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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不高兴

作者: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

说明：本书由来奇网www.laiqi.net网友分享，仅供预览，请在下载后的24小时内删除，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注：目录使用了实体书的，内容为电子版的，会有一些章节没有电子版

开篇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


作者访谈　　

（1）书中谈到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其内涵是什么？这样一种提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书里面的表达比较含蓄，但也只能这么表达了——除暴安良，管理更多的资源。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比其他国际和民族管得更好。


　　这个“管理更多的资源”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殖民和扩张，让一些人他们自己想去吧，我没说是新的殖民和扩张，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中国人口特别多，基于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你不是个英雄国家，不能在这个世界除暴安良，管理远远超过自己边境的资源，我们人口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提得很高。这是从我们自私的角度来想。从大的方面想，我们完全有能力为这个世界维持秩序，进行资源管理，给世界造福为世界人民做贡献。毛主席也说，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即使中国人跌倒谷底，我们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中国对世界有较大贡献，因为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其实美国人也承认，美国汉学家谢淑丽，她是个白人，起了个中国名字，她说过，中美两国的人民肯定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很高的期许，对自己的政府要求比较高，这是由这两个国家国土辽阔人员众多所决定的，爱尔兰人就不可能拥有美国人或者中国人这种想法。因为他不够资格。


　　（2）书中指名道姓对一些人的思想和观念做了质疑和清理，如龙永图、崔卫平、马立诚等，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弹，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知识界分沥和争论，对此您估计会有怎样的后果？


　　这个分沥和争论本来就存在，他们骂我也没少骂，像马立诚在之前《交锋三十年》里面的说了我很多，我现在才有这么个机会说两句。这种分沥和争论会不会加剧？那就不知道了，爱加剧不加剧，这种讨论本来就存在，我们当时没有话语权，发不出骂他们的声音，他们天天骂我们，现在我们就出书说两句。


　　（3）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批判“文艺腔”，究竟“文艺腔”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文艺腔”到底会造成了哪些具体危害？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文艺腔”的蔓延？


　　文艺腔确实有中国文化当中的弱点，这有历史根源。这个用词首先是宋晓军提出来的，但是确实我早有体会。我1983-1986年在日本学习，深刻体会到，中国理工科的学生出去跟日本学生相比，在素质能力上，我们绝对不次于他们。我们文科学生到了那边就遭遇了很多困难，当时同一批教育部派遣出去留学的学生中，第一年之后没进入研究生院的都是文科的，为什么呢，他们数学、自然科学水平太差，日本在这方面做的很均衡，他们理科学生的水平未必能超过中国，但是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水平明显高于中国文科学生。这可能跟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历代文化当中比较注重词藻，不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王安石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了，他当时要改革，要把考试中诗赋的部分取消掉，其实他自己诗赋写得很好的，可他认识到诗赋解决不了问题，在官僚中会写诗的人太多，这个社会就不行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这个传统，是中国强大的结果，因为中国几千年当中非常强大，就可以悠闲地过精致高雅的生活，就可以搞诗词歌赋这种东西。红楼梦牡丹亭都达到了相当的高水平，虽然说不同背景不好比较，但我就认为西方都没达到这种水平。


　　问题是，近代中国已经被拖入了比较军事科技力量的残酷竞争环境当中，中国过去想优雅的条件就没有了。这时候理工科就是首要的，理工科思维也是首要的，这都能在大学招生的文理比例中看的出来。其他国家都是文科生比理科生多，就中国，理科生占80%，文科20%。按说这样中国在科技上就应该比他们强啊，但是历史挺难修正过来的。文革之后，文科官员比较多，但是他们科技知识太差了，没有逻辑性，甚至在个人问题上体现出来，发生过很可笑的错误。当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感觉，中国应该很快赶上日本，因为我周围同学的素质比日本人高，后来我明白了，根本不是这样。日本全民的科技素质都很高，他们的文科生远远高过中国的文科生。文艺腔就是从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这种延续恰恰是因为当时过于强大过于富裕。


　　文艺腔的危害太多了。当时我知道日本全民科技素质高多了的时候，我还跟同学争论呢，我说科技比的不是人均水平，只要有一个人把东西发明出来，我们都可以用了，我们用不着跟他们比人均，我们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肯定比他们高。可我回国工作就明白了，科技还是要讲求人均的，因为全民科技素质低的话，正确的意见会被那些不通科技的官员否决掉，会被老百姓所不理解。


　　文化的变迁太慢了，我们得承认，形式逻辑形成在古希腊，现代科技在欧洲形成，我们中国还在学习当中。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中国落后，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中国学得很快。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说，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没有懂微积分的，20年代末好的大学的数学教学基本上就能跟西方并驾齐驱。


　　我们写这种东西，要让大家知道，文艺腔是有害的。以《河殇》为例，一方面说中国懦弱，一方面你又讲尚武精神，两边堵你。你话对就一头对，但他两边堵。我们之前在湖南做节目也是这样，主持人两头堵，这是主持人有问题，但听众只听到漂亮的言辞就接受了，没有那种素质去分析，这种事情不能同时做到啊


　　（4）中国想真正成为超级强国，首要的条件是不是军事的强大？造航母是不是我们成为强国的一种指标？


　　那不是首要条件，但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一个超级强国，经济上要很强大，话说过来，经济上不强大军事上也强大不起来。科技上也要非常先进，这个世界上应该是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的，但我们确实就差得很远。在文化上面也要有影响力，这点美国就有这个架子，不管好莱坞大片水平高低，全世界人民都在看，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我认为，文化的东西可以放在后面一点，但经济科技军事肯定是少不了的。


　　造航母不够成为强国的指标。泰国都有航母，印尼马上要造，应该说我们不造是比较可笑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面就我们没有，像英法，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是世界强国了，尽管都有航母呢。但说回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世界强国的指标，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肯定就不是世界强国。


　　（5）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警示意义是什么？未来中国进行坚定不移的产业升级是不是有效抵御经济动荡的最有效手段？


　　最大的警示意义，就是“搞金融是最高级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中国这次之所以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就是因为金融方面比较落后，落后反而占了便宜。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制造业永远是最重要的，郎咸平所谓的“中国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会更大，美国只是被冲击了一个金融”屁话，你看看通用汽车现在啥样了？当时跟工商银行差不多的花旗银行，现在市值是工商银行的二十分之一。还有，到华尔街抄什么底？要抄也要去底特律去西雅图，我们要工程师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金融人才。美国赌场现在出了大问题，以后赌场肯定就没有啦，他们做的那些特殊金融产品，等金融恢复了之后肯定不再有了，美国人也在反省，他们会取消掉这些特殊金融产品，那些金融人才都是废物，中国人干嘛要去招聘这些废物加骗子回来？


　　不能说单指望这一项，经济问题很复杂，但是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显然是产业升级。


　　（6）“解放军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索马里护航是不是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


　　这是很小的一个体现。虽然很多人批评索马里护航这件事，但起码有象征意义，起码对这三艘船是个锻炼，不经过实践，你的问题是不知道的。像宋晓军说的，你的钢板是不是适合远洋的需要，那得开出去试试才能知道。


　　（7）绵延数十年的逆向种族主义将会对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应该如何阻止其滋长和蔓延？


　　伤害特别大。从国家来说，是国民不团结，愿意为外国人效忠。从个人说，到了外国之后，觉得自己不是个人。比如说女孩子，相信外国人特别好，嫁出去倒了大霉。这样的例子何止成千上万。


　　最近还有个例子，就是绿洲乐队演出取消。本来我对这件事情不是特别认真，只是支持下环球时报而已，事实上我都不知道绿洲乐队这些事。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绿洲乐队的粉丝跳出来骂，我才觉得这个真的是个问题。就有这么些人，说他一定要去国外，然后加入国外的军队打中国。如果真的中国要跟外敌打仗的话，你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算是他们的音乐再好，哪有怎么了？不听能死啊？就能被外国乐队的那么几位迷成这样，就能驱使着中国歌迷这么抽风，我都怀疑绿洲乐队在英国美国这样的地方有没有这么疯狂的歌迷。


　　这很可怕，这肯定是跟中国这么多年逆向种族主义大环境是有关系的。这些搞逆向种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件事，但是绝对跟他们这么多年的教育有关系的，凭什么说我听周杰伦就是个下贱的事，听英国人的歌就是高贵的事？这帮人能听得懂那些英语歌词我都画上问号。那帮歌迷挺可怜的，他们自己本身肯定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他们把这个作为自己唯一的价值所在，现在一旦受到打击便受不了。其实能听得懂又算是什么啊，又能怎么样，但是却被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说成听得懂很高级，听不懂就是土鳖。我就喜欢二人转怎么了？绿洲乐队在英国皇室眼里，也就是个二人转的地位吧，为什么英国的二人转就高水平？中国的二人转就低水平？这就是这个大环境造成的。


　　至于政府为什么取消音乐会，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是为了这个小事你们就抽风，就说拿枪拿炮打我们，这事值得重视。


　　我以前常常把文化的事情给低估了，但是看你们这么疯狂地来了，取消这件事就是对的，我现在觉得文化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理科出身常常重视硬的科技的东西，现在看文化真的很重要。


　　传播我们的书，就是制止他们蔓延的重要一步，我为此奋斗了20多年了。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出这种书，当然我们希望以后能在电视上辩论，传播效果更大，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电视报纸话语权的时候，像南方报业集团，肯定不会让我们说话，这个时候，这本书起码还能代替我们传达。


　　（8）贫富分化、权钱交易等现象使得国人对内政的愤懑越演越烈，除了正视这种愤懑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本书讲了很多，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大目标，当一个民族有了大目标之后，要完成一件伟大事业的时候，大家团结起来有趋向要完成的时候，我们才比较容易改正自己的缺点，比如说军事力量不足，那我们好好加强，政治体制对百姓整合不够，那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我们实行非常快速地跨越式脚步，就发现有些东西阻挡我们前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改。中国就有一个向外的大目标来改进内政问题。


　　（9）持剑经商的战略是不是代表了我们要放弃韬光养晦的原则？


　　韬光养晦了半天，他们还在提中国威胁论。这个问题是韬不了的。刚刚也有港台记者问道，这么说是不是中国威胁论又来啦？这都是二十年前的问题了，现在还存在，就证明韬光养晦这个策略不行。


　　乔良1999年说我们的书违反了他们潜伏的原则，当时我们（马立军？）就在驳斥，说我们战术上能够潜伏，战略上怎么能够潜伏嘛？


　　当时我们与乔良对话的时候，乔良说我们要潜伏，那根本没办法潜伏，那么大个国家怎么潜伏？想鸵鸟政府一样的，把头埋进去了，尾巴还在外面。跟政府一样，自欺欺人，到处保密其实大家都知道了。潜伏个什么，最后束缚自己别人还都不信。


　　我们压根不需要韬光养晦，说该说的，做该做的，必须要做必须要补课。当然我们不该到国际嚷嚷，但是该做的就做，对内整合国民去做的话，还是该说的要说，因为毕竟不能光靠着一小撮精英解决问题，不能只做不说，精英做不了这些一定要整合国民来做。我们主要是对内说。现在主要是我们对内说的时候，就有人来给你扣帽子，这个很荒唐。有些话政府说不合适，民间说肯定没问题，如美国一样，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别人管不着。但中国不一样，我们说一点，就说中国威胁论，很荒唐。


　　（10）坊间有种说法，说“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奥斯维辛事件，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在这个事件之后，中国人如何背负着这一奥斯维辛走向耶路撒冷？


　　还是要改进，政治亲民舆论监督。不然怎么更好地整合国民同心同德呢？最低要求，你怎么能让这个社会和谐呢？我们承认在反腐和舆论监督我们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有序地不破坏社会稳定的民主制度方面的进步是有必要的。


　　耶路撒冷代表的就是心中的圣城。中国其实缺少这个圣城，我们说的英雄国家，大目标其实就是这个圣城的表现。中国人缺这个，从上到下都缺。从领导层到民间。所以这本书是个呼吁之书，不是说现在中国有了很多条件成熟地做英雄国家，而是说有条件成熟，有可能经过努力能达到这样一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心目中缺少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就是圣城，以色列巴勒斯坦都觉得他们有个圣城在，所以他们能够存活能战斗，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我们只管一段，我们只管到儿子那一段，领导人只管到任期那一段，没有根源的东西，这个是很恐怖。


　　当我们有更远目标的时候，三鹿奶粉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了。我们跟自由派的意见不一样，他们认为你们连这样的小事情都解决不了还能管那么大的么？这个想法不对。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做大局解小局，就是你有一个大目标的时候，小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11）对外关系上的“有条件决裂”是不是意味着新一波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谈不上。这些年我们跟西方亦步亦趋，我们对他们太软了，太相信他们了，需要反省。但这种反省绝对不只是我们几个需要做的。像张爱萍将军之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写到当时领导层过分相信西方，据张胜说张爱萍将军一直很强烈反对这个东西的。但可能是有过分择清了自己，未必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个不比较，但起码这个是个反省。在那本书里，小平讲，等有钱了我们买一万架飞机。当然一方面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抚慰，等我们有钱了就去搞军事，但是这飞机是买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按书里的理解肯定是买外国的。张将军大怒，说这是取死之道。我们太依赖他们了，但是他们一直踹我们。我们现在把问题认识到，当时看问题肯定是有局限性，但是要不是他们一直踹我们，我们可能也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12）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也就是刚说的那个意思，说他是狭隘民族主义，我说是西方人逼出来的


　　（14）为什么说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


　　这是晓军的一个说法。实际上美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更具体的说是美国的武器，很多的东西都是花架子。只不过是老黄瓜刷绿漆。而俄罗斯在军事上把美国弱点看得很明白，不是真正的嫩黄瓜，只是老黄瓜而已。所以美国军事力量没有那么可怕。


　　（15）香港的“管家文化”提法很新鲜，会不会引起香港和大陆关系产生变数？


　　我想香港自己对此有认识的。回归之前内地人去香港很受歧视，而且是黄种人歧视黄种人，感觉很难受。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就是这么简单。把你边缘化了，我领导你了，我们要是不行你就好不了。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你们能考虑的问题，我们的眼光是远远超出两岸和内地香港关系的。香港人老百姓当港币和人民一倒挂马上心态全变了。在香港坐出租车给人民币，他们司机还千恩万谢的。


　　（16）外界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相对更舒服的时代里诞生出的一本直刺盲目乐观心态的醒世之作，究竟哪些“乐观”心态是我们需要摒弃的，哪些是我们要传承的？


