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国）桑禀华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译者: 李永毅
出版年: 2016-6
页数: 282
定价: 25.00
装帧: 平装
丛书: 牛津通识读本
ISBN: 9787544761345
苏轼以盈亏不止的月亮和奔流不息的江河为例，说明自然也有恒常的一面，应该更达观地看待变化：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在11世纪关于无常与恒常的沉思触及了中国文学想象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人生如此短暂，我们该如何应对？时间流逝的忧虑让得失荣辱的问题，出仕为官的责任以及对友谊、家庭和种种成就的追求都变得格外紧迫。文学文化起到了帮助人们探讨这些问题和欲望的作用，这种对人生抱负的关注也能指导他们如何面对时光中的变迁。按照公元前4世纪晚期《左传》的说法，“言”是实现“不朽”的三条途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不仅是某个现实世界或理式世界的镜像，而是世界借以生成的有形手段。“文”的模式被视为自然结构之“理”的具体呈现，文学在传递自然和伦理之“道”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精心创作的文学就可让人深信，宇宙秩序森然，并且内具道德法则。这种信念的力量后来体现为家喻户晓的“文以载道”四个字，所以典籍和评注典籍的学者才在中国文化里居于中心地位。
“文”的词源义却是“纹”，例如织物的花纹。与西方“博雅学科”（liberal arts）的概念相似，“文”可以指任何有确定模式的艺术体裁，“文字”可以很好地涵盖早期中国的广义文学概念。
自汉朝（前206-220）以来，“五经”专指《易经》（占卜书）、《诗经》（最古老的诗选）、《书经》（上古文告谕令汇编）、《春秋》（编年史）和《礼记》（三部礼书的合集）。
到了4世纪，经典著作的范围扩大了，文献被分为了四类。这种分类法把“经”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史”，然后就是“子”（思想家或者后世所称的哲学家）和“集”（文学选集）。
对变化的强调可以追溯到《易经》，它在公元前10世纪成书时只是一本占卜指南。
这部经典的核心部分是六十四则短的预言，每则预言分别对应由六爻组成的一个卦象。阳爻是实线，象征运动，阴爻是虚线，象征顺从和静止，合起来的卦象代表宇宙循环演替的各个阶段。用这些图案来阐释，宇宙就显示出某种终极的秩序。这六十四个卦象是生命关键节点的隐喻，借助它们提供的这个符号宇宙，个人可以分析自己的困境，皇帝可以测算治国术的吉凶。
中国也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伦理人本主义传统。
孔子将周公提出的“仁”作为其学说的核心概念。“仁”在英语中有时译作“人心”（human-heartedness），或者干脆译作“人性”（humanity），但就词源而言，它由“人”和“二”组成，反映了孔子的一个坚定信念：人性之养成有赖于人与人的关系。在孔子看来，这些关系的基石便是亲族纽带与孝的品格。以它们为中心，我们便可以将仁心推己及人。
孔子认为，君子修养的目标是通过践行周朝初年设定的礼法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政治的清明。在仪礼往来中，音乐和文学至为关键，而就培养美德而言，首要的任务则是让“言”与“事”相符合，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
人培养仁、义、礼就可改进世界，孟子（前372-前289）对此更为乐观。论对儒家的塑造之功，以他名字命名的《孟子》堪与《论语》相比。孟子宣称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且它们都与“浩然之气”（点燃道德勇气的强大能量）有关。
孔子的另一位追随者荀子（约前300-前230）不同意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他认为人天性与社会不合，偏袒自己喜欢的人，甚至充满私心，所以相信只有教育和礼仪才能引导他们向善，并与他人和谐共处。韩非子（卒于前233）继承了荀子对性善论的怀疑，所以尤其强调外在规范。他认为以道德来约束行为是不可靠的，鼓吹创立严密的法律体系，建立强大的官僚统治机构，这个传统后来被称为法家。
道学也称理学，英语世界则称之为“新儒家”，该派的宗师当推朱熹（1130-1200）。他以“理”为基础，大胆地将前人的各种学说创造性地整合成一个体系。
根据他的思想，人生而禀有理之善，但物质之气却受制外物而变浊，为助人心重归天理，朱熹主张“静坐”与“格物”。
后来的唯心主义新儒家学者王阳明（1472-1529）反对朱熹对理性知识的推崇，倡导知行合一的直觉知识。
《老子》极其怀疑人类将各种名称和分类强加于世界的行为，而推崇直觉理解。它认为一切形式的强制和掌握，包括心智的抽象概念，都只能让人远离大道，所以它倡导对“无”的体悟。
道家的第二部奠基文本《庄子》用寓言直接批评强制性的努力。
汉朝灭亡导致人们对儒家的教条和制度建设深感怀疑，于是崇尚自然的观点渐渐深入人心。嵇康（223-262）的《养生论》、葛洪（284-364）的《抱朴子》之类的著作不再为政治教化服务，转而寻求个人的意义与精神的提升。这两本书都介绍了长生的秘诀。基于对《易经》《老子》和《庄子》的领悟，所谓的“玄学派”也发展起来。思想家们沉浸于这种神秘主义之中，试图通过静观自然实现与道合一。
