也调到了新平工作，从此身边有了一个得力的技术人员。
出糖率在褚时健看来也是大事一桩。同样一根甘蔗，不同的工厂榨出的糖有多寡，这一点他觉得不服气。不服气就干！先是把3个滚筒加成了6个、9个，出糖率大大提高了，但从第三组滚筒下来的甘蔗渣，褚时健拿过来自己嚼嚼，“不对嘛！还有甜味。”再加一组！结果怎么也榨不出来了。怎么办？看来单用机械的压力已经榨不出糖了。回到家，他反复琢磨该怎么把甘蔗里的糖分榨出来，他想起参观外地白糖厂时看到工人们会往甘蔗渣里喷温水，“像洗衣服一样，把糖洗出来再榨”。他决定也用这个办法试试，他让技术人员将铁滚筒设置为四组12个，然后甘蔗经过头两组滚筒榨取后，喷温水进去，再经过第三、第四组铁滚筒榨取。没想到果真出了效果，出糖率提高到了12%！这简直是技术大突破，褚时健高兴坏了，这就是利润啊！
可没高兴多久，褚时健就发现了新问题。加了水的糖汁煮干蒸发需要的燃料消耗也相应增大，好不容易榨出来的那点利润，却被燃料消耗吃掉一半。
褚时健不做这样亏本的买卖，但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次，他去峨山县化念镇的一家白糖厂开会，才茅塞顿开。褚时健发现，这家糖厂煮糖的设备他从来没见过，是4个上面带玻璃窗的大密封铁罐。他透过玻璃窗往罐里看，里面是沸腾的糖液在不停地跳动着。他好奇地问人家，你们煮着的糖液为什么会跳？对方说这是真空密封蒸发罐，加热到68摄氏度就沸腾了。从锅炉来的蒸汽先进第一个罐子，第一个罐子抽真空出来的那部分蒸汽，煮第二个罐子，从第二个罐子再抽出来煮第三个罐子，这样一锅炉蒸汽就可以煮4回，放出来的水还有50多摄氏度，然后可以循环利用再烧成蒸汽，继续煮糖，比原先的冷水省燃料多了。
褚时健听到这儿，眼睛一下就亮了，这个买卖能做！燃料能节约不少，换蒸汽炉！
他也不想去购进这套设备，既然是生产白糖用的，技术指标高，价钱肯定不便宜，红糖厂要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出来还有点费力。在白糖厂晃了一圈，褚时健发现这家糖厂后面的山坡上堆着好几个拆下来的破铁罐，心里一动：这些人家扔掉的废旧设备，说不定修一修还可以用呢。想到这儿，他对化念糖厂的厂长说：“你们扔掉的那些个罐子，当废铁卖给我们算了，省得你们占地方。”厂长是个广东人，刚才已经和褚时健聊半天了，他说：“能看上这些也是你有眼光。我们用不着，但对你们其实真有用。你如果要就找人拉去，送给你们，废铁价都不收了。”褚时健一听，高兴坏了，如获至宝地把这些淘汰掉的蒸发罐运回了厂里，叫上丁连祥等稍有点文化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把蒸汽煮糖罐装上，修修补补，一试，居然能用。
第一锅蒸汽煮的红糖出来后，褚时健和工人们在车间都乐开了花。红糖不仅结晶体大，而且颜色黄澄澄的，“太漂亮了！比一级品还要棒！”即便是在回忆中，褚时健都说得非常激动，仿佛当年的上好红糖就在眼前。他对于产品品质的洁癖，对于一件“好东西”的渴求，从糖厂期间就开始了。
一系列改造后，糖厂有钱发足月工资了，第二年褚时健便宣布，不准许工人们再在非榨季去打工，大家沉下心来搞技术，学习技术。从丁连祥这些工人的角度来看，大家不出去打零工，整天在一起干活儿，工厂更像工厂了。
燃料成本下降了，出糖率提高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摆在褚时健面前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原料。
褚时健通过了解发现，很多甘蔗田里的甘蔗长得不好，是因为脚叶太密，通风、光照不足，于是他建议农民做疏叶工作，打掉一些脚叶，不仅通风，阳光也能照进来，使得甘蔗的含糖量提高。农民们忙不过来，发动工人帮忙，目的就是要甘蔗长得好。
他还从厂里抽调了一个工人，专门为蔗农们修理农药喷雾器，一家一家上门检查喷雾器，一家一家说好话，让蔗农们及时喷药除虫。甘蔗打了农药后，不生虫了，产量提高了。
除了甘蔗的质量，产量多少也非常重要。褚时健注意到其实有很多甘蔗地的产量不差，但因为车开不进去，甘蔗大量被浪费在地里，因为是国家要求种的，农民也就只能浪费了。褚时健觉得这种指令性计划的生产实在太浪费资源，索性从厂里申请一些费用，帮助农民把路修出来。那时都是简易泥路，拖拉机、小货车能开进去就解决问题了。
一些荒地也被利用起来。褚时健和有大量荒地的生产队商量，工厂负责把荒地连接公路的路给修出来，生产队负责组织农民种甘蔗，生产队自然没意见。褚时健早上一跟队里谈好，马上就找人动手，两三天就把那条路修出来了。生产队见他说话算话，也很守信用，马上就开荒种甘蔗。于是，糖厂每年又多收了几百吨甘蔗。
傣族人酷爱喝酒，而当时酒类属于凭票购买的紧俏物资，市场上买不到。褚时健便想到，用当时糖厂生产的甘蔗烤酒跟傣族村民交换甘蔗。