　　我们这本书不只直刺了盲目乐观的心态，也直刺了盲目悲观的心态。两方面都说了，可能盲目悲观妄自菲薄这个方面还更多一点呢。《中国不高兴》就是告诉大家，中国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盲目悲观。书中是恰如其分地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认清了他的弱点和他的长处，以此为基础认清楚了中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目标。这个大目标不是说中国唾手可得，但是确实有希望实现的。


　　（17）为什么说萨科齐见达赖表明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一种崛起和遏制的关系？


　　坦率说，从某种个角度来说萨科奇接见达赖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小事他不断在做。他就是看你强大了要折腾你，不要用什么人权为借口装蒜了。比中国西藏没人权的地方有的是，西藏真的人权太少么？好多记者到西藏去都惊呆了，没想到，西藏的农夫都是国家给出钱盖房子养孩子，全是免费的，但是在西方的报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至于西藏的文化，不要说在西藏，就算是北京，北京有多少卖藏传佛教用品饰品家具店，西藏发烧友是80后很大一个群体，都很膜拜西藏文化，谁压制他们了？谁消灭他们文化啦，我们正弘扬着呢。


　　最后：


　　王小东说：“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民间知识分子传播这样的东西，政府的形象已经一团糟，一本书不够，要有更多出来，制造出一个思潮。我们的书只是个抛砖引玉的东西。”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抱歉，网上的所有版本都没有这一节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3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50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50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只有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我们的财富：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在赶超先发工业化国家时，犯了很多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给人家当附庸。


　　好在我们有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让我们在1949年后快速搞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在人家对我们产业转移的同时用金融工具吸我们利润的时候，核武器这个东西没有被粉碎。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迟滞大国的核武器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原来美俄在核力量上本来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国霸王硬上弓，非要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要在俄罗斯洲际导弹的起飞段拦截人家，最终破坏这种冷战期间双方用钱夯出来的所谓“恐怖平衡”，所以俄罗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用反击的方式维持平衡，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随着美俄两国的战略博弈越来越明显，在军事上的争斗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上演，这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清楚，而他们自然会思考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资源，所以西方的战略是全面粉碎，通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范围内把你围住，使得你的核武器这个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后达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为按照美俄的谈判，双方的核弹头要裁减到1700～2200枚，然后再谈，将核弹头降到1000枚。俄罗斯说我们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国也有招儿：别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腾你，一折腾你，老百姓就烦你，烦你你就得下台。当年俄罗斯军官为什么称戈尔巴乔夫为“导弹脱衣舞总统”，把叶利钦称为“用核安全换酒喝”的总统，就是指俄罗斯当时在西方的各种压力下主动销毁了一万多枚核弹头。你不销毁不行，我有别的办法，断粮断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内部支持反对力量，反正让你不舒服，让你的民众不舒服，让你的政权失去合法性。但问题是，这次美国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几万军队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新出了一本书《美国怎么了？》，里面说得很明白，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确，利用“9?11”满足了石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求，根本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们，在俄格冲突上暴露了美国真正的“大目标”，这让俄罗斯这种有过“大目标”的国家后背发凉。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标”把俄罗斯逼上了一条探索“大目标”的道路。而从俄罗斯的资源来看，它不在军事上回到苏联时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罗斯拼命试射洲际导弹、在冷战后首次派军舰访问拉丁美洲，这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纱，打通“不高兴”之脉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苏联被禁止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开了演唱会，本来规定是2万张票，结果12万俄罗斯年轻人拥挤在了红场狂欢，而最让年轻人激动的是乐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创作的《回到苏联》。从网上的录像上看，全场疯狂的俄罗斯年轻人在他演唱时，挥舞着前苏联的镰刀-斧头国旗，高声喊叫，而当时普京就在场。他随后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换成了当年苏联军队插上德国议会大厦上的那面旗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运用新的软实力在年轻人当中建立“大目标”的操作。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这就给我们的因保护奥运火炬而诞生的“中国四月青年”，在5个月后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课。原来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先是一种大感觉，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人关于中国要不要购买美国债券救美国经济这件事上的反弹，实际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5亿美元左右的武器，当时网上年轻人都反对购买美国债券。虽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认为年轻人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讲，官方至少当时也马上否认再次购买美国债券的事情。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而一旦小孩看清了这一点，问题就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们深知要单独购买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有些知识精英所说的义和团和红卫兵，那他们应该凡是法国的东西就都应该砸了啊。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8年，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我曾经就俄罗斯80后的状况写下这样的话：


　　“尽管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俄罗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过相似的苦涩记忆——1991年苏联的解体让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这些年轻人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动荡的前苏联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笔下预言的前苏联解体后精神空虚、消费至上的‘百事可乐一代’。这些伴随着互联网以及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抛弃了那种公文式的说教语言。对于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听到了，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这样的歌：


　　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


　　没有退休金


　　没有未来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


　　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2008年，我们的领导人也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这说明我们的高层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关系。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吧（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基数大，5%当然是很大的数额）。印度人笑了：你们太廉洁了，我们是反过来，95%被贪污了。（我想这也只是个估摸，只是表示很多而已。）朋友很奇怪：95%被贪污了，那这工程还能干吗？印度人回答：我们有辙儿，不是有民主吗？用民主程序把这个工程给搅黄了，不修了，95%拿走，5%搅黄这个工程。我讲这个插曲可决不是反对民主，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确实也得看是谁用。


　　实事求是地说，跟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比的话，我们国家的精英层还算是好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还行。但是我认为，像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13亿人在这个世界自立，在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坦率地说，将来一旦出现争夺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局面的话，那些民族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要比他们强得多才行，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


　　外部大的打击恐怕不会等太久就来了。这个大的打击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美国人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写了一本书《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这本书讲，现在很多人在扯淡，说什么现在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等，纯粹是胡扯，连他17岁的儿子都看出来了，这些问题都是胡扯，真正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现在地球上的石油，恐怕不够把世界变暖多少了，也就再用个二三十年吧，这还得以人类对石油的消费不是特别快速的增加为前提。那么有没有替代的办法呢？其实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这本书说：有一些人很乐观，只要石油价格上去，我们就会把油给找出来。这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发现太大的油田，而找石油的科技水平却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大，这恰恰就证明石油在地壳里越来越难找了，真的是没有了。科技那么高，花那么多钱去找，你怎么还找不到呢？过去可不是花这么多钱去找的，过去的科技水平比现在低多了石油都能找到。所以说，再找到大量的石油资源几乎没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一，这没有什么可行性。说这样话的人自己都住着大房子，开着车呢。他们自己不身体力行，减少石油的消费，要我们减少，非常的虚伪。最虚伪的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他的房子一个月用一万多度电，竟然因为环保拿了诺贝尔奖。环保主义者这德行还真不少，所以宣传环保，不管是西方的宣传还是中国的宣传，往往都是扯淡，人性如此，收不住。


　　刚才讲的是全人类角度，再来看第二点。从中国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为你不发展了，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会被别人淘汰掉。在这个格局之下，人类不大可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开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觉得像煤炭、天然气、油砂什么的没必要再讲，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长一点时间。核能也不行，《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就讲，如果我们全力发展核电站的话，铀在6～30年之内就会被用光。真正可持续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水力，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几十年了，也发展得差不多了。还有生物质能（人类最早利用的其实就是生物质能：砍树），这几年发展生物质能，搞得粮食价格暴涨，发达国家把玉米烧了开汽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得饿死。将来有没有可能突破？比如说在海里用海藻生产生物质能什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风力稍微有点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如果真的准备依靠风能，需要现在就拼命造风能发电机了。前段时间国内有人开始大面积忽悠太阳能电池板能解决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现在技术上还看不到突破。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到2030年，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最多占到美国能源使用的1%，这是来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说法，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全覆盖了，把亚利桑那州沙漠全覆盖了，这个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当中又要消费多少能源？全都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帮人出来忽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说穿了，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大量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所以要大造舆论，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能源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办法，文明只能退回去，现在的复杂文明维持不下去，就退回到简单文明去。这也是《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一书中的观点。


　　中国人最不习惯“文明退回去”这个观念。因为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大的倒退。当然，在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锐减，文明的相对简单化，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还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们近现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来看，还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个人类来说，不要说倒退，文明灭绝了的事也不少，欧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经过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水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简单的，根据基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挨骂的那个基佐，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政治家）讲的《欧洲文明史》，当时欧洲的社会基本状态，大致就是领主的几口人之家，外带几个仆人、一些农奴及依附的少数自由民等等，这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了，非常简单，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极其艰苦。我们知道罗马人爱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国国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会灭绝。比如说由于能源的耗尽，文明灭绝了，这不是什么非常罕见的事，复活节岛的文明据说就这么灭绝了。


　　复活节岛文明怎么灭绝的？复活节岛上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比谁的石像造得更大，造得越大就越能凸显首领的崇高地位。问题来了，要把石像立起来需要用绳子拉，而绳子是用树皮做的。结果300年中，为了拉石像把树砍光了。砍光了树木，他们就失去了众多的食物来源，也没法造独木舟了，不能去深海打鱼了。我们可以把树看作是岛上的能源，能源耗竭完，文明也就灭绝了。


　　总之，文明是可以灭绝或倒退的，比如欧洲，还有楼兰、北印度文明等，没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中国人不习惯而已。欧洲人比中国人习惯多了。



“现在很爽”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我老责备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那一套呢？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就很好，现在挺爽”。问题是不但现在很多人没爽，而且还越来越不爽。


　　我们能明显看到，把经济放开一点，中国的人才在经济领域就能驰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经商，比如说，有一些人适合从政，有一些人适合搞学术，有一些人适合搞文化、搞娱乐或者搞传媒，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民主，不准竞争，安分止争，谁也不会服气。大家明着看一群笨蛋在那个位置上坐着，却不能跟他们竞争。有那么多人明明比他们强一万倍，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心里能好受吗？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


　　“神七”上天，欢呼的非常多，中国人的爱国心算是扳回一点，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打击已经大到“神七”无法冲喜的地步。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之后，再说批评外国人，包括批评日本人，年轻人马上不接受了，说“你先看自个儿吧，做得那么糟糕”。对日本人也不批评了，甚至不容许别人表达可能是对日本人的批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到一个日本街头现象。不少游客喜欢在日本街头照相，所以很多日本女孩子就成群结伙打扮得特别妖艳，在街头摆出姿势让大家照。这是人类的一种表现欲望，说这个事的人并没有批评日本，只是说日本的一个逸闻。标题用了“震惊”的字眼，也无非是当今“标题党”的风习（但还算不上是标题党），可马上就有人上来骂，他们说日本人这有什么错呀，你凭什么骂日本呀！逆向种族主义情绪马上就来了。我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年轻人在火炬事件中高尚了一把，他们要求精英至少也同样高尚一把。年轻人说：我们爱国了，政府是否也该做得好一点？


　　但无论如何，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他们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但是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这个规律一直要推到20后才不适用。因为20后是受过外国人伤害的，经历过抗日战争。80后由于没有历史负担，他们的成长过程比较好，没有遭受过父辈、祖辈的苦难。但是他们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缺乏外部选择压，大家都会完蛋


　　问题的根由在哪里？且让我把话题谈开一些，说一下为什么中国非得出现“高尚集团”、建立“高尚社会”不可了。


　　其实用社会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现象和历史现象非常有效。爱德华?威尔逊所著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里有一段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是等待融入现代综合论的最后的生物学分支。”口气大了点，但我认为事实很有可能真的是这样。


　　一个物种，如果没有外界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穴居动物的眼睛是瞎的。它们的祖先原先在地面上生活时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为什么眼睛会瞎掉呢？很简单的道理，到了地底下以后，眼睛用不着了，也就是说，地底下的环境对它的视力是没有选择压的。在地面上的时候，它视力如果不好，就可能抓不到吃的东西，就可能被别人吃掉，到了地下用不到眼睛了，视力好不好没有关系。而管视力的基因在遗传复制中会产生复制错误，没有选择压了，就淘汰不掉错误，管眼睛的基因就变成随机乱码了，所以眼睛就瞎掉了。


　　这个道理对应到人类社会对不对呢？其实也对。现在的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几乎没有选择压，其他动物威胁不到人类。那么人类群体互相之间有没有选择压呢？现在最起码对于核大国也没有。要论述人类群体相互之间的选择压问题，就用得上社会生物学里面的一个分层选择理论了。这个理论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全是最坏的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有诚信的，没有一个利他主义者，没有一个高尚品德的人，一个都没有，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讲诚信的人，有一些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带领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走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因为有外部高一个层次的群体选择压。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这个思想达尔文就有，我认为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也有类似想法。比如说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论，甚至更早的孟子讲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社会生物学表达的逻辑线条更明晰。


　　盛极必衰，强大到没有选择压的时候，衰退、腐朽就开始了。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德行那个德行，有些德行确实不怎么样，其病根就是在这里：古代中国非常强大，在很长历史当中，外部选择压很弱，于是越混越衰朽，这是很自然的。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混了两百多年，就混到了中国混了两千多年才达到的地步，比中国还快。


　　这个世界的强国自从打过两次大战以后，没有了选择压。有了核武器，互相之间不敢打，选择压弱了。冷战之后，更是几乎没有选择压了，美国人福山高兴得忘乎所以，说“历史终结”了。


　　今天中国怎么样？别看中国好像如有些人说的显得病怏怏的，其实在外界也没有多少选择压。中国也是核国家，中国再怎么不灵，别人也不敢揍，美国人不敢来直接揍你。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感觉可以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衰退。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一定会衰退。


　　宋晓军讲中国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引入外部选择压。在压力下自己更新，在压力下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


　　其实，这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问题，全世界人类都一样，美国绝对不像中国逆向种族主义精英们讲的那样有道德，比如说华尔街，按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那几只“肥猫”把全美国老百姓抢光了。很多美国退休老人衣食无着，不知道怎么办，存的钱全都没了。


　　我讲美国在衰朽，国内一些人又蹿上来了，他们讲美国如何如何强大，今天的金融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很快可以恢复，等等。这些人很愚昧。我讲美国在衰朽，着眼点根本就不仅仅是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可以拿来说事的现象而已。我们要有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社会生物学还真就可以帮助我们具有这样的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会生物学结合人类历史来分析，是我自己的观点。社会生物学家们谈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政治正确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也是不敢谈。我谈的这些，错了，责任全是我自己的；对了，功劳我也有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这还不仅仅是直觉了，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前景。