在回顾一生的各个阶段时，孔子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则告白意味着，如果心正，欲望就能引导人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孟子深信人心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所以认为人类的情感具有崇高性，其根基是真诚的向善渴望。按照他的说法，培养浩然之气以及勇敢和克制的美德，人就能强化自己的道德意图，避免心的干扰，并与宇宙产生感应。荀子虽然对人性不甚乐观，但也提倡控制过度的感情，以实现善的目的。
随着佛教的传播，人们愈发担忧情感搅乱心灵。佛陀宣扬的四圣谛告诫人们应警惕欲望的代价。人生充满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欲望，这就是苦谛和集谛；若要减轻痛苦，人就必须消灭欲望，这就是灭谛。道谛则勾勒出八正道，其中“正念”的内容就包括抵制贪嗔痴的决心。
在中国，诗歌向来都承担了许多功能，修身养性、教化社会、治理天下都在其中。人们认为诗歌呈现了自然的运行模式，因而可以在易逝的时间中发现意义，也可调节身体的“气”，培养善的品格。
从一开始，中国古诗就惯于思索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催生了对“实境”的抒情回应，诗人们意识到人生短暂，所以及时行乐成了长盛不衰的主题。快乐无论多么易逝，在《诗经》（前1100-前600，世界最早的有韵诗）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类诗歌表达了随自然律动而生活的激情，以及求爱、成婚、耕作、舞蹈、宴饮的快乐。许多作品也告诫人们不要浪费人生的宝贵光阴去追逐荣名，或者苦思冥想人世的奥义。
公元1世纪添加的著名《大序》继承了孔子的诗观，阐发了出自《书经》的“诗言志”的概念。由于“志”既可指自发产生的情感，也可指具备道德意义的志向，这个定义就赋予了诗歌载道的使命。
《楚辞》里最著名的《离骚》是中国记录中最早有名姓的诗人、楚国政治家屈原（前340-前278）所作的叙事长诗。诗中的主人公一再提及时光荏苒，韶华难驻，他所感受到的建功立业的压力和《诗经》对简单快乐的认可形成了强烈对照。
在汉代，朝廷将管理音乐和诗歌的职司交给了乐府，当时在这个机构工作的多达九百余人。官员们从帝国内外广泛采集诗乐，把旧有的主题和结构与新的韵律结合起来。到了公元前后，音乐趋势的变化使得五言诗成为主流，与新的韵律结合起来。到了公元前后，音乐趋势的变化使得五言诗成为主流，一些早期的五言诗堪称世界文学的瑰宝。
随着音乐的演变，中国诗歌的另一种主要样式-词-逐渐发展起来，它着重表现的是以爱情、慵懒状态和惆怅意绪为内容的文化。从8世纪开始，这些词都是为音乐而写的，其中有些曲调是从中亚传来的。词和诗不同，要求用长短句，由于每行字数不同，它们的灵活性更大。词倾向于描写景物、送别、怀人，或者表达凄凉恋旧的情绪，或者感慨历史，或者称赞美人，尤其偏爱抒发弃妇的怨愤（经常仍象征着怀才不遇的大臣）。
到了5世纪，由于在佛教影响下，人们更加关注自然世界，上述传统又演变出了第二类景物诗-山水诗。这类诗最著名的代表包括与陶潜同时代的谢灵变出了第二类景物诗-山水诗。这类诗最著名的代表包括与陶潜同时代的谢灵运（385-433），还有诗画皆长的王维（699-761）等禅诗作者。
沉思式的山水诗经常融合了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佛教形式-禅（西方人更熟悉的是它的日文音译Zen）。禅的教义摒弃了多数印度佛教流派的出世倾向，强调顿悟，并且这种顿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冥想，插花之类日常活动，以及对平凡生活细节的体察。
与寄情自然或者悟道参禅的诗人不同，堪称中国最伟大诗人的杜甫（712-770）受儒家的价值观影响更深，所以他写诗的目的是为国尽忠。虽然一生仕途坎坷，他的诗却为唐人创造了一种集体的身份意识。
和杜甫的厌世情绪不同，其他诗人更喜欢“豪放”。回溯历史，这个标签可以贴在与杜甫同时代的李白（701-762）身上。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旁观者，一位求仙访道的出世者，李白深受不合流俗的人推崇；他代表了一类中国诗人，他们纵情饮酒，有时是为与知己欢宴，有时是为挣脱遮蔽现实的日常意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在《月下独酌·其三》中如此写道。
诗人政治家苏轼（1037-1101）反对学究气，他用带有挑衅色彩的想象来对抗贬谪生活的痛苦。他虽然尊重过去的传统，却不缺乏批判的精神。
人们由于深信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教诲，便以为历史仅仅是记录事实，后世归于孔子的编年史的简洁风格便反映了此种观念。
对于史家班固（32-92）来说，“小说”仅仅是“巷语”，这些记录对政治有参考意义，却没有文学价值。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标签一直用来表达温和的贬斥。
在中国最早的长篇叙事作品《左传》里明显能够找到虚构成分。