用甘蔗渣烤酒是糖厂的另一主要产品，褚时健小时候在家乡就烤过酒，后来在元江的农场也烤过酒，干这个在行。他一到糖厂，就去糖厂的酒窖查看。糖厂用的是传统方法烤酒，长2米、宽1.5米的酒窖一次大概能出50斤酒。褚时健一听，知道这出酒量太低了。他把自己多年摸索出的烤酒经验传授给工人。首先是改良酵母菌。酵母菌买回来后，放到温糖水里培养，过段时间，酵母菌不断地长大，然后再泼到甘蔗渣上发酵。其次是让工人在酒窖盖子上盖上厚厚的一层泥巴，不让空气进去，这样就能把酵母菌培养得更充分，一窖甘蔗渣的出酒量便从50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00斤。
酒不用上交，可以留着自己卖，糖厂就把甘蔗烤酒当成奖励，分卖给附近的傣族村民。褚时健向村民们保证说：“如果甘蔗种得多，我们到时候一家就多卖给你们3斤酒。”这太激励好酒的农民们了，当然会多种。
通过以路换甘蔗、以酒换甘蔗这些办法，褚时健得到了糖厂发展必需的原料。他后来回忆曼蚌糖厂，说这些经历让他想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让相关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褚时健认为，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让自己赚钱，适当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利益平衡也成了日后指导他在经营中做出决策的重要思路。
当褚时健的身份从曼蚌糖厂副厂长改变为戛洒糖厂副厂长的时候，作为分管生产的厂领导，三年间他拿出了很好的成绩：第一年糖厂纯利润8万元（又一说是11.7万元），第二年纯利润20万，第三年已经上升到接近40万。新平整个县的财政因为有了糖厂，已然有了新气象。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这一切都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褚时健依然是个“右派”，全社会的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工作，是被忽略的角落。
褚时健却甘之如饴，在他内心里，经济工作才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工作。“吃饭、过日子，不是最重要的吗？”他说。所以他可以全身心投入，不觉劳累。况且，他的性格向来是：不闲着，必须做事，而且做了就要做好。
褚时健最开始认为党委书记只是明哲保身，直到一天他知道书记不干工作的时候，大把闲余时间都用来组织材料告自己，而且已经罗列了几条诸如褚时健霸道、褚时健管理工人不当之类的罪名，要求地委撤下时，褚时健才知道党委书记还有不磊落的不良作风。马静芬形容褚时健只知道整天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敲他一下他才知道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林姓党委书记的做法让褚时健很愤怒。他虽然知道自己迟早要把这些只管闲事不干活儿的人清理出工厂，但他不知道党委书记竟然恶人先告状。
褚时健的反击方式和党委书记不一样，他跑到地委，找到书记胡良恕直截了当：“他干，我走。要我干，他必须走。”
褚时健在扛住了职工们一次次的堵门、吵闹后，拿出了最终调薪方案。这次方案的创新点在于，上级下达的40%的调薪指标不变，但是名额不下放到各个车间，而是全厂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挑选，按生产成绩排列。如此一来，一些重要生产部门的职工排在了前列，而后勤、行政部门则让出了名额。这样，工厂占大多数的一线生产部门员工都接受了。
“以前革委会张主任带着我们修一般都四十八九天，褚厂长我看你还比较懂行，要不我们让你8天，40天修好吧。”车间维修工貌似开玩笑，但实际上很挑衅。
褚时健也不生气：“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4天！是我让步还是你们让步你看着办。我如果让步，对国家不好交代，你要让步，大家都好说。”
维修工们不出声，褚时健强调了一句：“4天必须修好。”“那我们就不敢修了。”维修负责人准备撂挑子。
褚时健已经预料他要来这个，卷了卷袖子：“你不是说以前的主任是亲自指挥吗，这次我也来和你们一起修。”
褚时健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维修安排，他把工序增加到5道，然后从别的车间调人过来，18个人，让5道工序同时进行，24小时不停，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进行。