四、2008，神鬼莫测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不懂军事，不从竞争的视角看今天的现实世界，天天一张嘴就是“文艺腔”，很难说他们是有大目标的。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部级干部被“双规”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此人，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当时还有朋友说这位官员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盘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艺腔”这个词儿。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中国现代化100多年里，先是清朝的上层不高尚，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后来是国民党上层重蹈清朝的覆辙，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现在80后的说法：“文艺腔”太重。其实现在的官员学者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伤痕文学的启蒙，加上后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提前将土地出卖的财富积累，好像现代化就来了，上层和精英又开始“文艺腔”了。怎么看怎么有轮回的感觉，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286”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贯穿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文艺腔”，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从文学反思开始的。“伤痕文学”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文学热，而当时正赶上中国与美国联手反苏，西方文学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对西方文化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2%下降到1989年的19.1%），将原来30年为了打仗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机电加工能力转为“补生活欠账”的民用生产能力，又让文学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场能短期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释放。8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刚刚尝到甜头的人们并不满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现代性”的外国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国家开始用外汇大幅度进口，这无疑加大了这种文学热的温度。那一段时间，“文艺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应该说，当时虚幻的物质基础将“文艺腔”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社会如何记忆”，那本书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如果中国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准备重新开始时，届时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因素呢？是“两弹一星”的记忆呢，还是当下“文艺腔”的记忆呢？文化选择的主体永远是大众，尽管知识精英的偏好对大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太脱离实际，太没有骨气，能不被大众抛弃吗？看看前阵子源于希腊波及欧洲的“骚乱”，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砸了100多家银行？他们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年轻人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当下流行的“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层其实很明白，现在要把年轻人由革命记忆派生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动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开始讲起，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层意思经过那些把持着话语权人士的“文艺腔”一解构，就变味儿了，就完全失去了“技术含量”，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标”的年轻人又气又无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左右，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关于“文艺腔”，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力量”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我在这里可以举某些“文艺腔”们的一些毛病。比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讽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击中了“小右”们的“文艺腔”思维，我在这里引用几条：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因此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的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他说：“我咒骂古代人？我这叫勇而知耻！”你问他：“勇而知耻是反省自己，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为什么把诽谤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说：“祖宗对不起我们，祖宗害了我们啊。”你问他：“中国古代领先，现代落后，你为什么不向祖先请罪？”他说他没错。


　　他说：“唐玄宗纳儿媳，那叫乱伦。”你问他：“查里二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乱伦？”他哑巴！


　　他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还留着干吗？”你问他：“外国人保护古代建筑。”他说那叫爱心！


　　他说：“项羽破坏文化，野蛮！”你问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译法是亚拉里克）焚烧罗马，野蛮吗？”他不晓得阿拉力克是哪国人！


　　他说：“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细菌。”你问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么讲？”他说那叫保留营养。


　　他一会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知道羞耻！”一会又大骂中国的文化：“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虚伪！”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2008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大目标”或者“大目标”错了呢？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就已经很悲观了，他们深知中国不可能靠运气打赢一场战争，并通过胜利来完成产业重新整合以最终实现崛起。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如我们彻底失败一场，最终刺激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以一种悲观的态度讲，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知道什么是“大目标”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应该借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像苏联借助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那样，对西方国家的技术、设备进行“抄底”。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开放，年轻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年轻人可以通过QQ、MSN、手机短信，同时接收和处理信息，他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国有一个最新发射的导弹预警卫星D-23失灵了，它的意义在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国《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卫星正在监视咄咄逼人的中国导弹试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当老大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后来崛起的大国一定更愿意争取平等。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不可调和的时候，自然会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年轻人的心里有这种理念是自然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恰恰就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和大片成为暴力文化的最大输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发生的暴力袭击，那些年轻恐怖分子的打扮与这些人更年轻时美国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半条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游戏里的人也是用步枪和手雷，甚至那种拿枪的姿势都相似，这难道不是与西方接轨的结果吗？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所以，当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用导弹击落一个废弃的气象卫星后，网上的年轻人欢呼一片；当“神七”宇航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后，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也是那么的激动，你能想到他们的激动与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的激动是有差别的吗？他们的激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上，这里潜在的东西是一个中国与别人赛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不就是谁手中的枪厉害谁说了算吗？难道俄罗斯不知道发展经济重要吗？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当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价产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简单，你打不过人家，人家不讲理的时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走向是什么趋势？其实这是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自从1895年中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我们的海上安全界限就被划在了台湾海峡，现在的安全界限不还是在台湾海峡吗？可以说100多年后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当然现在年轻人都认为：之所以还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


　　其实这不仅仅是航空母舰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问我：中国要不要造航空母舰？我没正面回答，先请他们用简单的话告诉我航空母舰是什么。结果大多数人无法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更是一个对问题本质认识的问题。后来我就说，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爱好军事和历史的年轻人，马上就想到了前苏联在1929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苏联利用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完成了最重要的产业升级。按照美国国务院当时的报告，当时苏联有2/3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的技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没有利用那时西方的经济危机进行技术、设备抄底，根本无法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我记得不久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不起眼儿的新闻，称天水星光机床公司收购了法国一家数控机床81%的股份。就这么一条小新闻，网上的年轻人讨论了好长时间，兴奋了好长时间。其实这个动向与十七大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一致的，按说应该是一种统计文化与统治文化趋同的态势。说白了，年轻人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要想过好日子、舒服日子，没有军工产业的基础做保障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西方与中国未来博弈的关键点。西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有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费了那么大劲把德国、日本彻底给压倒了，俄罗斯也弄了个半残废，现在又来了一个马上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按照西方自己发展的逻辑，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没有战争准备。中国人口、资源、地形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以及发展经济的欲望和能源需求，也许恰恰是中国招来战争的天然条件，同时也是未来世界真正走向和谐的中坚力量。


　　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


　　现在美国与俄罗斯表面上有争夺，中国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可以超然事外，掩饰一下自己的立场，然后从中得好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可以超然事外的角色恰恰是印度。大国，特别是争过霸的大国都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就算印度将来是一只老虎，现在这只老虎还太小，而中国这只虎已经足够大了，不能再养了，虽然不一定马上杀了，但至少要限制吧？现在可以肯定，美国经过布什政府的一次“霸权大跃进”之后，一定会回归到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上了，而这背后必然要汲取大英帝国当年的经验。其实英国人非常重视印度，英国人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据说英国人认为印度教是可以与西方宗教融合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冷战期间就认为，印度在整个西方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摩擦确实非常值得关注，原来我们认为冲突远在中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就是石油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们最关键的西线，我们肯定不能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残。同时，从长远来讲，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学者说这就要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了，其实这也是白说，你再有智慧没有实力也是白搭，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都知道，实力就是你在周边有遏制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一旦有冲突，你有能力派驻维和部队，让双方谁也不敢动。可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2005年，美国不仅不顾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单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甚至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与印度签署了联合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向，这不是明摆着要在中国后腰上遏制中国吗？要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那些国家再怎么说也不是核国家，可印度是核国家，而且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邻居，印度要抢占核优势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计划，到2030年印度将制造300多枚核弹头，而且美国一旦按照协议与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学家不仅可以接触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术，而且很可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浓缩铀的技术。一旦南亚地区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国的力量将被大大牵制：在东部，海军力量无法突破台湾海峡和美国、日本控制的第一岛链；在西部，有正在美国支持下的核大国印度，你怎么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呢？更何况，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独”势力到时候又会怎么表现呢？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内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尚有科技存量，因此美国的经济还会振兴。可是我追问了一下是什么科技存量，他们都说不清楚。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科技存量就是军事科技，当年要真有可以拉动经济的科技存量，美国这么精明的科技立国的国家，一定不会在科技泡沫破裂后，又回过头去玩房地产。下一次科技存量的积累是不是要靠战争拉动呢？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次战争最好不是美国参加的战争，最好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的国力无疑是最佳选择。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为此我问了一些人，他们有回答是中国和日本的，也有回答是中国和印度的。我认为，目前来看前者的可能性小于后者的可能性。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大问题。如果按照上面的两种假设，那么我们战场建设和应对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向东南沿海倾斜，改为全国均衡布局，同时加快我们的中西部建设。而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希望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要有所准备。比如在我国的西部，现在基础设施与东部的经济接轨还有待加强，才能进一步为我军在西部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保障。而这可能会牵扯到西部的国土整治问题，包括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的尽快实施。现在，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无论是地方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一种阻碍。但是国家如果从安全的高度去审视这个问题，从战争准备的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还是最近因孟买恐怖袭击制造的印巴紧张局势，都表明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观点：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但是就中国的军事变革和国防建设的状况看，我们绝不能轻言战略主动权在我们这边。台湾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的经济财富集中在东南沿海，也未必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我们毕竟面临着最强悍的外国军事存在；在西部虽然我们面临的军事存在相对较弱，但是毕竟是两个核国家的对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就不是小问题。况且我们在西部方向的驻军和作战条件相对较差，这会对我军作战效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国内要求打击巴基斯坦的声音很大，而巴基斯坦一位核科学家萨马尔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此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因为在“9?11”后，美国和以色列就准备了一套劫持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计划，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还一时脱口而出说了如果巴基斯坦袒护本?拉登，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可以试想，如果奥巴马上来针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巴基斯坦的局势会非常微妙，中国又是与巴基斯坦军事技术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核弹头大约50枚左右，而且在1998年5月核试验中，氢弹技术还没有实现，可以说与中国差一个级别。但是美国2006年与印度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后，印度极度缺乏的浓缩铀技术可能会得到帮助，印度自己的计划也是在2030年生产300～400枚核弹头，应该说印度试图与中国实现一种“核平衡”。


　　在印度孟买遭到恐怖袭击后，12月4日，一个印度裔美国人专门在纽约的国际分析网站上写了一篇《中国与巴基斯坦：一个邪恶的核联盟》的文章，声称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特别是在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核协议后，中国马上与巴基斯坦签署了1994年搁置的核电合作协议。这种声音是美国解套金融危机、培养消耗中国国力的战争代理人的信号。所以我们要有长远打算，要从危机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就能遮盖过去的。人家与你是竞争的关系，怎么会等到你所有崛起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干扰你呢？台湾的问题实际上比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更复杂了，可以说马英九是中美“连体婴儿”经济的产物，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或者好转，中美这种“连体婴儿”经济都会变化，进而改变中国的安全环境，或者东边，或者西边，中国崛起的和平环境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说比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完成工业化试图实现崛起时更加复杂了。虽然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是本质上绝对不会变化。在这里战争因素占多大比例？遏制战争的成本有多大？我们的实力准备、战略布局是不是从一个长远的目标上去考虑？这些都需要我们抓紧时间应对。


　　最后我还想回到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虽然超女超男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关军事的节目也很吸引人。比如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台永远是收视率第一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至今也没有得过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关注》，只要一播出军事题材的节目，收视率就上来。尽管这些节目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可见军事问题在民众中是有很大关注度的，或者说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文化变迁的走向，把加强国防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结合起来呢？2009年中国将进行大阅兵，同时要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搞一个纪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些军事迷组成的网友群，他们定期聚会搞活动。比如有一个军事迷组织，他们最近拍摄了一个DV，名字叫“1979”,以纪念自卫反击战中死去的军人。情节很简单，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军装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然后一个个地离开，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了，寓意着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国的南疆了。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编辑，但是在拍摄的时候都流泪了。这些年轻人在各个网站上维护着中国军人的荣誉，本质上他们是渴望高尚，渴望升华。其实，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整合年轻人的这种渴望是国家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布什在任8年期间不断强调清教徒式的东西，不就是希望美国的年轻人按照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大战略，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一步夯实吗？但是小布什这次确实高估了已经从壮年走向老年的美国实力了，玩大了。


　　那中国呢？说实在的，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老年化社会也在逼近中国，再不确定一个“大目标”，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去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博客，认为这样做成本过高、有些操之过急，网上有些年轻人不理解，骂我胆小。其实我一点也不生气，我特别理解年轻人希望自己的海军走出去，为自己的商船队护航。这与1840年后中国人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受的窝囊气确实有关系。后来我在一篇介绍一本书的博客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当时我写道：中国海军去索马里护航，从地理上看，确实算是“远洋”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海军战略，这个“护航”就是个临时举动。因为如果没有远洋的战略指导，从配套的后勤补给体系建立到舰船的设计，再到相关的海外中国企业和侨团的配合，肯定是一笔“乱账”。不过中国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干了再说。可是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不是更应该尽量先设计战略呢？因为你毕竟是比别人走得晚，要赶上人家，就更要设计。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把财富都集中在了东南沿海，不仅海上没有考虑安全纵深，就是陆上，也把该有的防空设施都让给房地产开发了，等着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闹起来，才想起从俄罗斯引进海军装备技术，在引进、消化过渡时期，只能靠二炮的战略导弹顶着。由此可见，有长远战略规划多么重要！一个国家任何时期都不能没有大目标。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护航前，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被西方盯上了，抵制奥运会的理由很大一部分是苏丹问题。1985年美国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名字叫“闪电行动”，内容是苏军入侵捷克，于是美国派特种部队与捷克游击队配合打击苏军。现在美国又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叫“武装突击”，内容变了，游击队变成了苏丹人民解放军，虽然对手没有说是谁，但是所有人都能猜出来是中国，因为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和一系列产业在苏丹。中国在那里的石油利益是众所周知的，而相关的配套产业集群在苏丹、安哥拉建立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为非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优于西方后殖民的模式。这与奥运会期间一些人以苏丹问题为理由抵制没有关系吗？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如果没有大目标的准备，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很高。中国这次派了军舰，美国、日本、韩国就马上跟进了，就是台湾也完成了图上作业，最后认为没有办法完成补给放弃了。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去非洲，无论从利益上看还是从重塑世界秩序上看，都是对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潜在的挑战。如果中国不去非洲，无法解决能源、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多年的市场经济已经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你让不让9亿多农民进城？让不让他们的孩子享受那种在电视“村村通”工程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不让，你的政权合法性都成问题了。如果让，你的铁矿石、石油从哪里来？你的制造和贸易附加值那么低怎么养活进城的农民？再退一步，就算城里人不关心农民的生活，但他总要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吧。当他知道他在非洲的投资要出问题时，他怎么想啊？其实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以避免，就要早早设计，如果不设计，等出了事再行动，那才是真正的“义和团”。以中国民众目前的教育程度和60年的建设经验来看，中国是应该有能力设计大目标的。