《春秋》简洁的记述通过省略、双关和风格的微妙暗示表达了道德判断，由此它们确立了一种以恰当的仪礼为基础的伦理规范体系。在这些传里，因果关系遵循报偿原则：道德和仪礼的过犯引发战争和动荡，而严守礼法和历史传统则会带来和平和公正。
以史为鉴就必须严肃对待文字的力量，中国第一部既叙事也记言的史书《左传》证明了语言的强大作用。在一部以史实叙述为主的书里，偶尔插入这样的议论（一共八十四处）可以表达一种清晰的立场和记述者的道德用意，即让读者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许多早期史书都突出了史家兼说教者捍卫这种道德正义的强力角色。例如在《国语》（前4世纪）中，统治者尽可忽略臣下基于天道循环和历史兴废提出的建议，但结果一定是他们自己或者所爱之人遭遇厄运。
为了教育国人，司马迁重点渲染了他欣赏的事件，省略或只是简短记录了他憎恶的事件，借此暗示出自己的态度。通常出现在每章末尾的“太史公曰”部分则明确表达了他的评价。“悲夫”或“呜呼哀哉”是他惯用的开场语，为读者的思考定下了基调。借助这些情感化的反应，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书传统中第一次将作者本人作为一个角色和评论者带入了作品中。
魏国（220-265）皇帝曹丕（187-226）将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他指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文学成了对抗时间暴政的武器。
至少从曹丕的《论文》开始，文人们便有意识地思考文学的功能，并通过这样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
“志怪”小说是一种新文体，其最初的动因或许是控制奇异现象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力，让它为道德规范服务。为了让读者相信他们的笔记，编者常会遵循史书纪年的传统，并且采用真实的地名人名。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佩服这些作品的想象力和艺术技巧。许多故事都与神灵、鬼怪、僧尼、道士、奇人、奇地、奇事相关。
正如志怪小说记述据信发生过的事，志人笔记通常描绘的也是据信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后一类作品的道德内涵一般都更明晰，记录了数百则故事的《世说新语》就是证明，它所聚焦的乃是善行与恶习。
当更多的文人摒弃了主流的出仕价值观，转而追求审美的生活态度和与之相伴的快乐时，写作就成了他们服务于文学目的的一种私人行为，他们的散文体铭赞、墓志、传记就和诗歌一起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普遍形式了。
尽管早期志怪小说不乏虚构成分，学者们还是普遍接受了胡应麟（1551-1602)的观点，将篇幅更长的“传奇”看成中国最早自觉创作的小说。这些自唐朝（618-907）以来创作的故事也描绘了奇异的事件，但它们的焦点是私人生活，而且经常点明了作者，并解释了记录该故事的动机。
在这些故事里却能发现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和声音，因此最后的道德教训有可能只是给作品一个正统的伪装，以利于它的流传。无论如何，核心故事经常都着力刻画人物心理，从而超越了更为传统的外层伦理框架。表达异议的声音也出现在直接引用的对话里，或者是小说人物所写的诗歌、信件里，这些经常是人物最出彩的地方。
代表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1766）却打破了这种整齐的结构，也模糊了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界限。
在大约五百篇以恋人、鬼魂、狐精、妖怪为主角的奇闻轶事里，蒲松龄通过诙谐的语言、广泛的主题和抒情化的性描写生动地呈现了人生诡异难测的本质。正如其中的人物穿越了自然与超自然的界限，小说本身也揭示了自我身份和性爱行为的变幻无定。
这些故事尽管神秘离奇，但经常都有这样浪漫的结尾，暗示宇宙充满善意，其伦理原则终能占上风。这些奇幻的小说或许让人怀疑传统的出仕为官之途，但它们仍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蒲松龄模仿司马迁的做法，在小说末尾总要加上一段“异史氏曰”来发表尖锐的社会评论，尤其不忘提醒读者虚伪行为的种种危险。
社会日益恐惧物欲和淫欲的诱惑，《红楼梦》这类作品就是见证，它们打破了古典传统中深沉的哲学乐观主义。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植根于儒家信仰中，认为宇宙是善的，和谐的伦理之道是可行的。然而早在11世纪，就已经有来自文学的证据显示，经历了皇皇大唐（618-907）的覆灭以及宋朝（960-1279）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结构巨变之后，早先的信仰受到了剧烈冲击，已经矛盾重重。