人员安排好之后，维修工作立即开始。材料组在其他车间准备锅炉使用的弯管，一边加热弯曲，一边打磨管口，还有人负责搬运。锅炉房只需要把管子撑开之后安装好。这样一来，各工序配合紧密，工作进度很快。锅炉要修好总共需要48根管子，第一天就装好了20多根。 连续奋战3天之后，褚时健的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周围的职工都劝他回去休息一下再过来。他到家刚刚躺下，就有人跑过来叫醒他，告诉他锅炉修好了，出蒸汽了。
原计划4天修好的锅炉，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就开始正常运转了。褚时健到现场察看了情况之后，确认锅炉已经修好了。他转头问工人：“小杂种，你们不是说以前主任带都要48天吗？你看这次几天就修好了？！”褚时健很少骂人，每次骂人，“杂种”是必备词。
工人回答得直接：“以前让我们苦战15个昼夜也不给我们喝一碗稀饭。不像现在，晚上还有加餐，那么一大碗肉酱米线。”褚时健笑了，他对所有参与维修工作的工人说：“娃娃们，再给你们点福利，你们全部放假4天，另外这个月再加4天加班工资！”工人一阵欢呼。
做企业，种种难处都有。但是人是这样，当你进入某一种境界，再难的事你都觉得很平常了。我在烟厂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把生产搞好，把利润和产量搞上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少，又想把产量搞上去，就搞两个大班开工，两个大班很辛苦，但我发现还是不出活儿。利益没和个人挂钩我看还是不行。慢慢地，我把计件的方法又加进去，按单箱算工人工资，250条烟一箱，一箱多少工资。这样下来，工人干12个小时他都不辛苦，个个抢着做事。结果我们的收入比好多工厂都高，悬殊还大。工资发得高，政府就叫停了，说我们总量发够了，要暂停。没办法，其实国家也需要我们这个生产量，那我就只好去申请追加指标，追加指标大家就可以多挣钱。在这些前提下慢慢产量上来了，工厂再把节约的制度挂上去，整个就好起来了。当时在中国， 我们算是领先这样做的。事情都是慢慢、慢慢这样做过来的。
国家对我们放权，我们在工厂也奉行了放权的制度。我在烟厂工作到后期，几个副厂长独立就能批出几亿的钱。我从来都相信用人不疑，彼此建立信任很重要。你对人有个基本判断，大方向没有问题，具体事情就不会出格到哪里去。
我选人的标准？我啊，就喜欢踏实、肯钻研、认真的人，不管车间主任也好，技术员也好，给我汇报两三次工作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水平，努力还是不努力。我最不喜欢就是练嘴劲的人。整天嘴巴里只有好话，好事一件不做，有什么用？没几句有用的。要做有用的事，也要说有用的话。挑一个人，就看他做事是好还是坏，一定要看事情，不要看他说得怎么样。
要建立某一种制度，总是要经历各路人的不接受，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就要坚持。一旦制度确立，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制度还是非常重要的。
“要质量，要时间。咯做得到？（能不能做到？）”褚时健问任新民，任新民老老实实回答：“做得到。”果然，仅仅4个月，任新民将3幢宿舍楼利利落落完成。褚时健和验收队去验收时，发现这批房子的质量比厂里原先盖的还要好。褚时健对任新民很是欣赏，决意以后厂里的房子都让他修建。这一合作就是六七年，也开始了褚时健和任新民长达几十年的忘年友情。
褚时健开始着手改善烟厂的生产情况，包括对工人生产规范的要求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尤其是在烟叶的筛选和包装纸张的选择上，他更是亲自出马负责把关挑选。为了避免因为生产环节出现的缺货情况，他要求职工增加抽检的频次和数量，自己也经常在检验环节参与检验。
几个月的时间内，褚时健很少能够按时上下班，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在车间监督生产，困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养养精神继续与一线职工一起工作。当年的工人还记得褚时健清晨5点出现在车间时的情景。“厂长好像脸都还没洗，但人倒是精神得很，进了车间也不怎么说话，到处看看到处摸摸，有时就站在一边看我们干活儿。”褚时健算准这个时候夜班工人和白班工人正交班，他来看看工人的收尾工作和准备工作。