　　这次经济危机就看出来了，有关金融的所有机制、体制都没有变，除了奥巴马给美国底层说了点儿空头支票一样的漂亮话外，所有帝国大佬、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根本不想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太想维持和延续原来的舒服日子了，想就这样慢慢混过去，这可能吗？在这期间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持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其实中国也不是不想改变这种模式，从2002年开始，中国在官方的各种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口号，但是原来发展的惯性加上利益集团的阻碍，这种改变是异常艰难的。但是到了2008年，出现了很多的转折迹象，无论是“奥运火炬事件”，还是后来的金融危机，真是巧合了，有一种天意让中国催生出大目标的机会。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出了“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会更平衡”这样的话，中国无法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秩序中放弃伟大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但是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又是一个来自外部环境的引爆点。总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一语道破危机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中国有很多人说美国非常强大，强大得不得了，到今天他们还在这么说，这些人既包括右派，也包括左派。右派非常高兴地说，美国还是这么强大，一点事都没有。比如前些时候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市的计划，那么他们会说你看美国政府、美国人民还是能够做出适当反应的；如果没有通过呢，他们也能有一套说辞，说你看这是民主的胜利、宪法的胜利。不仅仅是右派、左派，还有很多民族主义者，他们也非常畏惧美国，他们对美国的形势也认识不清。他们说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阴谋，是来套中国和其他国家钱的，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钱套进去以后，美国什么事都没有。很多左派、民族主义者都这么看的，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美国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牛。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的缘由很简单，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人说的那么复杂。人世间的很多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一些人就喜欢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没什么真知灼见，想冒充有学问有思想；第二，想把人往错误的道上引，从中取利。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里也包括交换，生产出来的东西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还是不够。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灭，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是没有的。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先说抢，美国不但抢了，而且还抢得很多，但是它抢的效率太低。为什么抢得这么低效？我认为是想抢又没有胆子。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充分体现出来了，一个美国兵一年要拿走几十万美元，装备要几百万，就这么花钱。


　　就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摆不平。当然自由派会讲，那是美国太仁慈了。要是真仁慈就不会去抢，真仁慈就不会躲得远远地、十分安全地，像玩游戏一样杀死几十万平民。抢的效率低，得不偿失，缺口还是补不上，剩下的一招就是骗了。怎么骗呢？利用金融工具，就是所谓货币战争。骗，这个事短时是可以的，长期一定不行。


　　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现在美国老百姓说是那帮商人骗他们，而且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华尔街的那帮人是贩毒的，我们是吸毒的，吸毒的是受害者，最多进戒毒所，而贩毒的应该判刑。这是我看到的美国老百姓很普遍的言论。但是讲老实话，他们也不完全是上当，就是想不干活却能住大房子。


　　美国社会确实衰朽了。宋晓军说过：美国精英对美国力量的感觉，跟它的真实力量不相称，结果是抢的时候力不从心。打个比方，我这个老头看到一副哑铃，我年轻的时候举100下问题不大，所以现在也去举，可一下就把腰给闪了。


　　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我有必要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样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做“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只要看一看那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为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各国那么多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对于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要我说，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像是你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到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与制造业的繁荣极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明争暗斗的道理讲清楚，英国人则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这里也要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也同时能够从金融市场上博到钱，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一把，中国有些个人可以发大财，但我们这个国家是输定了。除了缺乏打金融战争的能力和经验外，我们也缺乏对我们的那些“金融战士”的监管能力，制止不了他们花公帑而赚私利。


　　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受那些“金融战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上的，他们在忽悠我们去继续打这个“金融战争”，好让他们发更大的财。对于他们，我们应该问一问：你们过去的成绩如何？你们输掉了多少国家的钱而发了多少私人的财？凭什么我们这次就可以相信你们了？这些台上的“金融战士”我们不妨称为“饱鬼金融战士”。还有一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下的，他们也在忽悠我们继续打“金融战争”，只是我们说那些“饱鬼金融战士”不行，莫非换他们就行了？我认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是“饿鬼金融战士”，他们上去很可能比“饱鬼金融战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可以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些。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偏激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说实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战士”对人类更有贡献：她至少娱乐了我们。让“金融战士”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腐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的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工程师、保卫祖国的人、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其次应该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艺人、农艺师、教师、厨师，以及优秀的演员、运动员、作家、编辑、记者等，因为所有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比所谓的“金融战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们又错误地学习了美国。


　　我们再不能听那帮“金融战士”忽悠了，不管他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不管他是饱鬼还是饿鬼。听他们忽悠，几十艘航空母舰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我们的空间站和登月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上千万套家庭的房子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几亿农民一年的收入忽悠没了。


　　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金融市场的存在。金融市场存在的原本意义并不是赌博，而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这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然而，从据说是最为“发达”、最为“规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前进榜样的美国的实际情况看，金融市场并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它所起的实际上是劣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把钱投到了不该投的地方去，金融市场成了一个骗子横行的大赌场。金融市场还要存在下去，但必须做大的改革。比如说，必须大大减少金融产品的种类，只保留一些对于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最必要的部分；必须大大减少房贷的中间环节，只允许社会上分散的资金存到银行，再由银行贷给买房人。


　　走重生产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回归实体经济，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健康经济之路。但美国恐怕走不了，而我们走得了，因为美国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世界上的一些教训。首先是冰岛。一直到1973年，冰岛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都属于发展中国家，80年代靠玩金融突然发了（类似于中国那些非法集资案），2007年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一位——这个联合国也是尽瞎掰。它的人均GDP是五万美元（当然是破产前），比日本还高出很多。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它不堪一击，国家破产，所欠外债相当于其GDP的七倍，也就是说，即使它能像原来那样骗钱（这根本就不可能了），也要骗上七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债。英国许多人，甚至政府部门如警察局，都被冰岛骗取了巨额财产，所以英国援引反恐怖主义法案冻结了冰岛的资产。


　　然而，英国自己也步了冰岛后尘。最近英国自己传出的消息是英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冰岛，也要整个国家破产了。这个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英国比冰岛还是强太多了，但出问题的性质还是类似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今日英国，唯一有点活力的地方就是金融业，这总是不行的。


　　历史上的罗马就是典型的靠骗靠抢而不生产的例子，其最终结果所有人都清楚。罗马到后期也是老黄瓜，也没办法，最多是出点文化而已，所有的生产都是国外完成的，到罗马港口的船只满载而来，空载而去。美国还没老到罗马这种程度，毕竟还在生产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我们的电脑的关键芯片还是美国生产的。而罗马不生产物质的东西，只生产文化，这就到了衰亡的边缘了。现在又有一群人说文化产业有多么多么重要，用文化产业挣钱才是最牛的。这其实也得打一个问号。当你只能用文化产业挣钱的时候，你也老得差不多了，也快死了。当然这还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你前面如果没有嫩黄瓜这一段，没有朝气蓬勃的制造业这一段，也轮不到你能用文化产业挣钱。一定要有非常辉煌的制造业的硬的一段，才能用文化产业来挣钱，硬完了才能软，先有了硬实力才能有软实力。但是真到了硬的被架空了，就剩下软的时候，也就快死了。我们看到罗马后来的结果如何？你只能生产文化，不能生产物品来，早晚会形成一个大缺口，怎么办？还是要去抢。罗马的情况当然比今天的美国还要糟糕：最后罗马自己的公民不愿意去抢了，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怕死，怕苦，怕累，连抢都得靠外族雇佣军团去抢。最后外国人说我干脆把你罗马抢了得了。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用这种赤裸裸的，直白的语言把经济学的道理讲清楚。


七、把住强盛大国的命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当然也波及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然而，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不同，很多边界条件都是相反的，而这些边界条件使得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认识不清，则可能使我们自己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完全清楚，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会招致一些愚昧之徒的大骂，但我如果因此而不敢说，国人因此而对这样一个机遇毫无认识，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以中国目前从上到下都崇洋媚外，从上到下都被西方人吓破了胆的状况，中国不可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遇，但多少给他们吹一点风，或许还是有所助益。


　　凭什么你美国人不降低生活标准


　　在这次经济萧条中，西方国家纷纷出台救市措施。纵观所有这些救市措施，都没有超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边界条件却与罗斯福时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为什么说现在它们的边界条件与罗斯福时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罗斯福时期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那时的美国是真正的有钱不会花；其次，那时的美国是全世界的债主，全世界都欠它钱。好了，从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的这些边界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与之有多么的不同。在分析这一次的经济萧条时，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触发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绝对不是美国人有钱不会花，而是把钱花冒了，美国欠了外国人巨额债务。所以，今天美国的情况根本不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给能力。


　　原本，假设不存在结构刚性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惜贷等，是调节其有效需求过高的市场杠杆，将其有效需求降下来，使其靠拢美国的实际生产能力。问题在于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都是存在着结构刚性的，减下来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进口的产品和劳务上面，它一定会伤害到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使得美国原本就不足的生产进一步减少，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计划，力图恢复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然而，结构刚性在这里还是要起作用，黄纪苏在《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Faber）的调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结构刚性问题：美国人消费，最终获利的竟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生产确实在走下坡路了。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如果想恢复对于美国产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就必须同时也扩大对进口的需求，而这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对外债务，使得原来引发经济萧条的把钱花冒了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人，也有一部分美国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政府不用怕赤字，因为赤字是美国自己欠自己的钱。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否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美国欠外债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意思是干脆就是不还别人也拿他没办法。我倒是看到多数美国网民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欠了别人钱就是欠了别人钱，不能花言巧语说是欠了自己钱。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做道德评判，仅从利益出发，美国怎么可以指望外国，比如中国，傻到永远为它把钱花冒了买单呢？如果有一天中国拒绝买单了，就算原来欠的债它可以全赖掉，只要这个需要外国人永远输血的结构没有改变，美国赖账以后又怎么办呢？看来，美国和中国一样，朴实的老百姓永远比高深的经济学家更诚实，也更正确。


　　那么，罗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等今天的实际状况，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正如我们在操持家计时体会到的那样，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永远是好解决的，而把钱花冒了的问题是非常不好解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有解，那就是美国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费和工资都降下去，这样就可以降低美国自己的产品价格，调整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进口产品和劳务上面。其实，美国政府官员一个劲地吵吵要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是这个意思。然而，问题并不全出在中国政府不肯调高人民币的汇率。首先，美国人能够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吗？要知道，他们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卖给他们的便宜货，来自于中国借给他们的钱——他们却还在那里对中国骂骂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则美国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事情就这样了。要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不算解，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简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经济萧条，从紧急程度来说，比上个世纪30年代那次要轻些。但是，当时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来势那么凶猛，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经济规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实当时的情况要比现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则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所以，它病势虽缓，却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及相对生活水平都会持续缓慢下降，除非出现天崩地坼的情况，如战争等。


　　并非绝对的双赢：过高估计对手也是取败之道


　　我们只要一说西方也存在着问题，无论我们再实事求是，再保守，都会有一群“奴青”或认识不清的人跳上来认为你是“义和团”，你“无知”，这已成为中国从上到下各类人等判断局势的最大误区。


　　我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这种分析，肯定会招来很多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右派甚至左派的谩骂。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幅由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制作的世界各主要银行市值缩水图。我的本意是给博友们提供一点信息，因为这幅图制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评论。但就有那种我称之为“奴青”的人蹿上来了，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中国的不足，为西方主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具体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网上的“奴青”附和。看上去，他们使用的说词非常符合中国的“满招损，谦受益”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传统价值观，似乎应该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其实，问题是严重的，并且是明显的：过低估计竞争对手，过高估计自己，固然是取败之道；但过高估计竞争对手，过低估计自己，也会使自己垂手丧失最为宝贵的取胜机遇而最终归于失败。只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反观中国，与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是真正的生产能力过剩，同时，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的债主。简单的说，中国现在的边界条件与80年前的美国恰恰是类似的。所以，对于中国因受出口市场不振影响而产生的经济萧条，使用罗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美国一样，是个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这其实是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到冲击较大，据说2009年春节之后，未找到工作的民工达两千万之多，是原来估计的两倍。这个情况可能又会被有些人用来说明中国的情况实际上还不如西方国家，中国的状况有多么可怕，等等。其实，这个状况绝对不是不可以解决的。中国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项目，同时改善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等罗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出口产业剩余下来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术工种，转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什么不适合。实际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中国的基础设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我们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我们甚至会发觉，现在的条件比世界经济萧条之前还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上涨的原材料，现在突然便宜了下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80年前的美国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时的美国没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技术壁垒，甚至德国人自己犯糊涂还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赶到了美国去。而中国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封锁是十分惨痛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中国拿出钱来拯救他们，另一方面却坚决不肯向中国转移核心技术，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刻骨敌视。但既然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存底，西方国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完全不转移恐怕也由不得他们。


　　关于目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需要破除的神话，就是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西方经济不好了，中国经济也好不了，所以，中国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西方人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一点，那个发明了“中美国”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庆，就认为“中美国”终结了。为什么他去了重庆一趟就明白了呢？因为他看到了重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白了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的市场，只要依靠自己的内需就可以为自己的经济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动力。可惜的是，由于多年来崇尚外国，依赖外国的思维已经成了中国从上层到下层的定势，这一点中国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觉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庆这样歪打正着。


　　按人均计算，中国目前比西方国家还要穷得多，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比西方国家落后得多，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来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经济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根本不用怕什么海外市场的萎缩——海外市场有效需求的减少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政策来创造出有效需求。中国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给，但在今天的局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用不起这些原材料了，我们就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也意味着我们用不着出口那么多的东西就可以换回这些原材料，所以，来自海外市场的钱少挣一些也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形势对于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吗？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够力度，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维持得更久一些，对于我们还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为什么要去拯救对于我们抱有如此刻骨的敌意的西方国家？以目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体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们必须具体事情做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这也就只有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则多不认为和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包括那个发明“中美国”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嘛。


　　上述的这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力量关系，会是一个常态，除非它被国际贸易、被军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断，比如说，我们的海外原材料供给被战争切断，这个时候，力量的对比就要看军事，而不是经济了。


　　产业升级的最不利条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


　　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产业技术落后上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谋取生存保障，中国实行了工业现代化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由于“文革”而被中断，真正实施的时间很短。除了在少数有关军事工业的领域，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在整体上仍旧是非常落后的。“文革”之后，中国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赶超战略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放弃赶超战略，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产业技术落后的局面改观缓慢。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技术落后不是问题，我们只要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从市场上挣到钱就可以了。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后劲这个纯经济的角度说，还是从国家安全这个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进的产业技术，其生存环境永远都不能算是安稳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时时牢记产业技术这个命门，抓住机遇，实现其大步升级。