到了宋朝，城市的崛起和货币经济的驱动促成了职业阶层的壮大。由于公元8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在不断扩张的市民阶级（由城市商人、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士构成）中，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都迅速提升。娱乐业非常繁荣，虽然由于表演者社会地位低，相关的记录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职业说书人、名妓和优伶的行会起到了支撑作用。这些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了书面白话的兴起，由于它更接近日常口语，文人之外的阶层也能读懂。多数严肃作品仍然使用作为上流社会标记的文言文（一直到20世纪），但从13世纪开始，白话成了大众小说、戏剧和歌曲的主流语言。
这些作品表达了一种日益强烈的质疑之声：伦理行为和人类情感冲动真能和谐共存吗？虽然它们多数仍然出自文人之手，但许多作品已经反映了一个覆盖面更广、凝聚力更弱的读者群体的价值观。
白话作品虽然仍需进行伦理说教，但它们对人类愚蠢无知的尖锐刻画经常让读者怀疑，道德教化的力量是否真能控制住欲望泛滥的危险。和先前的许多诗歌和笔记体叙事作品不同，长达数十折的杂剧和时常超过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不再刻意抑制情感，而是将人物的情感冲动和行为置于宏大复杂的框架之中。由于这些作品越来越多地描绘了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它们在探讨爱情、占有欲以及如何追求荣誉与幸福时就体现出一种新的多元主义倾向。
许多中国人将日本的崛起归因于明治维新的西化路线。严复（1853-1921）等人翻译了托马斯·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适者生存”以及其他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语汇越来越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困局的理解，他们因而主张中国应该更彻底地西化。
革新派的梁启超（1873-1929）将欧美和日本的持续进步归功于西方小说，所以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杂志（1902-1906）上发表了很多西方作品。1902年，他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狂人日记》等小说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元素，但“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作品都用直截了当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父权家族制、贫穷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所导致的苦难。
相信人所主导的进步，这种思想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天道循环和天意的观念。革命者之所以努力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制度和命运不同，是能够改变的。鲁迅、茅盾（1896-1981）和其他作家决心让世人明白，不公和苦难的制造者是掌权的人，而不是天命。他们在1930年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文学应当服从于进步政治，这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决心让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让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大规模动员农民成为他执政三十年的主要支撑。他相信人民的集体意志能够改变中国的物质基础，认为思想改造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的关键。为此目的，共产党统一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并通过1953年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来管理作家。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实行鼓励私人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向外国文学、科技和资本敞开大门，并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崛起进程。文学追踪了这个让人晕眩、冲劲十足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新现实主义作品、先锋派作品，还是日渐增加的报告文学，都对崛起的消费主义、大规模的城市化、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危殆的“人文精神”深表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