细节是魔鬼。褚时健对工人进厂的着装也开始修正。那时工厂并没有严格要求工人必须着工装，80年代初的小青年，长头发、喇叭裤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工厂工作的上海知青，对这些时髦穿着比较热衷。褚时健是个传统的人，从心里不喜欢这些怪里怪气的打扮，而且喇叭裤明显有违安全生产要求：如果裤腿卷进机器，是会出事故的。于是他让工会主席拿了把剪刀到车间，看见大裤腿就剪，几天下来，没几个人敢穿了。
厂里的卫生必须整顿，褚时健强调车间地面不能有烟丝或散烟，所有纸箱必须分类清楚码放整齐。工人们刚开始很不习惯：“家里也没这样啊！”但规定就是规定，而且责任还到每个车间主任身上，和车间主任的奖励工资挂钩。几个月下来，车间虽然依然厂房破设备旧，但秩序井然。
整顿工厂最主要是整顿工人的观念。
“企业就是要挣钱的。”这是他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想法。大概每个做事的人都会有一个最初的疑问：“为什么做这件事？”除了基本的生存，更高一层的意义在哪里？褚时健在糖厂期间，从基本的“把事情做好”而看到“做好”后的意义：对社会的、对政府的、对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意义让他落实到了一点：企业的本质就是逐利。企业有了利润，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意义。
褚时健向职工们强调了两个竞争概念，一个是市场竞争，一个是内部竞争；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其中内部竞争是玉溪卷烟厂特别缺乏的，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缺乏的，是直接导致职工工作热情低下的因素。
1980年，根据“企业可以适度奖惩”的国家政策，褚时健在工厂实行了奖惩制度。这几乎是一个实验性的制度，按当时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奖惩制度主要是针对工人的工作表现，由车间主任笼统打分决定奖励还是惩罚。因为没有具体的细项作为打分的依据，车间主任往往是凭个人印象对工人进行打分，并不客观，也没有说服力。而且，奖励幅度被限制到“全年奖金不得高于三个月工资”，对职工并没有吸引力。仅仅实行了半年后，褚时健意识到这是一项不彻底的改革。不过他还是从这次尝试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职工对于改变是接受的，当奖惩制度最开始实施的时候，职工们的情绪都很高。
玉溪卷烟厂用的还是25年前的老设备——“新中国”牌卷接机，这种设备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淘汰了。当时比较新型的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烟支卷接机每分钟能卷接出5000支香烟，足足是“新中国”的4倍！而且因为工艺精良，卷接出的烟丝紧致，外形和吸味都很好。仅仅从外观上看，这台进口设备卷接出来的香烟比红梅和红塔山要高出几个档次。
褚时健听完技术员们的话，狠吸了一口烟后把烟头使劲灭在烟灰缸里。“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
“MK9–5，要多少钱？”他问卷包车间的副主任乔发科。“261万元。”乔发科回答。大家都不出声了，这是天价。
褚时健决定买，他决定通过贷款来买。
乔发科现场算了一笔账：每分钟卷烟5000支，是以前的4倍；单箱卷烟耗烟丝45公斤，以前是60公斤，省烟丝15公斤，按每公斤5元计，一箱烟节约人民币75元。各项算下来，使用这种机器后，如果每天生产50箱烟，每月将节约8.5万元。加上一个过滤嘴后，红塔山的价格会调高3角钱，从5角1分钱涨到8角1分钱，一条烟的卖价能增加3元钱……乔发科最后给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启用这套机器，加上节约的人工成本，只要短短三四个月，就能还清贷款。
职工们在两位英国专家的指导下对MK9–5型卷接机进行安装和调试，并很快将开始投入使用。但是，这套新设备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安装好不久后，就频繁发生故障，经常突然就停机。
经过几天的仔细排查，两位专家找出了问题所在：这套机器有一个电子质量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对原料的排查非常仔细，如果原料达不到机器设置的质量指数，机器便会自动停下来。也就是说，机器会突然停，是因为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不过关。