　　那么，我们现在要搞产业技术升级，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整体还是在缓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数部门异军突起的那种情况，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处于更有利地实现产业技术起飞的地位上了（所以，我并不完全同意那种完全否定这些年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技术基盘，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条件来承接更高端的技术，这是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封锁，这种封锁，在相对低端有所放松（他们需要我们的劳动力干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术转移过来），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认为，这次西方国家所遭遇的经济萧条，将使得中国在迫使他们转让技术方面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有必要认清他们在今天所处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比如英国人，他们今天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脱困，话都说得十分谦恭。但光说谦恭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表达善意，这主要就应该体现在转移技术方面：我们手里有现金，有大量的现金，可以通过买你们的东西来帮助你们，但我们不想买你们那些除了满足一小撮暴发户的虚荣心什么用都没有的奢侈品，我们就想买你们的技术，如果你们不卖，那就说明你们非常敌视我们，我们还怎么与你们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企业乃至个人会有更强的动机向中国转让技术。我实在不明白，中国的那些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到华尔街去“抄底人才”？那些只会赌场中的几招手艺的骗子！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人家的赌场还开不开？怎么开？那些手艺还用得上？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请这些骗子回家有什么用？抄底人才应该去底特律、西雅图！去招那里的工程师。再不济，就算招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回来，给我们随便讲讲人家的工厂是怎么做的，也比招华尔街的那些骗子强一万倍。更何况，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对我们没有那么敌视、现在也陷于困境当中的俄罗斯，它至少还有一些军事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听说它现在已经降低了门槛，愿意转移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今天我们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他就有这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这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作为原来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也作为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们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这位航天工程师的意见。中国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说西方的科技有多么多么神秘，我们多么多么不行。我承认，这种被外国人吓破了胆的心态有着它的历史经验基础，那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学、盲目浮夸的历史。但我今天说科技并不神秘，我们中国人是能够搞的，与那种盲目浮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么一批废物“精英”，一听你说中国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归到“义和团”里去。


　　其实，就算西方不转移技术给我们，以我们现在每年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完全可以组成一支极强的科技大军，来实现产业技术的大踏步升级。我们现在跟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跟踪的是有很大后发优势的：你至少已经知道哪个方向是能够成功的，哪个方向是不能够成功的。当然，跟踪也有后发劣势，那就是市场问题。然而，现在中国的手里有着大量的现金，有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补贴科技研发，将其作为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的一环，用不着去考虑短期的市场回报。


　　科技上的东西确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资源投下去，假以时日，就能搞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腐败严重，把资源投下去，只会助长了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首先，这样说的人并不了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腐败也是相当严重的。科技领域易于腐败，植根于它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制止科研领域的腐败，但这绝不能作为我们不往科技领域大规模投入的理由。更何况，对付科研领域的腐败，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现之后的严刑峻法。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事后的严刑峻法比事先的防范措施更有效。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当今之日，西方经济萧条，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而中国恰恰需要启动内需，需要安置大学毕业生，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我知道，由于我们从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碍，我们不可能完全抓住这次机会，但我在这里说说总比不说好，也许有人听我说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点机会呢。




八、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不愿意向别人借钱，然而这几年情况有很大改变。前几年，我遇到一个杀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平时接触也不算太密切，有一阵子不见了，偶尔遇到。据说他在搞一个大工程，眼看就要发大财。我是衷心希望我身边的朋友都能发大财，万一哪天我缺钱的时候，找人借钱不是更方便吗？过了几天，该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手头临时缺几千块钱，问我能否救个急。巧了，我刚发工资，看他时间分寸掌握得多好。朋友有困难暂时帮一下也是应该的，于是我说：过来拿吧。几千块钱借走了，接着两三年就没了消息。其间偶尔打个电话，放不下面子，没好意思提还钱的事情，几千块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知道对方还在北京，还在搞大工程，忙得很，不便催他，但是心里总是不舒服。


　　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正巧遇到他也在请别人吃饭。打了招呼后，双方的客人互相介绍一下，我动了个心眼，对大家说：今天本来我请客，居然遇到一个替我买单的。该朋友有点不好意思，趁其他人看不见的时候，悄悄还了我一半。


　　如果借钱的数量再大一点，比方说几万、几十万，对方如果不还，估计要上法院了。我常对人说：如今借钱给朋友，最终结果，要么钱没了，要么朋友没了，当然也可能两者都没了。但是，如果借钱数量再大，几百万、几千万，即使朋友没了，也不能让钱没了啊！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伤感情不说，打官司的结果无非是冻结财产，拍卖资产，目的就是要把钱讨回来。但是，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借的钱，数额巨大，而且超过了他的所有资产，拍卖干净都不够还债，怎么办？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向银行贷款的人不少，假设你向银行借贷10万，如果你不还，银行会采用各种手段逼你还钱，上法院、查封、拍卖等等，直到把你的资产变成钱还给银行。但是，如果你向银行借贷10亿，你的资产全部拍卖还不够10亿，银行会怎样？实话说，这时候你就是老大。只要你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劲头，银行恨不得派保镖天天跟着你，生怕你哪天被人害了、跑了、自杀了。银行会给你说好话，求你即便不能全部还，哪怕先还一部分也好。如果这时你对银行说：再借给我1个亿，否则我不能赚钱还你原来的10个亿，说不定银行也就答应了。所以，在现代社会，借钱这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借巨额的钱。借小钱被人看不起，而借大钱，一直借到自己根本还不起，你就是英雄，就是人才，你就是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当今美国正是如此。


　　美国到底欠了多少债？《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一篇署名钮文新的文章《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给美国的债务算了一笔账。该文介绍说，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万亿美元。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而美国事实上已经达到81.6%。当然，在国家债务率上，有些国家比美国更高。这篇文章引用其他人的话介绍说，美国实际上的债务比这要多得多。美国某基金会总裁大卫?沃克尔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什么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如果摊到全世界头上，平均每人欠债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人一辈子都赚不到9000美元。


　　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该文介绍说，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6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已经破产了。


　　那么美国为何没有破产？这就是前面说的，当今社会，要么不借钱，要么就狮子大开口，借得别人不敢让你破产。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无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让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元，其他国家不得不掌握了大笔美元债权，如果美国破产，其他国家也将跟着一起破产。因此，美国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美国如何能够做到绑架全世界？因为它有巨大的武力，逼迫全世界不得不共同接受美国的借条——美元。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比喻为一个集贸市场，美国就好比这个市场上的黑社会老大，他给每个摊主打白条，拿走别人的东西。人们也许相信他能偿还，他有时也确实偿还一点；人们也许不敢不收美国白条，因为他说不定就动武，这个集贸市场没有强大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公平的法律，美国作为黑社会老大左右了这个集贸市场。如今，每一个摊主都明明知道，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已经无力偿还全部美国白条，眼看着美国白条即将成为废纸，但是，人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暂时护着他。


　　一些人总是说，只要学美国就能强大。其实不然，理解了美国赚钱、抢钱、骗钱的方式，理解了美国绑架全世界的方式，就该明白，美国是学不来的。跟着美国学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最多做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小跟班、小马仔，帮着它一起欺负人，分一点甜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把集贸市场做得更大，美国打白条拿东西的对象更多。


　　那么美国的这种寄生虫的生活方式能持久吗？


　　寄生虫以消耗寄主的营养为生。当寄主摄入的营养大于寄生虫的消耗，问题暂时还不大。如果倒过来，寄生虫的消耗大于寄主摄入的营养，寄主将日渐消瘦。如果不及时治疗，不及时清除消灭寄生虫，寄主最终会死去，到那时，寄生虫也会死去。美国就是这样的寄生虫。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世界经济的癌症，我们说不清现在属于中期还是晚期，因为这种病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早已不是初期。动手术是必然的，大难不死是幸运的。即使侥幸保住性命，美国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怎么来吸取教训？比方说，知道美国是因为抽烟而得了肺癌，那么其他国家就该戒烟了。学美国，某种程度上说，知道美国是怎么死的，就不要再像美国一样。为此，人们应该感谢美国的舍身、献身精神。日后，人们会长期缅怀美国作为反面典型的贡献。


　　说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他的没出息，是因为他没有借好几亿的钱。他借不到好几亿的钱，是因为他没有像美国一样有绝对的武力，让别人不敢不借。所以，他弄得名声不好，不像美国，反而成为一些人无比崇拜的对象。


      九、打 倒拳王，打碎拳坛：建立新秩序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


十一、我们的拷问：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全球变暖领衔的环境话题无疑将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忧心忡忡日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然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只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例如，最近报道的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大规模消失，以及中国山西的污染等等，都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劲头。


　　西方媒体最近报道说，巴西亚马逊雨林近40年消失的面积，超过450年殖民地时期消失的面积。言下之意，发展中国家现在大规模地破坏生态，造成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反过来看看我们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得多好。美国某著名杂志将中国山西天空污染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同时大力炒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于世界第二”的消息。这两个报道内容都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个事实背后的原因。


　　以巴西为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消失，主要是用来种植以大豆为主的农作物造成的。在巴西被砍掉的树木中，木材50%销往美国，28%销往欧洲；砍掉树木以后种植的大豆，50%销往欧洲；还有一些土地被用来养牛，牛肉53%销往欧洲。换句话说，亚马逊雨林消失的最大获益者是西方国家，是因为他们的享受，才导致亚马逊雨林的快速消失。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参照是，美国目前在本国探明的煤矿和石油，大多不开采，绝大多数用其他国家的。他们的环境当然保护得好，可那是以牺牲别人的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发达国家在指责中国的环境污染时，日本却大量进口中国的煤，储备起来以备不虞之需。而且他们只看到近几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却不说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直到几年前，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前5名、前10名都是发达国家。如果计算一下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总量，70%以上是少数发达国家排放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巴西，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地的人们牺牲环境发展经济都是为了过上富裕的日子，而这个富裕的榜样就是发达国家。因此，当发达国家一再标榜他们自己多么先进、多么文明的时候，又反过来指责发展中的国家试图把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举动，就显得很不厚道。虽然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但是，首先，开发现有资源是最快的致富方式，发达国家如此强有力的榜样，必然让落后地区的人们寻找最快的致富捷径；其次，落后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也是照搬发达国家以前的方式；第三，落后国家牺牲自己的环境，开发的资源大多也是被发达国家享用。


　　我曾经见过一张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地球的夜晚到处灯火通明，最亮的地区都在发达国家，他们极大地消耗着、浪费着地球的资源，却指责别人试图变成和他们一样。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前不久，发达国家在全世界面前作了一个秀，先是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关掉造型效果灯光5分钟，然后很多城市也关掉照明灯光5分钟。这种做法除了具有大喊一声的效果，还有什么用？他们愿意像落后国家的人们一样，住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吗？他们愿意自己城市的夜晚像非洲一样黑暗吗？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这个榜样根本不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普适的价值。如果中国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都过着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的生活的话，这个地球的资源绝对不够。有人计算过，那将需要5个地球。因此，落后国家环境的破坏，一方面有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强行提供的错误榜样。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资源高消耗的方式，在他们发展的初期，应该说，也没有意识到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而现在，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明显。


　　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是一个大发明家，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爱迪生还办过电力公司。爱迪生坚持给居民供应直流电，只是后来被交流电淘汰了。其实，爱迪生的很多发明都是为了他的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的发电厂建成后，如果仅仅只是照明用电，居民只会在晚上使用，白天的时候，发电厂的机器没有使用效率，变相增加了成本。于是，爱迪生的一大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发明可以在白天用电的民用电器，例如留声机。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些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他的指导思想在今天看来却是错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指导思想延伸到现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夜间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背后就是电力公司希望大家多多用电，它才好多多赚钱。因此，灯光也不只用来照明，更多是用来装点，这完全是一种浪费。这种方式现在也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背后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白天睡觉晚上享受夜生活，已经是发达国家带给世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改掉？以前世界各地销售商品的商店规模都很小，自从美国建起了大型商场，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必然的模式。大型商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也是因为电力照明的原因。如果没有电力照明，大型商场里面就会很暗，而且大型商场提供了豪华的空间和舒适的环境，这些都是小商店无法比拟的。虽说大商场增加的巨额成本可以从高利润里赚回来，但是，毕竟它的方式就是以高消耗为前提。而发达国家大量的一次性产品更是这种高消耗的典型，这类高消耗的物质享受生活方式，即将彻底毁灭中国人几千年养成的节约习惯。


　　所以，当全世界的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发达国家不应该指责落后国家破坏环境，而更应该反思他们自己给全人类树立的生活榜样。仅仅在食用油这一项上，美国人均消耗的水平就是中国人均的四倍。在人均能源消耗上，美国也是中国的四五倍。发达国家有什么权利不让中国人像他们一样使用能源？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减少自己的能源消耗。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应该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为榜样。比方说，现在很多房子都和美国一样，落地门窗，玻璃外墙。其实，玻璃的传导性很强，外面的冷热很快就会影响到玻璃墙的里面。这种房子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用大量的电力来运转空调，使得在玻璃房里面的人，既可以享受外面的风景，又不会受冷热影响。而在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是只有南方炎热地区才会有大窗户，北方的民居窗户一般都很小，就是为了提高自然保温效果。这种习惯，现在已经被高消耗电力的空调生活所代替，另外还带来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的结果。


　　当全世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发达国家希望亚马逊地区能够更多地保留热带雨林，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氧气，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但是，如果巴西当地人不砍树，世界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难道要他们继续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吗？2008年度，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共盈利452亿美元，平均每天1亿美元以上，创美国企业史年利润最高纪录，这恐怕也是全世界企业历史上年度利润最高的。它的这个高利润，一方面是石油涨价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鼓励能源消费的结果。


　　面对发达国家已经树立起的资源高消耗型的生活榜样，再加上发达国家时时处处都在宣扬自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落后国家再宣传要环保、要节约，哪个力量更大？在现实的享受面前，人毕竟是自私、短视的。因此，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环境问题，首要的就是放弃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的榜样。发达国家能从自己做起吗？



      十二、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十三、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空话连篇的“美式八股”


　　一个网站的编辑想让我评论一下奥巴马的新书《我们相信变革》。他把书都寄来了，我也只能顺手翻翻，好歹写篇评论。好在这本书看上去不薄，其实没有多少字，很快就能翻完。坦率地说，这是一本满篇空话、胡吹大气、让人不堪卒读的书，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窗口。