英国专家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放弃机器的电子质量监控，由人工来代替机器进行烟叶质量检查，给一些过不了机器一关的烟叶放行；或者将MK9–5型卷接机自动检测的标准调低一些。不过，这些选择显然会影响出来的烟的品相和质量。
第二个选择就是要褚时健再往前走一步：提高原料品质。不仅烟丝，包括盘纸、滤棒，最好都采用进口的。
褚时健当然不会进口烟丝，他告诉英国专家：“我要是烟丝都进口，云南的烟叶咋个整？”但是他告诉对方，他的确要进口滤棒和盘纸。
“我选第二种解决方案。”他说，“必须保留电子质量监控，这是我们买这台机器的意义。”
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拿出出厂价，广东商人则用低于国家调拨价的价格把各种高级辅料串换给玉溪卷烟厂。两边相得益彰，皆大欢喜。
褚时健很享受这种做生意的过程，大家都把利益拿捏得刚好，对方足够受益，自己也得利。
有了这些串换，褚时健就已经赢了。在MK9–5卷接机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已经赚回了包括机器买进、原料采购等项的全部投资4875.7万元。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玉溪纪委因为褚时健串换辅料，视之为“投机倒把”，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沉默了几天，没做任何申辩。“想想我们赚的钱，这个罪名我扛了。”
1981年11月，几乎是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姿态和勇气，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第二车间开始了他的改革。
他从农村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得到经验，提出了“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分配改革，这项名字复杂的改革方案其实内容简单：工人按完成的工作量领取工资，细化到每一箱烟对应多少工资，且对应到生产车间，然后再分解到机台，最后分解到个人。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一句话：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
中午会议休息时间，褚时健把同去的总工程师李振国拉出会场，走进附近一家小饭馆，说：“老李我两个马上算个账，我有个想法。”没笔没纸，褚时健和李振国一人一根筷子，蘸了碗里的米汤就开始在桌上算账：如果追加贷款，玉溪卷烟厂如何还贷……两人把数字写得一桌都是，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褚时健和李振国回到会议现场，告诉主持会议的领导：我们追加额度，共申请2300万美元的贷款。
这简直是一个逆天的申请，甚至当时省委的领导都大吃一惊。计委的领导更是有点担心风险太大，迟迟不敢批准他的申请。
褚时健决心已定，他和李振国算过，一台进口设备，日产量高，有效作业能到80%以上。而且最关键的是，进口设备的梗丝膨胀率高，能降低烟叶消耗，仅一年就能节省出价值380万元的原料。这么一个账面，褚时健当然要买。他问李振国：“老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非买不可？”李振国说：“从设备上说当然要买，我现在担心买来以后原料的问题。”褚时健：“车到山前必有路，原料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们先把机器买了。”
不甘心的褚时健开始从其他的渠道想办法。当时云南省副省长朱奎一直很支持云南省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也有在云南大型国有企业担任一把手的工作经历，因此更加理解国有企业领导寻求发展的愿望。
虽然当时朱奎也对褚时健的做法持保留意见，他也觉得褚时健有点太冒进了，但是褚时健认为和他的沟通应该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因此，他开始多次寻找机会与朱奎见面。
一次，褚时健得知朱奎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于是决定在朱奎参会途中“拦车堵截”。褚时健选择朱奎的必经之路，提前蹲点守候，当朱奎的汽车路过时，他直接拦住汽车，与朱奎对话。褚时健从设备引进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对云南省利税的贡献角度诚恳说了自己的理由。最后，朱奎同意支持他的申请。现在，距离最终的批准只有一步之遥了。