　　这本书的上半部是奥巴马的施政方略，下半部是他的八篇竞选演说。我们老是说中国式八股空话连篇，没有内容，可这本书还不如咱们的呢，他除了吹牛还是吹牛，实质性内容甚至不如咱们常拿来开涮的“动员报告”。他在这本书里，全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许诺，要给老百姓这个，要给老百姓那个，可全都是口号，我看不出任何可操作的可行性。他甚至说：美国到2050年，要减少碳排放量的80%。这有可能性吗？有！一是在此之前人类已经把石油用完了，没有什么碳可以排放了；二是打核战争了；也有可能是二者一起来了。如果不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变，美国到2050年碳排放量能够做到不增长都难。可奥巴马把这些告诉美国人民了吗？他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了，到2050年，奥巴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了，现在就随便吹吧。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我记得晓军曾给我打电话说：中国国内那些亲美媚美派，在奥巴马当选的问题上已经分为两派，那些虽然亲美媚美，但和美国尚无血肉相连的感觉，或者见识较浅的人，都在欢呼奥巴马的胜利，可是那些已经真正全身心地效忠于美国，与美国血肉相连，有比较有见识的亲美媚美派，却都在因奥巴马的当选而替美国担忧。我看这些真正效忠于美国的中国人见识倒还是有的。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国内确实一片欢呼，我也看了中国电视，中国专家们也是一片欢呼，都认为美国很多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对此我实在是深表怀疑。要解决美国今天的问题，是不能光喊口号的，你要给出东西，就必须找到东西的来源。能量守恒、物质不灭，是基本的物理学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那么我们看一看，要实现奥巴马给美国人民许的那些给好处的愿，以及他的“绿色”构想，来源在哪里？


　　我认为，第一个来源只能是实事求是地要求美国人民共度时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这件事当然是很难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奥巴马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高人气，引导美国人民往这个方向走。毕竟，就算是美国真的把碳排放量减少80%，也只不过是达到了中国现在的人均碳排放水平，既然中国人可以做到，也还活着，为什么美国人就不可以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是美国一切“变革”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所谓的“变革”都是空谈。但奥巴马的施政方略和演说完全没有涉及这样一个方向，而是给出可以过更挥霍无度的生活的许诺。这也就是说，奥巴马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喊叫的“变革”，只是一种指望天上“变革”出馅饼的虚伪许诺，而众多的美国人相信这样的许诺，则表明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出息。


　　第二个来源是劫富济贫，即拿美国的富人开刀，从他们那里拿东西，也就是实行偏左的经济政策。奥巴马有这个意思，这也使得美国国内外的左派欣喜若狂。但他上台之后，偏左的经济政策许诺到底会不会兑现？如果不兑现，他辜负了今天怀着满腔希望把他选上台的选民。虽说美国总统选上之后一般都会对选举时的承诺打折扣，但你说话完全不算数还是会有不少问题。如果兑现呢？增税，惩罚那些把业务搬到海外的美国的企业？要是这样，人家企业干脆就不当美国企业了你又如何？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准备实行偏左的经济政策的地方很多，奥巴马如果真这么干很有可能把企业赶跑，那不是给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了吗？


　　就拿眼前的事说，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如果不大幅裁减工人工资，至少减到美国本土的外资汽车厂，如丰田、日产、本田等的水平，就是没救的。即使能救得了几个月，也不过一年半载，还是救不了永远。所以，要救美国经济，单纯偏左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必须有的地方比现在更左，有的地方比现在更右。奥巴马有这个政治智慧做到吗？有这个政治本钱做到吗？我看这些都没有。


　　现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已经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简而言之，就是表明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小政府、大社会”的事你们就不要吵吵了，我该大政府就大政府了；自由市场的事你们也别吵吵了，我该政府干预就政府干预了。这似乎颇有罗斯福的气概，但是，我已经说过，今天美国的问题和罗斯福时代大有不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确实就是一个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今天的美国，本来就欠着债呢，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本国生产能力根本就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求的问题。用同样的药方治完全相反的病症，我看要出更大的问题。


　　我实在看不出奥巴马就能更好地把美国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我已经讲过，美国的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原因，笼统地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老了，美国人“八旗子弟化”了。美国社会老化这个问题使得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1929年那么猛烈，却比那一次更难解决，换谁都一样，但像希拉里、麦凯恩等至少还稳健一点，少吹一点牛。


　　第三个来源是外国人。一是骗，骗外国人的钱。在美国金融赌场穿帮之后，这件事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大家不仅接受了教训，也没钱被它骗了——也许只剩下想去华尔街“抄底”的中国买办还准备拿着中国人的钱主动去被它骗。二是向外国人借。可现如今，欧洲的盟友自身难保，自己也钱紧得很，有钱也未必会帮它。就连美国最铁，也是最有钱的盟友日本，都连续减持美国国债。只剩下一个经常挨它敲打，被它看作潜在的敌人的中国，还在那里执著地增持它的国债，但中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日渐增高，使得任何人，对美国再有深厚的感情，要大把花钱去帮它时，也心有忌惮。


　　第四个来源就只能是抢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超级强大，这是美国唯一突出的长处。我有一位朋友的老板是美国人，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有次美国老板和我们说到美国财政赤字难以解决，国债淹脚面。我说阿拉斯加有很多自然资源，美国可以以这个为抵押还款。他不假思索地说，美国真惨到那光景混不下去的时候，好歹我们还有那么多军队可以出去抢钱，何必卖家当呢？”看来这个美国人还是挺坦率的，直白他们在经济危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军队出去抢钱。我看这是美国人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只不过那些记者、教授、政客们未必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然而，如我以前说过的，美国人去抢伊拉克已经被证明效率不高，如果要抢比伊拉克还强大得多的国家，未必能赚。奥巴马不是要从伊拉克撤军，把力量集中到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更有威胁的战略要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吗？然而，制造或助长紧张局势，挑唆其他国家打仗，然后卖军火赚钱，确实是美国的长项。所以，中东、南亚次大陆等局势的紧张，应该是预料之中的。


　　摇滚歌星式的奥巴马“变革”


　　简而言之，美国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谁当政都不可能轻易解决，但奥巴马摇滚歌星式的执政方式是更不行的。我看他执政不如希拉里、麦凯恩，乃至小布什。有人也许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好，能够制衡一个没有执政经验和智慧的总统，甚至能够制约一个胡来的总统，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可这种说法。但这样一来，美国所谓的“变革”也就成了胡扯了。


　　有人把美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这件事本身认为是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变革，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彻底被清除了，并且认为这是全世界各族人民走向大同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纽约时报》称奥巴马当选扫除了美国“种族屏障”，中国一些学者也说奥巴马当选表明了美国种族问题淡化了。我看还不一定。首先，美国的种族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变坏的可能性都有。种族问题要是那么好解决，现在美国应该早就不存在白人和黑人的分界了——都一起住了好几百年了，早该混血混得差不多了。可事实是白人和黑人的分界还是鲜明地存在着。这次，如果只有白人投票，奥巴马还是输了。有些人说奥巴马这次已经创造了近几十年民主党在白人选民中的最高支持率，但是，考虑到小布什这些年内外政策的不得人心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奥巴马是个白人，我认为他一定也会在白人选民中获胜。再次，你看看麦凯恩承认失败的讲话时的场面：在场的几乎都是白人，当麦凯恩说祝贺奥巴马当选时，全场一片嘘声。小布什在临下台时有个讲话，告诫共和党人不要对于奥巴马仇恨过甚，这恰恰说明了在共和党内部对于奥巴马的怨怼超过了以往一般的政权交替。我认为，美国的一些种族主义观念较强的白人反而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变得更“种族主义”，并有可能更多地从思想转化为行动。当然，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白人正沉浸在他们的国家选举出一个黑人总统给他们带来的道德优越感中，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愿意给奥巴马较多的时间来取得成效。但我认为，美国人的这种欣喜如果没有奥巴马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实质性利益迅速跟上，希望很快就会转化成失望，这时候他们本能的种族主义情绪会不会又上来？


　　从国际层面上说，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大大复杂化了，我怀疑奥巴马能做得更好。奥巴马当选，欧洲的欢呼声比美国本土还强，期待美国会放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一味强硬。但放弃单边主义和强硬政策，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伊拉克问题。奥巴马准备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在上任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把力量集中于阿富汗吗？现在很多拥护他的美国人民都盼着他兑现诺言呢。可如果他真这么做了，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很难说。现在能说的是，奥巴马准备把兵力集中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以加强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围堵，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另一个俄罗斯问题，俄罗斯对于美国的挑战姿态是明显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奥巴马当选的同一天发表的国情咨文强烈谴责了美国，并明确宣布：由于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拒绝解散导弹部队的三个团，同时准备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摆明了强硬对抗的姿态。比起冷战后那一段美国一极独大的黄金岁月，俄罗斯的对抗姿态使得今天的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大大复杂化了。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这都是个难题，奥巴马就能做得更好？我怀疑。而恰恰由于奥巴马是属于少数族裔的黑人，在国际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他会受到比一个白人总统更多的批评和怀疑。


　　这次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去了200万人，气氛热烈到了极点。毫无疑问，在今天它的民众陷入茫然无措的情况下，美国需要一个摇滚歌星似的总统来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让大家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困窘。真正优秀的摇滚歌星凯莉在现场把大家的情绪调动到如火箭一飞冲天，但戏散了大家还得回家面对现实。我认为，无论现在美国人民多么热烈地拥护奥巴马，只要他不能立即带来明显的好处，美国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他的拥护、国民的团结，很快就会转变成怀疑、批评和分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当今这个困难时期，由少数族裔担任总统，立即成功便罢，否则就很快会转变成劣势，他会得不到多数族裔背景的总统所能得到的那种谅解和信任。


　　我在前面的大多数判断，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的。我无意于“jinx”美国，我只是说出自己的一些疑问，提醒大家除了一片乐观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我衷心希望美国人民成功。从中国的角度说，我们需要的是警惕美国出现严重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选择战争或挑唆战争。所以，张兆垠将军2008年12月2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主张“我们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乃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




      十四、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十五、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对于“浪漫开放派”人士来说，大概他们感到最难堪的就是这一点，面对西方，他们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一场，不就是朝着你们贴近吗？还要我们怎么把话说透底呢？我们急吼吼跟尼泊尔毛派划清界限（才不管别人骂我们怯懦呢），我们对很多国际事件哼哼哈哈，不就是为着去抹平“洋大人”不快的记忆吗？什么“斯巴达国家”，什么“红色中国”，我们在竭力抹平这个，你们为什么还抱着“洋教条”不放呢？


　　这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主张，不惜闹崩了都要去坚持的主张，就是一个坚守底线的问题。什么“情绪化”不“情绪化”？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的人，不妨去想一下：这么些年来，西方和中国，到底是谁在考验谁的耐心？难道被打了脸不作声，那才叫不“情绪化”？习近平最近在拉美对华侨讲话，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外交场合，在民间国际交流中，经常看到某些批评、某些挑衅，经常有中方人士这样激愤反问：你要我们怎样做才能满意？


　　搞外交，并不是某些“棒槌”想象的那样，未必是佛陀一样的不形之于色，大多数时间也并非酒杯亲善，就像20世纪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题材”电影，把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场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象涂抹一番，说一些欧化句式，哼哼哈哈，整个肉麻了得。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国代表脸上悠悠地喷烟，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总理在以色列领导人面前愤而离席，可以看到克林顿面对日本学生鲁莽的问题显示出的窘态，可以看到鲍威尔讲话指责南部非洲内政问题时国际会场的惊讶的尖叫和激动的抗议（甚至还有要上台扭打的冲动表现），可以看到卡洛斯国王打断查韦斯“你为什么不闭嘴”，看到当年的纳赛尔像呵斥小孩子一样呵斥卡扎菲上校和侯赛因国王。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情感抉择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规律，爱显示自己见识广的装蒜“高人”从来认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这不对的，国与国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点，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就是。虽然现在大家批评这个法则很野蛮，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了，事实上，国际关系上，以“温情”之壳行使冷酷野蛮之实的事，倒是比比皆是。看看《卢旺达饭店》，不就是这样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对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级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国通，他们跟我们的领导人打交道，喜欢说一些家常话，比如这样的话：我们是向着你们的，其实我们特理解你们，理解阁下的职务压力（这是特别聪明的西方信使的口头禅，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这里面的善意成分，因为当年，他们对乌干达的伊迪?阿明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有国会，我们给国会、给少数党领袖面子上得有个交待，所以我们得现实一点，你们担待一点，……诸如此类。


　　早些年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切磋的时候，可不可以如法炮制呢？可不可以也这样说：我们特别不愿意这么做，可是我们国内的民意汹涌啊，人民提高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你看，这回你们就担待一点吧。


　　所以，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又想起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有条件决裂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果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


　　再说到情感选择，其实是人类交往中极其高端的形式。我们经常看到生意场上，老总之间闹掰了，会扔下一句话：你算计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在玩我！这里，生物性的反应可以暂时压倒一切。这种反应，也可以是决定性的。


　　国际间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我觉得中国网民对这个人的评判并不幼稚。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发表了一些乱弹中国的讲话，比如“把婴儿放到水里煮”，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就不会把水平放到他的层次的，甚至还以友善的态度来打趣。但是萨科齐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机会主义，他的玩法，连在生意场上都无法容忍，以民间经验来回击他，惩罚整个法国，并不低级。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里有个“发贱鬼”，客人话语温和地向他讨茶喝，他会跳着脚骂人；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他讨饶，不但有茶，点心也拿出来了。萨科齐就有点像那个“发贱鬼”。不把他彻底教训一回——就像诗人王琪博常说的黑社会原理：要弄就弄痛！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不这样，一定于事无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能不能显得骄傲一点呢？能不能使用“惩罚”这个词呢？能不能搞一点中国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于承担一定的折耗呢？记得在最蜜月最“开放至上”的年代，我们都敢于把卖台湾潜艇的荷兰惩办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十六、萨科齐见达 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这次萨科齐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没去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议，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会是德国，一会是法国，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日本，一会是他们的中央政府，一会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反正总是有一个冒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给中国添恶心；而中国的回应呢，一如既往，都是为了对这个冒出来的表示抗议，而大给其他人好处，似乎是想起到某种激励作用。可是长期看下来，他们当中这个冒出来的，始终在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后天是丙，几圈下来，一个不拉，全都大大地捞到了好处，没有一个真正是受到惩罚的，你说他们是串通好了轮流来的，都一点不过分。而中国这种给其他人更多好处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激励作用？我看是什么激励作用都没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别人当猴耍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国家对于遏制中国，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不可能用这种类似于幼儿园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进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实际力量，他们虽然力图遏制我们，却也不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还得跟我们做生意，同理，以我们今天的实力，也还得跟他们做生意，我们还不具备跟他们全面翻脸的实力。对于他们给我们添恶心的回应，要么是直接惩罚那个国家，如果惩罚有困难，则只能先不理会，但决不应该用奖励其他西方国家的办法去回应。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买美国或欧洲的大飞机，既然不得不买，我们就没有以不买西方国家大飞机来惩罚他们的能力，那我们也就没必要以买谁的大飞机来作为外交杠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应该完全不考虑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们今天说美国惹了我们，所以去买空客，明天又说欧洲惹了我们，所以去买波音，几个轮次下来，他们还可以借所谓的政治上“友好”而抬价，我们自己却成了傻瓜。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呢？难道就是不回应吗？我认为，可以有很多的着眼于长远的回应。首先，我们应该让中国国民清楚地了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样利用了他们的技术优势欺凌我们的，我们要不受他们欺凌，就必须把自己的产业技术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自己的先进燃气轮机，自己的先进的数控机床，自己的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等等。其次，我们的主流媒体，早就应该停止对于西方人的美化、神话了，早就该告诉国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国的电视早就应该告诉中国人：巴黎的地铁、巴黎的街道有多么肮脏，这一切有很多中国民间的“普通”驴友所拍摄的照片为证。而这一切都反映了法国人素质的低下，以此作为对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达赖抛媚眼的回应，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丢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们中间有哪个大善人是对中国更好一点的，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十年前就写过《光荣孤立论》，那里面的思想今天仍旧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一切回应，都不是直接针对外国，而是着眼于练自己的内功，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


　　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发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赤裸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发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十九、中国可以不说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
      一、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二、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小东、纪苏这些人，可以说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20多年，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题目定在“心理性悲剧”。从日常感受和媒体人的角度，从一个比较低端的落点，讲一讲堕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学是怎样在我们国土上扎根的。这些想法跟我的经历、见识也有关系。


　　“歹徒与大巴的故事”别解


　　我觉着，一切对于时局、前途最高深的问题先不忙着复杂化。不妨用最寻常的成功学道理和励志小书的思维路径，从平衡损益的角度来剖析某种日常性情绪的弊病，这可能对改变我们“无着”的、空落的现状有一些实在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剧就是狂躁型的愤懑不合作主义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据说，还有人把“论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纳入学校课本里去，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扯淡。早几年我采访中国著名神童张炘炀的父亲，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心得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Q版语文”的时髦读物，什么大灰狼其实很有爱心，小白兔其实最不是东西。正说的知识他都没有理解透，你上来就给他灌输反着来的、对立的、粗犷的、“解构”的，你不是对孩子不负责吗？


　　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现的问题了。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说同强大丰沛的市民情怀对决，那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回过身来再想这个事儿，想一想后来的那些叫嚣。什么叫“范老师勇敢地说出了真相”？什么“皇帝的新衣”，在这个马戏表演里，这个寓言适用吗？难道标榜一种无耻、实践一种无耻在当今的中国还需要勇气吗？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是一丝不苟地实践着无耻的人，还是苍白无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当着凤凰卫视执行台长的面质疑过这个事，台长是这么解释的，老百姓确实很反感那类装腔作势的道学家，道学说教对中国的社会太有害了。我觉得台长这句话有点片面性，黄纪苏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伤痕文学的惯性还要延续多久呢？具体地说：就是一句老话，这还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时代，在蛇口把几个“青年导师”掀下台的时代，这样反潮流还有意义的话，今天你还这样彰显丑陋来对冲正统，理由是它其实有“率真的魅力”，这其实是矫情！这不是教会最纯朴的人都去撒娇吗？纵容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撒娇，为臆想中的假想敌而愤怒，而耗费情感，从而绝望，拆台，实际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往高里说，是在摧毁民众的士气。


　　我真切地感受到愤懑的摧毁性，无序的愤怒不会让任何人受益，愤懑对每个人积极情绪的摧毁，对希望的压灭，对秩序、共识没有底线的消解、拆除，这一切失败主义的情绪给我们心理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损。现在普遍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辆大巴，将漂亮女司机拖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一瘦弱书生奋起，呼吁，遭歹徒殴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机复上车，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抗议，终被幸灾乐祸之乘客及司机逐下。大巴开动，至一悬崖处直冲下山。车毁人亡。书生闻之，始悟美女怪异之举动，大哭。


　　这故事很震撼，对于读者来说也很过瘾，媒体人可能非常愤怒：这为什么不是真人真事（其实非真人真事也无妨，媒体营造的虚假情感故事，我们见得还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不太讲求新闻与传闻的界限，把它当新闻来读。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灵的镜像、心理感应的真实。但是那种透发其中的“愤怒突击”式的情绪释放，强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戏剧性编排（其实是一种牵强的编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镜像凸显着末世的疯狂，谁看出它的恐怖性？谁能体悟到，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实际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女司机和书生“两情相知”的悲情之中，弃一车的遇难者于不顾，漾起一种自以为崇高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孩子编写的，我并没有指责作者的意思，但是这种极端幼稚的情感和设置，复仇想象的大快慰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这就让人想到，“因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义性”，这种自以为是的“厚黑”、非人类的心理症状、不惜“与尔皆亡”、鄙弃社会的潮流暗涌，实在是不爱惜自己，与自己为难了！


　　我分明听到，欢呼着那个崩盘的“拐点”滑翔而去的时代凯歌，到处是秘密的喜悦，人人都在等着“好看”，等着分一杯羹；我分明听到“参议院乌鸦”戈德华特的声音在中国的论坛上回荡：“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不是美德！”


　　对内政状况的不满，从改革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迹象。情绪释放时代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报纸上谈30年改革感受，讲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遭遇。酷暑天，我家那个小区停电，如是反复，电力部门来了好几趟都不能解决问题。居民们急了，堵住工程车不让走，酿成小型群体性事件。我赶忙打市长公开电话，殊不知，值班干部呵斥我：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同歪风邪气做斗争，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一点：官员的傲慢愚蠢，将来肯定会导致大问题。现在，问题层出。依照民众的情绪审视国策，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国民动员体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开始，这也是全民性的胜利。能不能以更积极的、正面的心态迎接这个？能不能从“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种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态度来把握形势的走向？人总不能靠冷嘲热讽来打发日子。无厘头的八方洒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国化”的情绪，来支配这种愤怒。图了爽快，糟践的是自己。


　　关于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悲剧性的心理现实,往偏锋里说，就是有时我们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侦探小说大意是讲，歹徒绑架了一列火车上的人，跟警方讲条件，把赎金搬上火车，每一站我们释放一批旅客，到了终点，警匪之间再摊牌。小说的结尾是火车到达终点之后，警方回过神来：不好，上当了，被误导了，擒拿的对象已经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经混迹于前面各站被释放的旅客中离开了车厢。车门口的持枪歹徒其实是乘客扮演的。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恐惧在统治着这列火车”。


　　这个故事放在现在的环境气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当我们把一个愤怒的对象人格化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列火车里头，有人在发抖，我们会获得一种发泄的满足，会为可能出现的秩序颠倒而鼓舞。我们料想不到的是，那里面的人会离弃，会轻盈地解脱。至少在这场心理性悲剧里，除了极少数的焦点人物外，是普遍的“与我无干”的轻松心态。作协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请客会友。席间，作家朋友们颇有些“明白人”的议论，会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发的潜台词。我和马松私下感叹：这简直就像一个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种不祥的体制、一些可笑的事，而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武林外传》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们的讪笑和妒忌。但“拐点”之说，真是找准了感觉。问题是我们这个“拐点”怎么一个“拐”？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且让我们快慰而鼓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现今和未来建言。


　　可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进时代的“低调俱乐部”角色。因为这种“高歌猛进”是贴着人家的，是一种调子怪怪的极其势利心态的“激进主义”。因为有这种真实情绪在，起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想打算掩饰的双重标准，同样是民众高涨的情绪，只看到对内政状况不满的强大精神现实的热切关注，而同样强大的另一个精神现实——对西方欺凌我们的民众反应，那种则加以痛斥、辱骂、压灭、有意地误读。是的，痛快地说，有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一种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性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本土愤懑热情也难免，但是像南方报业这样长期一以贯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帜鲜明，永远传承，也是难得的风骨。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现实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质问我的——（西方）羞辱了谁？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这种对撞，王小东就活生生领教过。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级电视台对“抵制家乐福”做了一个话题pk。一个海归艺术家跳起来大骂：“你这是讨政府的好！你们就敢抵制家乐福，别的你们敢抵制吗？”他最为精彩的一句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爱国，爱国是强势，你爱国是站在强势一边，作为知识分子，你爱国是你的耻辱！”且不说谁讨了政府的好。这种表演就是简单粗暴，愚不可及的简单粗暴。


　　这种不求上进的简单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这样的对答：


　　“为什么西藏人大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独人士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中国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爱国真是“强势”吗？至少在媒体的把持者那里，在“高等华人”的裁判下，是强势吗？王小东和那位海归艺术家的对决，后来两人都在博客上有说辞，然而，新浪博客的编排是扬抑分明的，指控王小东的文章摆放在显眼位置上，而王小东的反击文章被摁在角落里，到后来看到没有扭转海归的不利局面，干脆把王小东的文章从首页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对民族主义的海归一人在显眼位置。这种拙劣的“拉偏架”，宋晓军看不下去了，打了电话给新浪博客，告诫他们不要太过分，版面编辑这才不情愿地改正过来。


　　回到开始用的那个列车的比喻，黄纪苏讲到的一种感觉是非常对的，我们游走在一种惯性之中，还在像祥林嫂那样说“伤痕”，还在说“解放束缚”，是不是该说点别的？


　　这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悲剧，也是记忆的悲剧。记忆的悲剧导致历史观的自我矮化，这个“功德”，该归功于谁呢？





      三、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四、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一位朋友说起中国的股市，不免痛心疾首，他在股市里损失了几十万。相信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老百姓不在少数，据说中国股民目前还有4000万，最高峰时总人数差不多有一个亿。这么多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为何就烟消云散了？这些财富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并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情，但是，看看是谁把中国老百姓拼命拉进股市，并以各种各样“先进观念”“国际惯例”向老百姓灌输股市赚钱的方式，也许能使人们看清一点真相。中国的股市、金融是最美国化的领域，是被来自美国的“海龟”们最高密度把持的领域，或者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房市、金融领域是经由在中国的买办们，与美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之一。


　　改革开放30年了，到了今天，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危害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模式，还是要变成美国的附庸？


　　当人们说中国的教育现状问题很大的时候，想一想，当初乃至今天，是谁把美国式的教育当成最好的教育模式，并向中国大力引进？当人们说中国的医疗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的时候，想一想，当初是谁大力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对中国的医疗制度实行改革？当人们对中国的房市怨声载道的时候，想一想，当初是谁把“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变成中国房地产的心理推动力？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凡是对美国模式顶礼膜拜、仰承鼻息的领域，改革的结果几乎毫无例外是中国老百姓遭殃。


　　独立自主的中国与依附美国的中国，差别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社会财富的转移和聚集方面。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


　　当人们说中国的污染极为严重的时候，是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加工厂，以至于中国制造得越多，污染越严重，美国越赚钱？当中国人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是谁又让中国人用几亿件衬衫去换一架美国飞机，却不愿对中国自己发展大飞机进行投资？当中国积累了一些外汇储备，又是谁将这些外汇变成巨额美国国债，让中国穷人把血汗钱借给美国富人？还合演了人民币对美元单独升值的“无奈”？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让中国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


　　当中国人对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满的时候，是谁在说中国人有“仇富心态”，并为富人们竭力辩护？有多少社会精英们领着美国各种基金会的课题费，做着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研究？有多少中国的官员、学者、媒体人士，由美国出钱，到大洋彼岸，一次次集体出美差？或者自己花着中国老百姓的钱，为美国经济作贡献？当中国人痛恨腐败的时候，是否还记得一些亲美人士曾经说过：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一位中国某著名高校的著名学者还大放厥词说：腐败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如今，当全中国人民对腐败痛恨不已的时候，他们又摇身一变，将腐败说成是体制僵化的结果。说实话，让那些“僵化的老土”们去搞金融腐败，我还真怀疑反对将中国美国化的“老土们”是否有这个知识和能力。同样是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被美国总统接见后激动不已，竟然说出“中国应该分裂，应该做美国的殖民地”这样的高论。还有著名学者公然宣称，中国就该“给美国当孙子”。与阎崇年主张“中国各民族应该融和”相比，谁更像汉奸？