后来，朱奎召开计委的相关人员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褚时健这批外汇贷款申请事宜。计委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么大额度的贷款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是计委，甚至云南省的重要领导都要承担责任。
在双方僵持之下，朱奎从中间协调，最终达成了一致：如果褚时健能够立下“军令状”的话，那么计委就同意他的申请。褚时健欣然应允，挥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军令状”：“保证三年还清外汇贷款，利税每年递增1亿元。”
专卖局规模不大，说服工作好做。地区烟草公司人员众多，合并起来后就出现了各种声音，基本上是认为烟草公司就这样被烟厂合并了，心里很不平衡。一些领导心里不踏实，觉得自己坐的车可能没以前好了，以前做正科长的担心合并后自己只能在烟厂的人下面做副科长了……无非就是为个人利益担心。褚时健明白他们的想法，做出了姿态：用车方面，好的车尽量给烟草公司以前的领导用，合并的科室，烟厂的选两个做副职，正职由烟草公司的人担当。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奖金和福利发放上，保证在一律公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烟草公司的人。谁都知道生产效率提高了的烟厂现在的奖金，几乎是外单位的五六倍！
合并后第一个月发工资，褚时健开玩笑说，他们数工资“数了半日”，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
人情练达，这是褚时健进入中年后越发明显的性格特征，但他并不圆滑而是非常真诚，所以与众人交往时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老是有人问我：“你做事的原动力在哪里？”特别是在玉溪卷烟厂期间，大家都在吃“大锅饭”，都在混日子、明哲保身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断去和领导商量，总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思，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只有麻烦，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处。像我们搞这个“第一车间”，1986年的时候争取“三合一”的政策，对我个人来说能有什么利益？做来做去都是为国有资产。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性格使然，很少考虑个人得失，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偏偏我就有这个热情。我记得“文革”期间邓小平和江青到大寨去视察，两个人都有一份讲话，邓小平那份讲话资料我放在抽屉里好久，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他真是说到了我心里去。做事就是要苦干、实干，用人就是要用好人、能人。我们是有条件做事心里就高兴。后来国务院发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14条规定，我干得更热闹了。说来说去，我的个人价值在哪里，就是要不断做事才能体现，空话套话我是最不喜欢了，牛皮吹破了事情做不成，有什么用？
玉溪卷烟厂的总工程师李振国在一次会议中曾经说，红塔山的热销，广东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他们首先认识到红塔山的魅力，然后把它热销到了全国。那时广东人都爱穿“的确良”衬衣，因为质地透明，胸口的衣兜里放了什么一清二楚。在1984、1985、1986这些年间，衣兜里透出的是万宝路的花纹，过了1989年，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万宝路就换成了红塔山，而且多年没变。
褚时健却一直在积极推动工厂的串换和外汇申请，他的想法再简单不过：工厂要发展。特别是外汇申请一项，尤其让他觉得颇费周章。1985年，因为产品质量的提升，烟草进出口公司开始让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阿诗玛烟经由香港销往海外，这意味着玉溪卷烟厂自己有了创收外汇的能力。但是，制度所限，这些外汇完全不能进入玉溪卷烟厂自己的账户，而是全部上缴国家。企业如果有需要，可以申请，但未必成功。褚时健因为这一纸规定，每次工厂需要买进口设备时，一厂之长的他在各级部门几乎跑断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最后还是朱奎帮了忙。这位懂工业的副省长和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一样，和褚时健有着观念上的默契和行事做派上的一致。他和普朝柱甚至向云南省管工业的部门打了招呼：只要是老褚的项目，你们可以考虑一笔批示，不必东汇报西请示。
做事情哪，有所为有所不为。投资的多元化项目，我们不懂行，只投资不参加具体管理。烟草配套的生产项目，我们懂，就参与管理，发挥自己的长处，藏起自己的短处，这样你才不吃亏。
2014年，笔者在云南玉溪大营街褚时健的家中和他有这么一小段对话：
“那几年，玉溪卷烟厂为国家上缴了巨额利税，玉溪卷烟厂有那么多的财富，作为个人，您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应该富裕一些，也拥有一些财富？”
“有的。我是想，国家富，我们个人也应该富。”
“有过心理不平衡吗？”
“不是不平衡，其实大家都一样，国企的干部都是这样。不是不平衡，是无奈。”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您动心思要让自己富有，其实很容易，对吗？”
“的确很容易，我们的卷烟差价大，我只要找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专门倒烟卖，就发财了，数目还不低。”
“十几年的话，这个数目会是多少呢？”
“百亿以上。但我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呢？您靠什么约束住自己？”
“我总是想，提心吊胆过日子，不是长久之计。我安安生生好吃好在，比什么都好。”
别人跟着自己干，并没有那么容易。 褚时健的目标很清晰，尽管刚踏入这个行业，但他不是简单把橙子种出来就完事了。他把手下人召集到果园边，蹲在地上就开了会：“兄弟们听好了，我种的橙子，以后不是拿到菜市场卖的。”王学堂当时就笑出了声：“褚老板，我们这是种果树，不拿到菜市场，拿去哪里卖？”他在心里说了一句：“老板你疯了。”褚时健睃了他一眼：“我会让你拿到高档场所去卖，我们要做的是高端产品。”王学堂听愣住了：“老板你真是开玩笑了，种个橙子嘛，能高端到哪里去？你们城里人想法太多了。”褚时健笑了：“小王，莫多话。我两个做好配合，你按我说的做，保证让你种的橙子卖得比肉贵。”王学堂继续嘟囔：“老人家你越来越说笑了，比肉贵？那人家不如去买肉吃。”褚时健拍拍他：“小伙子，莫着急，我们走着看。相信我。”
以一人之人格魅力形成公司的向心力，这大概是褚时健每个时期、经营每个企业的明显特点。因为对他个人的心服口服，属下无不对工作全力以赴。按王学堂的说法，“现在我们30多岁，跟他学，做人做事都学，以后做什么事情，按他的态度去做，至少是不会饿肚子的。”他和几个作业长一样，与褚时健之间的感情是“亦师亦友”。
所谓“亦师亦友”就是互相之间在非工作话题上可以开玩笑，在工作原则问题上可以和褚时健大声争辩。
这些在褚时健这里也完全照单笑纳。他在每一个工作阶段、经营每一个企业的很大特点，就是和手下沟通的畅顺和感情上的融洽。
有人来找褚时健，他会抬头招呼一句：“来嘛，坐下来一起吃。”随和到真的像邻家大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严格，如果说到果园里的工作，他会很不客气。每次到果园，他先到地里去转几圈，然后把作业长和农户叫过来，针对自己刚才看的就提问。如果作业长和农户那几天没怎么巡过果园，答不上来，左顾言他，褚时健会立即打断对方的啰里啰唆：“不要说其他，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
郭海东说，褚时健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本来从来没学过柑橘种植技术，但是，经过看书、不断在果园里仔细观察以及在现场向作业长和农户们不断提问，仅仅两三年后，他掌握的柑橘种植技术已经不亚于一些从事了十几年种植的专业户。“他的知识结构和我们不一样。”郭海东说。
褚时健对销售工作的要求听起来其实简单。从近的方面，他只问：“我们利润多少？”“经销商挣了多少钱？”“这个星期卖掉多少？”从远的方面，他的要求是：以后果园的面积会不断扩大，产量也会越来越高，要提前把销售网络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