　　中国需要改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中国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为第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存在着对马列理论教条化的现象，如今，中国某些精英们，对于美国的方方面面，也同样存在着严重教条化的倾向。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状况，硬生生地将中国绑到美国的战车上，其中一些人是靠出卖中国利益的得利者，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的附和者，以为他们所描述的美国天堂真的能在中国出现，却不愿想想，所谓美国天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今，当美国天堂开始轰然倒塌的时候，他们还寄希望于真有所谓上帝会独独钟爱美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应该的。在这样的学习、了解过程中，某些人产生亲美的思想也很正常，但是，将亲美变成依附美国，将美国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唯一出路，并且将亲美势力变成社会主流，将凡是反对盲目崇拜美国的意见和人士，都扣上“反对改革”“民族主义”“专制独裁”等危言耸听的帽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些极端亲美的精英，这些为了美国而大肆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买办们，嘴里高喊着自由、民主，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洋奴。这些洋奴不光使中国的经济变成美国的附庸，在思想和人格上，也成为美国的附庸，在洋人面前，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五、睁大了眼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近代以来，中华帝国体系的大厦颓然倒地，鼠奔狐窜，我记得头些时看一篇谈19世纪末泰国脱离中华体系、扎英国怀里的文章，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传统决堤般流失，多少精金美玉失而不可复得，西方什么样的瘪三都来大摇大摆地登门入室。弱国不单没有外交，也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艺术，甚至没有男人。20世纪末以来保守主义情绪潜滋暗长乃至起家树誉，无论哪种版本，的确都有可同情之处。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算水分很大），毕竟为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敢定睛看看过去，才敢放开胆子想想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回首整个20世纪，我们大部分时间混得跟无照摊贩似的，东投西靠，哪儿有现在这条件？现在想想林琴南、胡先啸他们对西化发了点牢骚，其实也不算怎么过分，竟被仁人志士围殴痛歼。我怀疑英文法文中是否有“遗老遗少”这样的词汇，我想即便有，也没有现代汉语中那种活人穿寿衣的感觉。这是失败者的命运，不怪抱朴守拙的一方，也不怪激进奋发的一方。今天看到一些人宽袍大袖粉墨登场，无论是祭孔还是什么“汉服”运动，觉得好玩之余，也未尝不感到一分欣慰，因为中国总算有了摆弄这些的国势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这100多年的现代化的确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强加给我们的，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同时，也要承认，光靠传统我们走不出近代大危机，还要靠现代化。你喜欢柏油马路也好，不喜欢柏油马路也好，那是必由之路，花蹊柳径是走不出去的。数理化谁爱学啊，但你得揣上它，这样才走遍天下都不怕。另外，我们也要承认，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符合人类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对舒适、清洁、快乐、富裕、健康、长寿、便捷这类古老而恒久的价值追求。坦率地说，没有西方扩张，我们或迟或早也要走上这条路。头些日子翻阅《厕所的历史》，非常有趣。按照当时西方游记的说法，清代的北京是一座臭烘烘的城市（巴黎、伦敦也好闻不了多少），抽水马桶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的普及，欧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确是得益于工业文明的欧风美雨，虽然鸦片炮舰也是那阵风雨送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因为了不起，他就唯我独尊，就多吃多占，就欺压其他民族和文化，这样就引起后者的反抗。这反抗包括了学术、文化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批判的基本立场和大方向是对的：自由落体运动放之四海皆准，但你西方的社会人文经验包办不了全世界的事，还差得远呢，别太膨胀了！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因为批判“西方中心论”而不分青红皂白，把科学、理性也一网打尽，那你是走不了太远的。毛泽东早说过，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很多事情的确需要两头想，多想俩来回。


　　关于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技术跟中国传统知识中相关部分（以及世界其他各处的所谓“民族科学”或地方性知识）的关系，我曾跟友人讨论过中西医的例子。友人认为中医的思想方法属于整体论，应高于尚处在原子论的西医。我理解他的出发点，但觉得这样的说法失之偏颇轻率。其实世界各民族前现代阶段的知识，都有整体论的倾向。西方的医学知识走出这种整体论，应该说一种提高和进步。偶尔读到上世纪60年代出的《医学常识问答》。问：民间“十滴血一滴精”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答：没有，因为根据化验，精液的成分基本为水，余下为少量蛋白质之类，因此“纵欲伤身”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


　　那时的西医的确停留在原子论的初级阶段。但今天的西医已经不这么看问题了，它找出了精液与免疫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房事过度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这样的西医知识，便与瑞大叔、西门庆这路人活不长的民间经验握手言和，尽弃前嫌了，而且是在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认识层次上。


　　关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似是而非。这个现象今天与其说是医学认识上的事实，不如说是医疗体制上的事实。一个患者左手发麻，西医会让他查神经，查颈椎，查心脏，查脑血管，而不会攥着他的手不放——会攥着他的钱包不放。心脏虚弱，西医也会把原因找到两三尺之下的腿部肌肉。由于分析多了，分析深了，知识就从经验上的简单相关升级到复杂的因果联系。原子主义或许仍是今天西医的现状，但肯定不是它的趋势，它的趋势是从原子论走向更高的整体论。相比之下，中医的“整体论”因为没有经过一个非整体论的过程，基本还在《金匮要略》那儿原地踏步，屈指一算已踏了近两千年了。“文化保守主义”老前辈陈寅恪说中医“有可验之功，无可通之理”，应是平允之论。物理学进步了，化学进步了，生物学进步了，但都没有深化中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它还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那一套。由于“理”停滞不前，它在某些“功”上相对于西医的优势迟早也会丧失。总之，应该对中国与西方、对传统与现代化做新思考，但一定要守住“实事求是”命门，不要把这100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进步都思考没了。




      
六、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邪里邪气的“文化”与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国如果没有了大目标，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个大报的记者采访我，让谈谈宋祖德的问题。他们的切入点是所谓的“伪道德卫道士”和“侵犯名人隐私”。我说，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那你们和宋祖德也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有几个人拿宋祖德当道德卫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开开心。现在的媒体一个劲向下三路看齐，正经事不谈，光扯淡，才使宋祖德这样的人应运而生。但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如他报导陈云林见马英九，说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很重要，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细节？两个人的眼神！要说两个人的眼神确实非常特殊，这也算是新闻热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完全是没话找话，这难道不是扯淡吗？


　　中国在文化上的衰败不应该只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30年，衰败的过程比这个要早得多。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确实被人家在物质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后，大多数人丧失了所有自信，赶紧模仿。而那些没丧失信心的，如遗老遗少，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有见识的东西来，不值得称赞。要学是对的，可那么着急地学，咱们可以想象，肯定学不太好，要接轨，很难接，是有一个过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没有衰败到这个样子。日本应该说变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没到我们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原创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以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还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头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东亚黄种人文化的源头。


　　卡拉OK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是跟日本学的。日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创的。比如绘画，东山魁夷，人家学了西方画又保持了东方精神，咱们拿得出这样的画家吗？真的拿不出来！从物质文化角度去解释，日本受的打击比中国轻，站起来比中国快，比较快就恢复了自信，比较快就比中国有钱，文化要来自于物质的相对充裕，当时日本也不阔但是比中国有钱。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钱，但因为隔绝了，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创性来了。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风吹，战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会，但是这些歌他们能用中文唱出来，字正腔圆。我决不是说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讲一个文化现象，文化传播有自己的规律。


　　日本人会唱“文革”歌曲，当然跟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文革”歌曲未必优雅，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个种类。当时也还有一些音乐是比较优雅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并不坏，而且后来这些音乐被电影大量反复引用，就说明这些音乐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垮了。这种“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进了国外物质文化的缘故。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当中精神上已经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精神上已经垮掉了。这个过程，严格讲是精神上先垮，物质文化在后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质文化上跟进来。


　　还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中国流行文化主要源头在日本，不喜欢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大目标对于文化的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大目标，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大目标没有以后，精神上颓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站得住脚的文化产品的。


　　我再重复讲一遍，就是百年奥运这事。“奥运会是中国百年梦想”这个口号提得相当糟糕！奥运会是件好事，办得也不错，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就不是事实了。中国百年一开始的梦想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成功之后有一段的梦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类。


　　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梦想，那么到了现在，中国还得有大的梦想才可以，要比奥运会这个梦想大一万倍。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前”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要是昨天到今天这么说也对，可你甚至不要说八九十年，就算说个50年，好像也不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几十年中比奥运会大一万倍的有的是。记得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之后不久，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我，用非常蔑视的口气说：这次你们申办成功了，你们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当时一拍桌子说：“你懂个什么？中国作为屹立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超级大国，办过多少比奥运会大的事！不讲几千年，就讲最近几十年，中国办过的事比奥运会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打不比奥运会大吗？”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


　　关于范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现场的志愿者，他们说教师当中像范跑跑这样甩了学生先跑的，他们只听到这么一例。这帮知识分子给范跑跑找理由，说人到那个时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像范跑跑这样的教师绝无仅有，而像谭千秋这样的教师却有许许多多。


　　范跑跑后来发了帖子，刘仰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他承认，发这个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亲妈也不救”那段话加上去更是故意的，过去根本没有这么想，写的时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谓的虚伪的道德神经，他就是这目的。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在思想层面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们的误导，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机压力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很优秀的，素质相当高，远远高于欧美民族，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积淀出来的高素质，已经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


　　有些人一听你说中国老百姓素质比欧美民族高，又要跳起来了，他们马上会提出随地吐痰的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我去英国，在泰晤士河边，看到满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迹，烟头、烟盒等等，实在是挺脏的。口香糖的痕迹肯定比单纯的痰迹难刷掉，据说英国政府每年要花好几千万英镑来刷这个痕迹。讲素质对比，我们可以把泰晤士河边跟上海黄浦江边比较一下。我们不能讲黄浦江边上比泰晤士河边上干净，其实这两个地方差不多。但是黄浦江边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边的高得多，那么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游客人均造成的肮脏和污染，肯定比英国少多了。你说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更高？


　　我把这个见闻贴到网上，又有一些人蹿出来，说我去的肯定是伦敦穷人区。我告诉他们，从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只要20分钟，如果你说女王也是穷人，女王住的是穷人区，那我也没话说了。


　　随地吐痰是坏事，不管外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你们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中国国民性比外国人低劣的证据？汶川地震中，中国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你们为什么就熟视无睹？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很多年前，我儿子上幼儿园时，被小朋友称为“刘闹闹”。因此，“范跑跑”“郭跳跳”这两个2008年使用频率很高的媒体用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习惯用语、智力水平有一拼。


　　我对于范跑跑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只能对他在地震后的小事说点看法。范跑跑这件小事，肯定要涉及道德问题，也肯定要涉及自由问题。批评范跑跑的人总离不开道德标准，维护范跑跑的人也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两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件小事放大了说说。


　　范跑跑的行为及其理论依据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有些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批评范跑跑的“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仿佛范跑跑玷污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这种观点似乎在说——你的自由不是自由，我的自由才是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最终又变成抽象概念的思维操练。其实，只要看看范氏“跑跑自由”产生的背景，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现在不会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为的时候，像欧洲中世纪一样，不能脱光衣服了。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老式自由经过变化，现在与新式道德产生了一种平衡。在曲线上说，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个互相的让步。范跑跑的第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经不时髦了。


　　第二，职业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过几百年老式自由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个人自由还不够，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场合有用，在很多非公众的职业场合，个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实，职业道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中世纪宗教所规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强大，因此，在那个年代，职业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没有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比古代要多，职业道德的规定和约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况下，地位越来越高。范跑跑的第二个失误就在于他忽视了祖师爷们已经提升了职业道德的新动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时代尴尬：接轨接出了鬼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50年后人们再回头来看，中国今天学术思想的贫乏，包括文学，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最多耍一点小聪明！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他居然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


　　跟哈贝马斯握一个手又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三哈”——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把“三哈”敬成这样的一个知识阶层，怎么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呢？


　　过几十年来看的话，我们的后代会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贫乏感觉丢脸和耻辱：什么都没有！钱钟书写了《围城》《管锥篇》《谈艺录》，那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般罢了，就被捧成这样。韩寒更不灵了，无非就是卖了一个80后的偏门。


　　关于制度对于思想原创性的影响，我曾想写一篇文章，叫做“香港的管家学术”。因为我跟香港人接触，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学术”，95%是引用外国说法，外国甲怎么说，外国乙怎么说，外国丙怎么说，天干地支他们全用完了，还不够。然后自己的5%说一件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事。可我们中国大陆还跟着学，还以为西方学术标准就是这样。咱们凭良心说，西方学术今天扯淡的也不少，可还不至于到香港这个程度，包括像拉美国家我也接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毕竟还是一说就直接说问题，一说就说到关键。


　　为什么叫管家学术呢？我们知道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高工资，比美国教授工资高多了。我认为这是英国殖民的结果——英国深谙殖民之道，他们大概非常清楚，中国人非常敬重读书人，连写字的纸老百姓都会给你收起来，送到文庙去烧掉，所以把知识分子高薪养着，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有一条，你是奴仆，你有自己独立思想是不行的，我养着你，让你穿光鲜的衣服可以，但是不能想事。想事得英国人自己来，这个是主子干的活。主子想完了告诉你，你翻译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可实际上他们连翻译都没做好，中国人听不懂。我碰到一个官员从英国培训回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把英国人挺明白的话都翻译成听不懂的。我说这就是叫故弄玄虚，其实他自己连很简单的道理都没弄明白，所以就故意云山雾罩地翻译出来，让你看不透他。


　　大陆跟着香港的路子走，有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原因，也有中国制度本身的原因。它跟英国殖民者的想法差不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英国殖民者跟你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中国官员们跟我们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人，实在不应该把大陆学术也搞成“管家学术”了。


　　香港“管家学术”本来是最糟糕的一种学术，现在大陆都学了这个。高校老师写的论文，99%全都是废话，什么意思都没有，生造了一堆不沾边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这么摆那么摆，绕来绕去，排列组合，就算是“论文”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画评家，辛辛苦苦品头论足，写完最后一字以后，回头一看，自己看不懂了。中国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章也会出现这种离奇的现象，写完以后自己也看不懂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啥也没想说，就是扯淡，骗钱！中国现在学术界掺假比三鹿厉害得多。网上说笑话，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掺奶粉，其实当今中国的学术就是在三聚氰胺里面掺奶粉，到最后基本上没掺奶粉，就全是三聚氰胺了，直接拿三聚氰胺当奶粉卖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应该出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个大舞台。所有大的戏剧，其实都在中国舞台上，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记得那次我骂丁学良：“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很差劲，但是有一条，人家是实战打出来的，你丁学良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打过实战吗？你说别人不合格，你没有资格。”那次我跟杨帆在博客中国说：“骂也得我们骂，你没有骂的资格，因为这是我们主子之间的事。主子可以骂主子，你一个管家骂主子，你懂什么啊？”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但就是这帮所谓的“主流精英”，把我们对于本土的认识，都说成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连余英时（虽然他自己的问题也很严重）都看不过去了，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在西方能有点出息的，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说中国的话。


　　西方学术也有很差劲的，当然比“管家学术”强一点。我们还记得1996年有个“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攒了一篇完全胡说八道、杜撰好多概念的伪论文，寄给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想检验一下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编辑还真给登了。登出来以后，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哈哈大笑，说我玩你们呢，我这文章都是胡说八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假的，你们说你们的学问是真的吗？你们有鉴别能力吗？知道哪个有意义，哪个没意义？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个大目标要干大事，你会发现，这种扯淡的事我没工夫扯。我们要干实事，一是一，二是二，包括一些理工科学术腐败也会立即穿帮。比如2006年引起极大震动的汉芯造假事件。如果真的有一个大目标，做汉芯我不是为了报喜，而是按照目标一步步上，要量产，那一下就穿帮了。量产你总不可能拿美国的芯片来把字磨掉了吧？那成本也太高了。所以大目标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当真的设定一个大目标，这种扯淡，这种假冒伪劣，立马穿帮。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数字，观者都说像“1—9—2—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紫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地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囵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房。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的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太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陆先生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题外的慨叹了。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的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的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象。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过问，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汤汤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罢。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的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瑙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做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他文章不长，警语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份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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